历史的发展表明，任何一个时代，其最新的科技往往首先应用于兵器制造领域，军事技术的进步在科技上呈示领导性的意义。换言之，最先进的工艺技术首先应用于军事，最优良的资源优先配置于军事，最突出的科技效率首先反映于军事。可以说，一个时代的兵器水平往往反映了该时代的科技发展水平。

在这个意义上，兵器史的研究对于科技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众所周知的是，宋朝是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一个高峰，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发明”中就有三大发明最早出现或应用在宋朝，那么作为反映一个时代科技发展水平的兵器的发展能否反映这一事实呢，这个问题也引发了作者极大的兴趣。

一、兵器在宋军中的装备及编制

总体来说，宋朝的武器装备是超过了前朝的，与同时代的辽朝、金朝、蒙元等相比，尽管也有落后的方面，但总的说来，也是要先进一些。宋军装备以弓弩等冷兵器为主，到南宋中期和后期，火药兵器已较广泛地装备部队，但仍居次要地位。

宋军中兵器的配置是以弓弩为主的，自北宋至南宋，弓弩手一般都占了军士的大部分，弓弩作为主要兵器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仁宗时，尹沫在谈到宋军中兵器的配置时说，“诸处马军每一都枪手、旗头共十三人，其八十余人并系弓箭手步军每一都刀手八人，枪手一十六人，其七十余人并系弩手”。

按当时的军制，马步军中每一都均约一百人，而其中弓弩手均占了军士的大部分。到了南宋时，宋军中情况也大致类似，当时“诸路禁军近法以十分为率，二分习弓，六分习弩，余二分习枪、牌”。对于这种以弓弩为主的武器配置，我们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战争从最开始贴身肉搏的近战逐渐发展到远程攻击应是军事技术发展的一个潮流和趋势，这样是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己方人员的伤亡，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攻击敌军的效率。二是由于宋军的作战对象决定的。

辽、西夏、金、蒙元等皆为马上民族，骑兵为主，而对于宋朝来讲，其传统战马产区几乎均被敌对势力所占据，军中战马奇缺，而主观上又不重视骑兵建设，所以只能以步兵为主，而无法像汉武帝对付匈奴一样以骑兵制骑兵，就不得不倚赖长程武器来攻击对方。

同时，由于宋朝生产力发达，弓弩等兵器远胜过其他骑兵民族，也为这种战术提供了可能。如宋金和尚原之战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在当时，金军最大的优势是骑兵，但在和尚原的山地形势中，骑兵无法发挥其威力。另外，金军的另一优势是坚忍耐战，而宋朝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弓弩等兵器远远胜于金人，吴玠正是利用己之所长制服金人。

据《吴武顺王磷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载：吴磷“率师拒战数日，率以劲弓强弩扼其冲，以骑兵邀其傍，间绝其粮道。虏不得休。伺夜，虏将饭，然火营中。吴磷复选精兵更射其火处，虏不得食，垒石城以自保，复瞰其城射之。”这种用强弓劲弩轮番向金军射击，使金军无法与宋军接触相搏，并以此来挫掉金军的斗志，动摇其信心的战法正是扬宋军之长来克金兵之短。

可见弓弩在宋军兵器中之地位，那么其兵器配置以弓弩为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但这种以弓弩为主的武器配置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弓弩士兵平时在军事训练中就只练习弓弩，而不练习其他短兵相接时的战斗兵器。

众所周知，弓弩本身是一种长程兵器，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在对付骑兵民族时，只要骑兵冲击上来，那就是步兵的噩梦，更不用说是不习近战格斗兵器的弓弩手了，简直就是活靶子，只能束手被害，毫无还手之力。就像尹沫在《河南先生文集》卷二十《奏阅习短兵状》中所指出弓弩手在练习弓弩技术之外，更需要练习刀、剑、铁鞭及短枪等近战格斗兵器。

二、宋朝兵器的质量

冷兵器发展到宋朝，已算十分完备了，但由于边患不断，宋朝仍十分注意武备的讲求，很重视兵器性能的改良和军事技术的提高。如天禧四年年四月，诏“南作坊之西偏为弓弩造箭院”增加弓弩箭链的制作数量，“诸州有作院，岁造弓弩箭、韧、甲胃、箭链等凡六百二十徐万。又别造诸兵幕、甲袋、红教、锅锹、砾斧等谓之什器，凡诸器械列五库以贮之”。

仁宗时为了让各级政府及统兵官了解历朝历代名将所常的战阵战术，以及当时所拥有的各种武器及其制法，更特命大臣丁度、曾公亮负责搜集资料，编成专书，此书即为《武经总要》。书成后并下令颁行各州军监为研习之用。此书以今日水准而言虽然内容不尽充实完美，但却为较完整保存北宋军知识与武器制作技术的一本代表作品。

书中在前集卷十二《攻城》，卷十三《器图》等卷中，图绘了当时常见的攻防用各种武器并详述其制作与使用法，弥足珍贵。但是，由于冷兵器己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制作技术和经验，再要有重大的改良和提高，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宋朝三百余年间，虽然不断有人贡献一些新兵器的式样，但真正经过战阵检验，得以大范围推广的，却是寥寥可数。同时由于始终要面对北方骑兵民族的强大压力，事实上朝廷也不可能不重视兵器的生产，但其兵器生产的质量却并不能令人满意。我们试着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技术层面。从技术层面讲，首先是兵器生产中专业工匠不足，导致生产质量达不到要求。以北宋时东京为例，东京官营手工业中所使用的工匠，大致有兵匠、战俘、征发、罪犯、当行、招募等，以兵匠为主。兵匠就是从军队中抽调的厢军。一直到了北宋末年，仍然是“工作之事，兵匠不足，遂雇民工”。

说明东京的官营手工业，在北宋主要使用的是兵匠。东西作坊属下的各作都属于大型的手工作坊和工场，但只有少数作能单独生产一种简单的产品，绝大部分军器都是需要分工协作来完成的。如造一张弓，就有弓梢作、打弦作、木作、金作等相配合。

由于这些手工业内部分工细致，保密性又强，工人们“各占一能不可以相易”，在兵器生产日益精密，专业化分工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以并非专业出身的厢军兵匠为主来从事兵器生产，显然其质量是得不到保证的。甚至出现专业工匠不足而去“拘市人以备役”的情况，则更不可能生产出高质量的兵器。

另外，在事实上，即使是专业兵匠要认真制作大批合用的兵器也是很不容易的。即以弓箭为例，“簇重则弓软而去地不远，箭重则弓硬而中甲不入”，故弓箭必须有适当的斗力和重量比例。可见要生产大批高质量兵器之艰难。

制度层面。官僚制度的腐败加上并不完善的责任制度无法为兵器的质量提供制度保证。宋朝的兵器工厂没有建立完善的责任制度，而金朝的兵器工厂制造的兵器上都刻有监造官的姓名，如有质量问题，即刻捉拿查办，所以质量较有保证。

华岳说，金朝的“军器上皆有元监造官姓名年月，遇有损害，有误使用，即将元监造官吏依法施行，断不轻恕”，故“器具一一如法”，而宋朝“制作之司，一切不问，则欲速成，可以逃责，备数足矣，此所以类皆苟简灭裂，而不中用也”。

同时因宋朝官僚政治的腐败，也没有建立严格的监察措施，各作院只要完成一定数量即可交差，不必去过问兵器质量。而各武库的武库吏，本应作为兵器质量的重要把关者，亦“惟计多寡之数以藏”，而不去检查所收军器是否实用。所以导致的后果就是，即使像宋神宗那样，非常重视兵器制造，当他向弓弩作“取弓三张”，抽样检查，却是“苦远”。

工匠的生产积极性。官营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很紧张，军匠实行的是军事编制，住在营房里，雇佣工匠虽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愿出卖劳动力的，但一入官营手工作坊，也要丧失自由。而且，工匠们劳动沉重却待遇极差，官府甚至还以种种借口克扣，一些工匠不堪其苦，“往往厌倦工役，将身逃走”。

在各种场院作坊里面都有官吏、内侍等监督生产，甚至有的官吏还亲自持挺督役。这样必然要激起工匠的不满与反抗，宋神宗熙宁年间甚至发生了斩马刀局数百工匠的暴动。

斩马刀局原是军器监下新设的一个手工作坊，有工匠五百人左右。开始设立时，所制武器精良，曾受到宋神宗的赞扬。后来发生暴动，原因有二一是征召新工人“指射就役，非其情愿”二是“役苦”。

三、总结

综上，虽然宋朝的弓弩兵器在对付敌方的骑兵比较占有优势，但是也存在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弓弩手们不能进行近身作战，所以弓弩手在平常应注重多方面的练习。而造成宋朝兵器生产质量粗劣的原因尚不止上文所述这些，这里也只是择其主要来列举。可见，虽然宋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兵器的改良与生产，但宋朝的兵器质量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