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是脆弱的一代：一位教授的三年调研，揭开休学少年的隐痛

16岁的雅雅躺在床上，脑子迷迷糊糊的，耳边不断传来母亲和她朋友絮絮叨叨的劝诫：“要坚强”“不能太脆弱”。

雅雅觉得自己像一只被围观的猴子，所有的目光都黏在她身上。“很烦，活着太让人绝望了。”念头一闪，她猛地冲进厨房，抓起菜刀胡乱挥舞。母亲和朋友吓得失声尖叫，慌忙叫了救护车。

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几个壮汉破门而入，把雅雅制服在地，用绷带绑上，押到救护车里。救护车呼啸而去，没人想得到，里面被绑着的女孩，半年前还是这座城市最好高中的优等生。而她此刻要前往的地点是市精神卫生中心。

雅雅是梁鸿在《要有光》一书中的真实人物。三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走入休学青少年群体，试图还原他们的生活轨迹与内心图景。

梁鸿在书中记录了位于三个地点十几个家庭的故事，他们分别代表了二三线城市、一线城市与县城乡村面临的不同现实困境。书中大多数休学少年，都被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困扰着。

在梁鸿看来，如今的孩子是被束缚的一代人。社会、学校、家庭共同建造了一套严密的系统，从四面八方将他们紧紧箍住，制造出他们的痛苦。想要解开这个困局，需要每一个个体的警醒与反思。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梁鸿的自述。

“我必须考第一”

这本书的缘起，是我自己在养育孩子时经历的迷茫与痛苦。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似乎拥有很多知识，但在面对孩子时，过往的知识储备好像都无效了。他有自己的世界，却不愿向我敞开；我能察觉他的痛苦，却无法触及那痛苦的根源。

在与许多家长交流后，我发现类似的困惑普遍存在——明明眼前是一条看似正确的路，为什么孩子就是不愿走？为什么他们连一句话都不愿对父母多说？更有甚者，一些年纪尚小的孩子已经开始厌学，拒绝踏出家门一步。

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如今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孩子们并不缺吃少穿，可为什么他们的内心世界，却越来越不健康？

那时的我，尚未意识到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严峻的社会议题。

后来，我多次探访精神专科医院，在候诊大厅里，看到超过半数的患者都是未成年人。他们身着校服，或许刚刚离开课堂，看完病还要赶回学校。而陪在他们身边的家长，眼中写满了茫然与焦灼。

就在前几天，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央视发布了一个调查数据：我国6至16岁在校学生中，精神障碍的患病率高达17.5%。这还只是确诊的案例，背后还有更多孩子未曾走进医院的大门。实际上，在这之前，每年的蓝皮书都有非常具体而让人吃惊的相关数字。

于是我发出了征集，想问问有没有孩子愿意聊聊自己为什么休学。滨海市的雅雅找到了我，她觉得我在做的这件事有意义，希望自己的故事能给别人带来信心。

雅雅是一个很典型的“学霸”，在滨海市最好的中学里也能考到班级第一名。但是这样一个成绩优秀的女生，突然在16岁高一下学期，不敢出门，不愿见任何人——她害怕被别人超越，一想到考试就双手发抖、浑身冷汗，脑海中反复回响着别人翻动试卷的声音，自己的试卷却一个字也读不进去。

当她向母亲倾诉时，母亲哭得比她还厉害，脸上写满无助与沮丧。父亲见到这一幕，情绪暴躁，认为哭泣是一种耻辱，去精神科就诊，则意味着他们家庭教育的彻底失败。

雅雅被确诊为中度抑郁和焦虑。服药三个月后，她的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发严重，甚至两三天不进食，终日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母亲也随之崩溃，整夜失眠，开始和她一同服用抗抑郁药物。

母亲对她说：“让妈妈来替你承受吧，你再这样下去，妈妈也活不下去了。”然而这样的“安慰”，在雅雅听来，却意味着自己是母亲的负担，不如结束生命。随后就发生了那一场雅雅挥舞菜刀被送进医院的事情。住了20多天医院后，雅雅学会了表演“正常”，得以出院。

那次住院对雅雅的情绪问题帮助甚微，她很多次设想，是否真的到了住院的地步？母亲给出的答案是：母亲自己已经到了癫狂的状态，雅雅再不去住院，她就要崩溃了。

父亲的反应则进一步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有一次他甚至跪在地上向她磕头，叫喊着：“你快点好，我们都受不了了。”

我逐渐意识到，当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时，许多家长的反应都如雅雅的父母一样——崩溃、无助。他们在应对这一挑战时，有时表现得像个孩子，甚至不如自己的孩子懂得如何寻找出路。

后来，经医生推荐，雅雅结识了阿叔。阿叔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开办了一个特别的“补习班”，专门接纳那些因情绪问题而无法正常上学的孩子。

在阿叔这里，雅雅曾经引以为傲的学习成绩，反而成了最不被关注的部分。她逐渐从“好学生”的单一思维模式中走出来，看见人生更多的可能性——生活不只有考试和分数。在这里，她可以安静地阅读，自由地剪辑视频，周围的其他孩子也有着不同的爱好与人生规划。

阿叔运用认知行为疗法，帮助雅雅分析她焦虑背后不合理的思维模式。他告诉她，“我必须考第一”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陷阱。唯有学会放下这样的执念，情绪才能真正得到缓解。

同时，家中的布局也时常让雅雅感觉难受。在家中，雅雅住在明亮的主卧，父亲住在次卧，紧靠次卧外墙放着妈妈那张单人沙发床，窄小、低矮。雅雅多次提出搬到次卧却被父母拒绝。

在阿叔的一次家长会中，雅雅点明了这种难受的根源：母亲一直纠结于自己的自我牺牲，她希望让丈夫女儿都注意到自己的委屈。这种情感绑架会让母亲不自信，也会给予家人压力。当她真正学会爱自己、找到自己的生活时，才能帮到雅雅。

阿叔有一句话我很认同，中国现在还延续着感性思维，自我感动，报恩教育。其实，我们有一个核心问题始终没解决：爱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根本不去想你孩子所想的，不去关注他的内部思维，你怎么能真正爱孩子？

现在的孩子比以前更脆弱吗？

在阿叔的补习班里，我见到了更多像雅雅一样的孩子。敏敏从小父母感情不和，因为一点不如意都会暴打她。我看到敏敏的时候，她两个手腕密密麻麻都是自残留下的疤痕。孩子不想结束生命，只是内心压抑得太久，不得不通过这种方式转移注意力。

很多孩子在自残乃至自杀之前，都有过求救信号。家长们只要稍微把眼睛往孩子那边看一看，他们的情绪是一览无余的。但是家长只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或者把孩子作为一个发泄对象，没有在意他们的内心世界。

初一时，敏敏的成绩已经滑落到班级末尾，完全失去了学习的动力，父亲却把她送进了一个“超级中学”里，试图提高她的成绩。积压太久的痛苦让她选择自杀逃避。

这样的“超级中学”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我在丹县认识的小遇也被送进了一个类似的学校。

小遇是复读生，高考只考了个二本，父亲把家里东西砸了个遍。他告诉我，幸好自己忍受力强，否则按照父亲辱骂的那些话，他只有跳河自杀才能谢罪。

母亲找了关系将小遇送进了丹县附近的一所“超级中学”，这所学校几乎每年都有清北学生出现，985、211的录取率很高。这里的管理以严苛出名，从早晨五点半起床到晚上十点半查寝，学生的每一分钟时间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小遇告诉我，几乎所有同学都患有痔疮和便秘问题——这完全是憋出来的，课间休息时间太短，厕所坑位有限，根本来不及上厕所。每周日下午四点到六点是唯一的放假时间，小遇会去外面宾馆开个钟点房，用这两个小时洗澡、洗衣服、买点东西、见家长。但短暂的时间里，完成这些就像在打仗。

六点返回学校后，新一轮的循环又开始了。这样的生活小遇坚持了一年，但有的孩子要从高一熬到高三。如此高压的环境下，曾有学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最终小遇考上了一所普通一本高校，我见到他时，他的头发是黑色的，但他告诉我，高三的一年里，他的头发白了一半。

社会上经常会有一种言论：“现在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比以前更脆弱了。”这是很不公平的说法。当下的时代语境已与往昔不同，虽然经济条件改善了，但孩子们的成长空间却变得异常狭窄。社会、学校、家庭共同营造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氛围，一切都围绕着升学展开。

在这种氛围的笼罩下，孩子们根本没有时间玩耍、发呆，或是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好像所有空闲的时间都是罪恶的。他们几乎是被束缚的一代。这就像一套严密的系统，从四面八方将孩子紧紧箍住，制造出他们的痛苦。

阿叔曾经好几次急匆匆地冲进精神病院，看着被绑的孩子流泪。他对孩子的父母说，孩子根本不需要住进这样的医院，请求他们将孩子接出来，由他来照顾。

有的家长同意，但有的不信任他，不愿尝试新的方法。这恰恰暴露了我们社会存在的一个空白——对于那些既无法在学校正常上学，又远未达到需要住院治疗程度的孩子来说，他们该何去何从？

像阿叔这样的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去处，据我所知，民间还有不少类似的机构正在尝试各种创新方法，帮助孩子们接触社会、开拓视野，最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比如组织亲子营地，让家长和孩子在各自疗愈后重新建立沟通；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学会释放情绪；在阿叔那里，许多同龄的“病友”成为彼此的支持，这种朋辈之间的力量是不可替代的。

这些多元化的方法暂时填补了现有的空白。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行业良莠不齐，如何甄别优质资源、如何建立行业规范，还需要相关部门给予足够重视。

《要有光》封面图。图源：中信出版集团

“我的创伤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的创伤”

北京海淀区是唯一一个我没有匿名的地点，它太具有独特性和象征性。在这里，家长们不自觉地被卷入“鸡娃”的洪流中，“清华”“北大”这两所高校，无辜又强势地扎根在大部分北京家长心中。

吴用的母亲从他一岁八个月上幼儿园时就开始谋划。在周围朋友大多选择一个月800元的幼儿园时，她选择了一家私立双语幼儿园，一个月2380元，相当于她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那时的她骄傲自己很有远见，敢于倾其所有支持孩子。

吴用三岁之后，每个周末都被各类培训班占用。除了英语与数学外，还有钢琴、围棋、轮滑、跆拳道、笛子、篮球、网球、游泳、编程等。

这种安排和我身边很多海淀孩子一样，他们从小生活中就充斥着成年人世界的“功利”。学钢琴是功利的，学舞蹈也是功利的，他们没有真正喜欢的爱好。这也是现在很多孩子喜欢玩手机的原因，他们没有见过真正的山川、矿石、动植物，也没有人陪他们去探索。他们的世界过于狭窄，只能从屏幕里窥视外界。

对于吴用来说，拥有一份爱好既幸运又不幸。初一时，他对数学表现出超常兴趣，他能从数学中感受到美感，轻松解出一些高难度题目。但这种爱好同样被功利化——参加竞赛是一条通往清北的“捷径”，但需要大量刷题取得奖牌。

吴用不愿重复刷题，他感觉那样的自己像个机器，这导致他却总在简单细节上失误。母亲知道，这样的状态无法成功获得奖牌。于是她逼着吴用写完习题，每次看到他空白的作业，都会隔着房门与他大吵。

升入高中的吴用在竞赛班里出现了躯体化症状，失眠、头疼，最终确诊为重度抑郁症与重度焦虑症。在精神类药物副作用和竞赛压力的双重夹击下，他不再愿意出门，甚至不想起床。最终，办理了休学。

后来，在一个深夜，吴用和母亲进行了长达八九个小时的交谈。吴用告诉母亲，他原本希望家是一个可以互相取暖的地方，却发现那不过是学校的延伸——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总是母亲那张因担心作业写不完而忧虑的脸。而父亲，几乎见不到踪影。

吴用曾说：“如果那个时候你同意我休学，可能我就不休学了，休息几天又去上学了。”孩子的情绪就像一根皮筋一样，抻得太紧了，就容易断；如果放手松一松，反而有可能恢复弹性。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吴用说的那句话：“妈妈，你得继续学习，你得知道人类创伤的复杂性和必然性。我的创伤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的创伤，不是简单的海淀区青少年的创伤。”

曾经有读者问我：“这些小孩说得太完美了，你是不是做了虚构或润色？”一丝一毫都没有。我们从来没有给孩子机会来诉说自己的想法，我们都是呵斥式的对话。

那一次，吴用和母亲的身份调转了过来，儿子成了解释者和劝说者，母亲在抗辩的同时慢慢理解和认同了儿子。一些平时难以叙说的情感也被梳理出来。

我们的孩子其实一直在努力，他们拥有无比丰沛的内心世界。雅雅用满书架的书籍治愈自己，敏敏在烘焙小饼干的过程中找回生活的感觉，吴用能从数学中感知到美……这些难道不值得我们去由衷地欣赏和赞美？

最需要照亮的，其实是家长

很多心理咨询师告诉我，如果一个生理正常的孩子得了心理疾病，孩子的背后往往站着一对有问题的父母。如果希望孩子好转，父母必须改变对待孩子的态度与眼光。

中国家长普遍倾向于“打压式教育”，很少给予孩子鼓励。这与我们的文化习惯有关——我们崇尚含蓄、谦逊，但这种谦逊慢慢异化成“不敢夸孩子”，这是不对的。我认为家长应当逐步调整，学会认同孩子，真心觉得98分非常棒，89分、70分也值得肯定。

我的书名叫《要有光》，动笔之初，我以为是要为封闭的孩子照亮自由的路；但后来我意识到，最需要被照亮，也最需要自我照亮的，其实是父母。父母同样需要成长，需要持续学习，没有人天生就能成为完美的家长。

我们家长很少提“快乐教育”，只有“卷”的概念。书中我写了一个实行“快乐教育”的妈妈文莉，但孩子依旧休学了，根本原因在于缺失陪伴。“快乐教育”不等同于放养和躺平，而是陪伴孩子去认识世界，去寻找更多的路径。这种责任不仅是母亲的，父亲也不能逃避。

一个孩子心理生病了，社会、学校、家庭都有责任。但我觉得，我们要讲“一米之内”的力量。作为孩子的养育者，最亲密的人，父母的改变是最重要的。少报一个班，少刷几道题，孩子的成绩就真的不好了吗？学习成绩不好，选择职业教育学一门手艺，难道就不能养活自己了吗？

书中的很多家长慢慢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也在学习心理知识。文莉为儿子养了一只小猫，让儿子负责处理小猫粪便、洗碗、倒垃圾，他都完成得不错。在看到小猫时，这个几乎没有情绪波动的孩子也有了笑容。

对于上学的问题，文莉和儿子还没达成一致，但在那之前，她也“躺平”了，不再焦虑儿子，自己上班、散步、养花、撸猫。图书出版后，文莉告诉我，她仔细地看了自己的那一章，她觉得自己和孩子交流比原来好了很多。

看到他们的变化我也很欣慰，哪怕只是找孩子聊聊天、带着孩子去想去的地方游玩、养一只宠物，家庭氛围的改变都是润物细无声的。

作为成年人，我们生活工作中有太多不如意，可能也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但是面对孩子，想要他有健全的人格，大人们要勇敢起来，不把那些灰暗的情绪变本加厉传递给孩子。只有这样一代一代努力，才能把整个社会氛围改变。

这三年的调研和写作，对我而言也是一次珍贵的成长。我更懂得理解孩子，更愿意倾听他的感受。在我看来，平等地对待孩子、信任他们是我们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文中滨海市、丹县、吴用、雅雅、敏敏、小遇、文莉、阿叔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