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国打工发现机器异响，调了一下，三天后集团技术总监全来了

我在德国打工发现机器异响，调了一下，三天后集团技术总监全来了

打工的地方，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味道。

那不是单纯的机油味，也不是金属切割时那种灼热的铁腥气，而是两者的混合物，再掺上一点点旧厂房特有的、类似潮湿地下室的尘土味。

很复杂，但闻久了，居然也能习惯。

我叫林超，德国北部一所不知名大学的机械工程硕士在读。

说是硕士，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学费和生活费奔波。

这家叫“芬克精密”的工厂，就是我耗费大部分课余时间的地方。

芬克，听起来像个乡镇企业，实际上是德国制造业里一头隐藏的巨兽，专门生产一种用在豪华汽车上的精密液压部件。

我的工作，说白了，就是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负责给刚下线的半成品做初级质检，然后把它们分门别类地放进不同的转运箱里。

这份工作不需要脑子，只需要一双耐磨的手和一双能长时间站立的腿。

我的工位在C车间的角落，这里噪音巨大，几十台机器同时轰鸣，像一群钢铁巨兽在不知疲倦地咆哮。

老工人们都戴着那种黄色的、看起来很专业的降噪耳罩。

我买不起，就用最便宜的橙色海绵耳塞，聊胜于无。

反正，我已经习惯了在这种分贝下，脑子里还能清晰地计算下个月的房租还差多少钱。

那个声音，就是在这个巨大的噪音背景里，硬生生钻进我耳朵的。

它很尖，像一根极细的针，冷不丁地刺你一下。

不是连续的，而是有节奏的，大概每隔四点七秒，伴随着我斜对面那台“S-7”型冲压机的一次下压，它就会出现。

“唧——”

一声，短暂，但穿透力极强。

我停下手里的活，侧着耳朵，想听得更清楚一些。

旁边工位上的迪特，一个快六十岁的德国大叔，见我发愣，用他那蒲扇般的大手在我眼前晃了晃。

“中国人，怎么了？看见美女了？”

迪特是个好人，就是嗓门大，嘴巴有点碎。

我指了指那台S-7，也用吼的方式回答他：“那台机器，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声音？它一直有声音！”迪特一脸“你是不是傻了”的表情。

“不，是一种很特别的声音，很尖。”

“哦，得了吧，林，”他把一个合格的部件扔进箱子，发出“哐当”一声巨响，“在这儿，每台机器都有自己的脾气，习惯就好。”

他说完，自顾自地吹起了口哨，那调子在轰鸣声中显得滑稽又诡异。

我没再说话，但那根“针”，却像在我脑子里扎了根。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几乎是机械地干着活，所有的注意力都被那个“唧——”声给勾走了。

我甚至开始用手机里的秒表给它计时。

四点七秒，误差不超过零点一。

太规律了。

机器的世界里，过于规律的异常，通常都不是什么好兆头。

这就像一个人的心跳，平时稳健有力，突然多出一个极其规律的杂音，那肯定是出问题了。

下了班，换下那身沾满油污的蓝色工装，我感觉自己的耳朵里还在回响着那个声音。

食堂的土豆泥和香肠糊糊难以下咽，我满脑子都是S-7的结构图。

那是一款老型号的液压冲压机，我们专业课上当做经典案例分析过。结构稳健，皮实耐用，就是能耗高了点。

它的液压系统非常复杂，任何一个微小的密封件老化，或者某个阀门出现零点零几毫米的位移，都可能产生异响。

可迪特他们似乎都习以为常。

是他们习惯了？还是我太大惊小怪了？

我一个临时工，拿着全厂最低的小时薪，操着这份心，是不是有点可笑？

我一边往嘴里塞着面包，一边在心里自嘲。

算了，不想了，明天还要早起。

但第二天，我刚走进车间，那根针就又来了。

“唧——”

精准，守时，像个恪尽职守的报丧鸟。

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一整天，我都心不在焉，手上的活儿频频出错，好几次把不合格的残次品当成了合格件。

“林！你在想什么！”

工段长穆勒先生的声音像一把冰冷的镊子，准确地把我从混乱的思绪里夹了出来。

穆勒是个典型的德国中年男人，一丝不苟，刻板，衬衫永远扣到最上面一颗扣子，看人的眼神像在检查零件的公差。

“对不起，先生。”我赶紧低下头。

他拿起我分错的那个零件，举到我面前，镜片后的眼睛里满是责备。

“如果你不能专注，就回家休息。我这里不需要一个梦游的人。”

“是，先生。非常抱歉。”

他没再说什么，把零件重重地扔进红色的残次品箱，转身走了。

我能感觉到背后迪特和另外几个同事投来的目光，有同情，也有幸灾乐祸。

我的脸火辣辣的。

都是那个该死的声音害的！

我决定，不能再这么下去。

午休时间，别人都去食堂或者休息室了，我没去。

我揣着一个早上被我捏得有点温热的三明治，悄悄溜达到S-tqi那台机器旁边。

它停机了，像一头睡着的巨兽，安静地卧在那里。

机身上满是油污，一些铭牌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Finanz-Technik S-7”，我辨认出了这行字。

我装作不经意地在它周围踱步，眼睛像X光一样，贪婪地扫描着每一个细节。

液压油管、伺服电机、平衡锤、冷却系统……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没有明显的漏油，没有异常的磨损痕迹。

我把耳朵贴在冰冷的金属外壳上，用手指轻轻敲击着不同的部位。

“梆梆。”

“铛铛。”

声音很沉闷，很坚实。

这说明主体结构没有问题。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喂！你在干什么？”

一声断喝吓得我差点跳起来。

是穆勒，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脸色阴沉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

“我……我只是看看。”我语无伦次。

“看看？你是维修部的工程师吗？”他的声音不大，但压迫感十足，“你的工作范围是三十米外的那个质检台。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先生，我只是觉得这台机器……”

“我觉得，”他打断我，“你最好在你的午休时间结束前，回到你的岗位上。否则，你就可以一直休息下去了。”

他留下这句话，转身就走，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咯噔、咯噔”的清脆声响，每一下都像踩在我的自尊心上。

我站在原地，手里那个三明治已经被我捏变了形。

周围空无一人，只有机器的轮廓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狰狞。

一股火从心底里烧起来。

去他妈的。

我不管了。

这事儿我管定了。

我不是为了芬克精密，也不是为了穆勒那张臭脸，我是为了我自己。

我学了六年机械工程，画过的图纸比我吃过的面包还多，如果连一个这么明显的异常都搞不清楚，那我这学上的还有什么意义？

从那天起，我像个侦探一样，开始了我的秘密调查。

我利用每一个上厕所、喝水的间隙，绕路从S-7旁边经过，用眼睛的余光瞟它一眼。

我开始在脑子里画它的三维模型，每一个零件，每一条管路。

晚上回到我那只有六平米的宿舍，我不看电影，不打游戏，而是翻出大学时的课本，《机械振动学》、《液压与气压传动》、《故障诊断学》……

那些布满灰尘的公式和图表，此刻在我眼里，闪着金光。

我买了一个最便宜的录音笔，上班的时候偷偷藏在口袋里，录下那个“唧——”声。

晚上，我把音频导入电脑，用一个开源的频谱分析软件来分析它。

结果出来了。

那个声音的主频率，在15000赫兹左右。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频率，接近很多人听力的上限。

难怪迪特他们听不到，年纪大了，高频听力会自然衰退。

而我，二十出头，正是耳朵最灵敏的时候。

更关键的是，频谱图上显示，除了那个15k赫兹的主峰，旁边还有几个谐波峰。

这是典型的“共振”现象。

也就是说，机器内部某个零件产生了高频振动，然后这个振动又激发了另一个部件，或者整个机壳的共振，把能量放大了，最终形成了这个尖锐的噪音。

找到了病根的方向，我兴奋得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

共振，在机械领域，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小到噪音污染、能量浪费，大到结构疲劳、断裂损毁。

塔科马大桥的倒塌，就是最著名的共振灾难。

这台S-7，虽然不至于塌掉，但长此以往，产生振动的那个核心零件，寿命一定会大大缩短。

甚至，可能会在某一次冲压过程中，突然断裂。

那后果……不堪设想。

冲压机几百吨的力，一个碎裂的金属件飞出来，跟炮弹没什么区别。

我后背一阵发凉。

不行，我必须得告诉穆勒。

这次，我做了充足的准备。

我把频谱分析图打印了出来，还从课本上复印了几个关于共振危害的经典案例，用红笔在下面划了重点。

第二天，我揣着这些“证据”，在穆勒每天巡视车间的必经之路上“偶遇”了他。

“穆勒先生，能耽误您三分钟吗？”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谦卑而专业。

他停下脚步，皱着眉看我，像是在看一个不断出问题的零件。

“又是什么事，林？”

“关于S-tqi那台机器。”我深吸一口气，把手里的材料递过去，“我做了一些分析，那个异响，可能是共振引起的，这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他没有接，只是低头扫了一眼我手里的纸。

当他看到那张画得花里胡哨的频谱图时，嘴角露出了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轻蔑的微笑。

“共振？安全隐患？”他重复了一遍我的话，语调微微上扬，充满了反讽。

“是的，先生。它的主频率在……”

“林，”他又一次打断我，“我理解你，一个年轻的工程学学生，急于想证明自己。这很好。”

他顿了顿，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但是，这里是工厂，不是你的大学实验室。S-7上个季度的全面保养报告我看过，各项指标全部‘优秀’。负责维护它的，是工作了二十年的资深技师，不是我，也不是你。”

“他的经验，比你打印出来的这些图纸，要可靠得多。”

“可是数据……”

“数据可以骗人，经验不会。”他下了结论，“我再说一遍，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如果你再让我看到你擅自离开工位，去‘研究’不属于你负责的设备，我会立刻让你的人事档案，也变得‘优秀’起来。”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拿着那叠纸，站在原地，像个傻子。

周围的噪音震耳欲聋，但我却觉得世界一片死寂。

迪特不知道什么时候凑了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嘿，小子，别往心里去。穆勒就是那样的人，只相信规章和报告。”

他压低声音，“不过，说真的，那台机器，好像是比以前吵一点。”

我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心里最后一点希望的火苗，也熄灭了。

我该怎么办？

放弃吗？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每天忍受着那个声音，祈祷它别在我当班的时候爆炸？

然后拿着我的工资，去付我的房租，买我那难吃的土豆泥？

不。

我做不到。

这已经不是一个工作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尊严问题。

一个工程师的尊Gil。

你们不信我，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

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心里慢慢成形。

我要自己动手。

我要亲手，让那个该死的声音，消失。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这可是在德国，在以严谨和规章制度著称的德国工厂里。

擅自改动生产设备，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破坏！是犯罪！

被发现了，轻则开除，重则……我不敢想。可能会被遣返，我的学业，我的未来，全都完了。

可是，那个“唧——”的声音，就像一个魔咒，每天在我耳边念着。

它在嘲笑我。

嘲笑我的胆小，我的无能，我的理论知识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S-7的零件在旋转。

我在进行一场天人交战。

理智告诉我，别犯傻，这不关你的事。

但情感，或者说，一种偏执的、属于工程师的骄傲，却在怂恿我。

“就是那里，我知道问题就在那里，只要动一下，只要动一下下……”

最终，偏执战胜了理zui。

我决定，干了。

但不能鲁莽。

我需要一个完美的计划。

首先，我需要更精确地定位振源。

我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假装在工厂门口等公交车，实际上是在观察维修部的人。

我看到他们有一个手持式的振动分析仪。

那玩意儿，就是我的“听诊器”。

机会来了。

周五下午，维修部的克劳斯大叔在修理我工位附近的一台传送带时，把他的工具箱忘在了那里。

那个分析仪，就躺在工具箱最上面一层。

我的心跳瞬间加速。

等所有人都走光了，我飞快地冲过去，把分析仪塞进我的工衣里，然后溜到S-7旁边。

时间很紧，我只有几分钟。

我打开分析仪，按照说明书上的记忆，把探头紧紧地贴在机器的不同部位。

主液压泵……不是。

伺服电机……不是。

当我把探头贴到一个不起眼的、负责冷却液循环的辅助阀门上时，分析仪的屏幕上，数值瞬间爆表！

就是它！

我找到了！

这个阀门，是一个电磁控制的比例阀，因为常年的高频开关，内部的一个弹簧垫片产生了金属疲劳，失去了原有的弹性，导致阀芯在闭合时无法完全到位，留下了零点零几毫米的间隙。

正是这个微小的间隙，在高压液压油的冲击下，产生了剧烈的高频振动。

而这个振动的频率，又恰好和旁边的一根散热管的固有频率相同，引发了共振。

一切都说得通了！

我兴奋得想大叫，但又死死地捂住了嘴。

我把分析仪放回克劳斯的工具箱，然后像做贼一样溜出了工厂。

那天晚上，我没有看书，也没有分析数据。

我在我那堆满了各种废品和工具的桌子上，开始制作我的“手术刀”。

问题找到了，怎么解决？

换掉那个弹簧垫片？

我没地方去买，就算买到了，我也没权力拆开那个阀门。

穆勒说得对，我不是维修技师。

我需要一个更巧妙的，不破坏任何东西，甚至不留下任何痕迹的方法。

我的方法是：改变那个共振的条件。

共振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振源，和一个固有频率与之匹配的共振体。

我现在没法消除振源（那个阀门），但我可以改变共振体（那根散热管）的固有频率。

怎么改变？

很简单，给它增加一点点额外的“质量”。

哪怕只是几克的重量，附着在正确的位置，就能打破那个致命的平衡。

我找来一个喝完的可乐罐，用剪刀剪下一小块铝皮。

然后用钳子，把它反复折叠、敲打，做成一个只有指甲盖大小，但有一定厚度和重量的、形状奇怪的金属块。

我还特意在它的一边，做出了一个可以紧紧卡在散热管上的凹槽。

这就是我的“配重块”，我的“阻尼器”。

它很丑，很简陋，像个垃圾。

但根据我的计算，它的重量，和它将要被安放的位置，足以把那根散热管的固有频率，偏移大概500赫兹。

这就足够了。

足够让它和那个阀门的振动，“失谐”。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我需要的，是一个能让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这个“微创手术”的机会。

机会，在下一个周三的凌晨到来了。

工厂计划在那天凌晨三点到五点，对整个C车间的电网进行维护，全区停电。

这意味着，所有的机器都会停止运转，所有的工人都将提前下班。

除了我。

我以上厕所为由，在停电前十分钟，躲进了车间最里面的一个储物间。

黑暗，死寂。

我听着同事们陆陆续-续离开的脚步声，听着穆勒最后巡视时那熟悉的皮鞋声，听着总电闸被拉下时那一声沉重的“咔嚓”声。

然后，世界安静了。

我的心跳，是这片死寂中唯一的声音。

我等了足足二十分钟，才敢从储物间里出来。

应急照明灯散发着幽暗的光，把巨大的机器影子投在地上，像一个个沉默的怪兽。

我猫着腰，贴着墙根，以我这辈子最快的速度，冲到了S-tqi旁边。

没有了轰鸣，它显得如此温顺。

我借着手机屏幕微弱的光，找到了那根散热管。

它隐藏在一堆复杂的管线后面，位置很刁钻。

我把手伸进去，冰冷的金属触感让我打了个激灵。

就是这里。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准备好的铝块，用两根手指捏着，小心翼翼地，把它卡在了我计算好的位置上。

“咔哒。”

一声轻响。

它卡住了，很紧。

我用手指推了推，纹丝不动。

成了。

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十秒。

我没有片刻逗留，立刻原路返回，躲回储物间。

又过了漫长的一个小时，我听到外面传来电工的说话声。

然后，“咔嚓”一声，总电闸被合上了。

车间的灯光瞬间亮起，刺得我睁不开眼。

紧接着，一台又一台的机器，从沉睡中苏醒，发出了熟悉的轰鸣。

S-7也启动了。

先是电机启动的“嗡嗡”声，然后是液压系统建立压力的“嘶嘶”声。

最后，冲压头开始了它的第一次下压。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死死地盯着它，耳朵竖得像兔子。

冲压头落下，抬起。

安静。

那个“唧——”的声音，消失了。

彻底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常干净、非常纯粹的、充满力量感的“咚”的一声。

我成功了。

我靠在储物间冰冷的铁门上，双腿一软，差点坐到地上。

一股巨大的、难以言喻的狂喜，混合着后怕，瞬间席卷了我的全身。

我像个傻子一样，咧着嘴，无声地笑了起来。

接下来的两天，是我人生中最刺激，也最煎熬的两天。

第一天，我像往常一样上班，但我的眼睛，几乎没离开过S-7。

它安静地工作着，每一次冲压都像一首有力的诗。

那个烦人的“唧——”声，再也没有出现过。

迪特凑过来，一脸惊奇。

“嘿，林，你发现没，那台破机器今天好像真的不吵了。”

我故作镇定地耸耸肩：“是吗？可能维修部的人修过了吧。”

“也许吧。”迪特没再多想。

穆勒也从S-7旁边走过。

他习惯性地停顿了一下，侧耳听了听，脸上露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困惑的表情。

他甚至绕着机器走了一圈，低头看了看，但什么也没发现。

最终，他摇了摇头，好像在奇怪自己为什么会产生幻觉。

我的心跳得像打鼓。

我怕。

我怕他发现那个丑陋的铝块。

但同时，我又有一种变态的、隐秘的期待。

我期待他发现，然后质问我，然后我就可以把我的理论，把我的计算，甩在他那张刻板的脸上。

然而，什么都没发生。

第二天，依旧风平浪静。

S-7的效率似乎还提高了一点，我注意到它旁边的成品箱，比平时满得更快。

我开始有点失望。

难道这件事，就要这么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吗？

我拯救了一台上百万欧元的设备，避免了一场潜在的安全事故，结果连个响儿都没有？

我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那个问题根本没我想的那么严重，只是我运气好，瞎猫碰上死耗子？

我的心情，从狂喜，到紧张，再到失望，最后归于平淡。

算了，就这样吧。

至少，我的耳朵清净了。

我这么安慰自己。

然而，我还是太天真了。

我以为我投进湖里的是一颗石子，顶多泛起一圈涟漪。

但我不知道，我投下的，是一颗深水炸弹。

第三天，我刚走进工厂大门，就感觉气氛不对。

平时喧闹的C车间，今天居然异常安静。

所有的机器都停着。

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交头接耳，脸上都是既兴奋又紧张的表情。

我找到了迪特。

“怎么了？今天又停电？”

“不，”迪特压低声音，眼睛里闪着八卦的光，“出大事了！你绝对想不到谁来了！”

“谁？”

“总部的人！从慕尼黑来的！好几辆黑色的奔驰，停在办公楼前面，全是穿西装的大人物！”

总部？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了上来。

不会是……因为我吧？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我安慰自己，肯定是有别的什么大事，比如公司要被收购了，或者要发布什么新产品。

我只是个临时工，我做的那点小事，怎么可能惊动集团总部？

我正想着，穆勒就穿过人群，径直向我走来。

他的脸色，是我从未见过的复杂。

有点白，有点红，像是惊恐、愤怒和迷茫的混合体。

“林。”他叫我的名字，声音有点干涩。

“先生。”

“你，跟我来一趟。”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完了。

我跟着他，穿过整个车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像探照灯一样。

我感觉自己的腿有点软。

我们没有去他的办公室，而是直接上了二楼，来到了工厂最大的那个会议室。

门是关着的。

穆勒在门口站定，深吸了一口气，好像在给自己鼓劲。

然后，他推开了门。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一边，是工厂的厂长、技术主管等一众高层，他们个个正襟危坐，表情严肃得像在参加葬礼。

另一边，是几个穿着高级定制西装、气质明显不同的人。

他们看起来不像商人，更像是学者。

眼神锐利，气场强大。

我一眼就看到了坐在主位上的那个人。

他大约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像手术刀一样锋利。

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透明的证物袋。

袋子里，装着一个东西。

一个丑陋的，被捏得有点变形的，只有指甲盖大小的……铝块。

是我做的那个。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施密特博士，”穆勒恭敬地对那个金丝眼镜男说，“人，我带来了。就是他。”

那个被称为“施密特博士”的人，抬起头，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

那不是一种审视，而是一种……研究。

像一个生物学家，在观察一个前所未见的物种。

“你叫林？”他开口了，德语非常标准，但带着一种慕尼黑地区特有的柔和口音。

“是……是的，博士。”我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利索。

“你在这家工厂，是做什么工作的？”

“初级质检，临时工。”

“临时工……”他重复了一遍，然后拿起桌上那个证物袋，举到我面前。

“这个，是你放的吗？”

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那个小小的铝块上。

我能感觉到穆T勒在我背后投来的、几乎要杀人的眼光。

躲是躲不掉了。

我闭上眼，心一横。

“是。”

我承认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会议室里并没有出现我想象中的勃然大怒。

而是一片诡异的寂静。

施密特博士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十秒钟。

然后，他把证物袋放下，对我做了个手势。

“你，过来。”

我像个提线木偶一样，僵硬地走了过去。

“你为什么要放这个？”他指着那个铝块问。

“因为……机器有异响。”

“什么样的异响？”

“一种很高频率的，‘唧——’的一声，大概在15000赫兹。”

我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施密特博士旁边一个稍微年轻点的男人，眉毛明显挑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是15000赫兹？”施密特博士追问。

“我……我用软件分析过。”

“你还做了什么？”

“我……我还用振动分析仪，找到了振源。”

我说出“振动分析仪”的时候，工厂的技术主管，一个叫汉斯的胖子，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我猜，那台分析仪，就是他负责保管的。

“所以，”施密特博士的语气，开始变得有点兴奋，“你诊断出，问题出在那个辅助冷却阀上？”

“是的，是阀芯弹簧垫片疲劳，导致的阀芯闭合不完全，引起了高压油冲击下的高频振动。”我把我的结论，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

“然后，这个振动，又引起了旁边散热管的共振？”

“是的。”

“所以，你加上这个配重块，是为了改变散热管的固有频率，从而消除共振？”

“是的。”

我的回答越来越快，越来越流利。

因为我发现，他说的，和我分析的，完全一样。

他好像钻进了我的脑子里。

我说完最后一个“是的”，会议室里再次陷入了死寂。

施密特博士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看着我，不说话。

他的眼神，不再是研究，而是……欣赏。

一种发现瑰宝的欣赏。

“天才。”

他突然开口，说了这么一个词。

“简直是天才般的想法。”

他转向工厂厂长，语气里带着一丝责备。

“你们的工厂里，有这样的人才，你们居然让他去做初级质检？”

厂长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

穆勒的脸，则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精彩极了。

“博士，我们……”厂长想解释。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施密特博士毫不客气地打断他。

他站起身，绕过桌子，走到我面前，甚至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林，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我摇了摇头。

“你解决了一个我们总部，一个由十五名博士组成的研发团队，花了三年时间，耗费了近两百万欧元，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他此话一出，满座皆惊。

连我都懵了。

两百万欧元？就为了那个“唧——”的一声？

施密特博士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他示意我坐下，然后开始解释。

“S-7是我们集团二十年前的拳头产品，全世界总共卖出去了超过五千台。它很可靠，但一直有一个小小的缺陷。”

他指了指那个铝块。

“就是这个，我们称之为‘高频啸叫’的问题。它确实是由共振引起的，你的诊断，完全正确。”

“这个问题，不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但它会持续地、微量地增加能耗，并且，会让那个阀门和散热管的寿命，缩短大概15%。”

“15%，听起来不多。但是，乘以五千台机器，再乘以它们二十四小时不停的工作，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他看着我，像个老师在提问学生。

“这是一个……巨大的浪费。”我喃喃地说。

“没错，巨大的浪费。”他赞许地点点头，“我们三年前就成立了专项小组，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尝试了更换阀门材质，改变散热管的固定方式，甚至重新设计了整个液压油路……”

“但所有的方案，要么成本太高，不具备推广价值；要么，就是根本没用。”

“最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娘胎里带出来的设计缺陷，无法在现有结构上进行低成本的修复。我们放弃了。”

“我们把这个‘缺陷’，写进了S-7的最终版说明书里，并且建议客户，每隔八千小时，就更换一次那个阀门，当做是‘预防性保养’。”

“直到三天前。”

施密特博士的目光，再次变得灼热。

“我们总部的中央数据监控中心，突然发现，你们工厂的这台编号为C-27的S-7，能耗指数，突然下降了百分之三。同时，它的振动频谱，也从我们数据库里的‘警告黄’，变成了‘完美绿’。”

“这个异常数据，立刻触发了最高级别的警报。我们以为是传感器出了问题。于是派了本地的技术小组来检查。”

“他们把机器翻了个底朝天，什么都没发现。但数据，又确实是正常的。”

“没办法，我们只好连夜从慕尼黑飞过来。”

“我们不相信奇迹，我们只相信数据。数据不会撒谎，那么，一定是有人，对它做了什么。”

“我们把那台机器，最核心的液压模块，整个拆了下来，运回了我们的移动实验室。”

“然后，我们发现了它。”

他再次指了指那个证物袋。

“一个，根本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丑陋的，手工制作的，铝块。”

“当我们取下这个铝块，再把机器装回去，那个该死的‘唧——”声，又回来了。能耗指数，也回到了原来的水平。”

“那一刻，我们所有人都明白了。”

“我们被一个‘临时工’，用一个可乐罐，上了一课。”

施密-特博士说完，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我能听到自己“砰砰”的心跳声。

我偷眼看了看穆勒，他正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我。

“所以，林，”施密特博士坐回他的位置，身体前倾，双手放在桌上，用一种极其严肃的，不容置疑的语气对我说：

“我现在，代表芬克精密集团，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我不管你现在学的是什么专业，也不管你的学业什么时候结束。从这一刻起，你被录用了。”

“加入我们慕尼黑总部的R&D部门，职位是‘高级研究工程师’，你的直属领导，是我。”

“我们会负责你剩下所有的学费，你的博士，甚至博士后，我们都可以提供全额奖学金。”

“我们会为你和你的家人，办理在德国的永久居留。你的薪水，会是现在这家工厂厂长的三倍。”

“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点头。”

他盯着我，镜片后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不容拒绝的光芒。

我彻底傻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就像一场龙卷风。

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一个小时前，我还是一个随时可能因为“破坏公物”而被开除的临时工。

一个小时后，我成了集团总部的“高级研究工程师”？

我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疼。

是真的。

我看了看施密特博士，又看了看旁边一脸呆滞的厂长和穆勒。

我深吸一口气。

“我……”

我刚想说“我愿意”。

“等等！”

一个声音打断了我。

是穆勒。

他涨红着脸，从我身后走了出来，站到了会议桌前。

“施密特博士，”他直视着对方，语气里带着一种豁出去的决绝，“我认为，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

所有人都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这家伙，想干嘛？

他想毁了我吗？

“哦？”施密特博士饶有兴趣地看着他，“穆勒先生，你有什么高见？”

“林，他，”穆勒指着我，“违反了工厂最基本的安全规定。他擅自离岗，盗用维修工具，并在停电期间，私自改动正在服役的生产设备。”

“按照规定，这种行为，应该被立刻开除，并列入行业黑名单。”

“从管理的角度，他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不安定的因素。我们不能因为他碰巧成功了一次，就奖励这种无视规则的行为。”

“这会给其他所有遵守规则的员工，树立一个极坏的榜样。”

穆勒说得义正言辞，掷地有声。

我的一颗心，又沉了下去。

他说得对。

从制度上讲，我犯的错，无可辩驳。

厂长和其他几个工厂高层，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穆勒的看法。

他们大概是觉得，如果我被这样破格提拔，最丢脸的就是他们这群管理者。

施密特博士听完，没有生气，反而笑了。

“穆勒先生，你说的，很有道理。”

“制度，是保证我们这种规模的企业，能够正常运转的基石。这一点，我比你更清楚。”

“但是，”他话锋一转，“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制度，是为了提高效率，避免错误。而当一个人的行为，虽然违反了制度，却带来了比制度本身高出无数倍的效率，并且纠正了一个我们整个体系都无法纠正的错误时，我们应该怎么做？”

“是应该墨守成规地惩罚他，来维护那个已经显得有点可笑的‘制度’？还是应该打破常规地奖励他，来获取那背后巨大的价值？”

“这是一个选择题。而我的选择是，后者。”

他站起来，走到穆勒面前，直视着他的眼睛。

“一个好的管理者，应该懂得什么时候坚持原则，什么时候，学会变通。”

“更重要的，一个好的技术管理者，应该有发现人才，并且保护人才的胸怀和眼光。”

“你看到了他的违规，我看到了他的才华。”

“你看到了他的风险，我看到了他的价值。”

“你差点为了维护一条僵化的规定，让我们集团损失了一个天才。这，才是你作为一名管理者，最大的失职。”

施密特博士的每一句话，都像一记重锤，砸在穆勒的心上。

穆勒的脸色，由青转为惨白，嘴唇翕动了几下，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至于你担心的‘坏榜样’，”施密特博士回到我身边，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你放心。”

“我会亲自签发一份全集团通报，详细说明这次事件的始末。”

“通报会明确两点：第一，林的才华和贡献，值得最高级别的奖励。第二，他的行为，下不为例。任何没有得到授权的，对设备的私自改动，依然会被严肃处理。”

“赏罚分明，这才是管理的艺术。”

他说完，再次看向我，眼神里充满了鼓励和期待。

“现在，林，你可以回答我了。”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已经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的穆勒。

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站起身，对着施密特博士，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您，博士。我……我愿意。”

……

故事的结局，就像所有俗套的爽文一样。

我接受了offer，办了休学，直接被一辆黑色的奔驰，从那个充满了机油味的C车间，载到了慕尼黑市中心那栋闪闪发光的集团总部大楼。

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窗明几净，可以看到楼下公园里的鸽子。

我有了自己的团队，虽然一开始他们看我的眼神，都像在看什么珍稀动物。

我甚至，在一个月后，就拿到了我人生中第一笔署着我名字的专利。

那个“可乐罐阻尼器”，被优化设计后，做成了一个标准化的改造套件，被命名为“Lin-Damper”（林氏阻尼器），发往了全世界那五千家拥有S-7的工厂。

据说，仅此一项，每年能为集团节省超过八百万欧元的能源和维护成本。

我也回过一次芬克精密，是跟着施密特博士去视察。

C车间还是老样子，轰鸣声不断。

S-7安静地工作着，只是那根散热管上，多了一个精致的、闪着金属光泽的、刻着“Lin-Damper”字样的小零件。

迪特见到我，激动地给了我一个熊抱，力气大得差点让我散架。

“嘿！大工程师！我就知道你小子不一般！”

我也见到了穆勒。

他没有被开除，但被调离了管理岗位，成了一个只负责文档工作的闲职。

他看到我，表情很复杂，躲闪着，不想和我说话。

我主动走了过去。

“穆勒先生。”

他抬起头，眼神里没有了当初的刻板和严厉，只剩下一种疲惫和落寞。

“我现在应该叫你林工程师了。”他自嘲地笑了笑。

“您当初说的，其实没错。”我说，“从流程上，我确实是错了。”

他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我只是……运气好。”我继续说，“如果我的计算错了，如果我把机器弄坏了，那我现在，可能已经在回中国的飞机上了。”

“所以，谢谢您，让我明白了，规则的重要性。”

说完，我对-他伸出了手。

他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握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很冷。

“祝你好运，林。”

他说。

离开工厂的时候，施密特博士问我：“为什么要对他说那些话？你明明是在凭实力，不是靠运气。”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想了想，说：

“因为，我想让他明白，也想让自己记住，技术，如果没有规则的约束，那不叫才华，那叫莽撞。”

“一个真正的工程师，需要的不仅仅是打破常规的勇气，更重要的，是懂得在什么时候，应该遵守规则。”

施密特博士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林，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成熟。”

“看来，我没看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