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抑郁症患者被忽视的认知困境

2025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全国宣传主题为“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旨在促进对常见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正确理性认知，减轻社会歧视和防止“污名化”。然而现实中，公众对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的认知，仍与疾病真实的面貌存在较大差距。

在多数人的认知里，抑郁症是“情绪感冒”，是持续的低落与悲伤。然而，真实的抑郁症，是一场席卷情感、认知与躯体感受的全面风暴。它不仅让人失去快乐，更蚕食着患者的思考能力、行动意愿，甚至扭曲他们对自我的认知。

10月10日，第34个世界精神卫生日，记者在2025世界精神卫生日绿丝带系列活动——“焕新认知，重回美好”公益科普活动暨抑郁症患者艺术作品展现场，通过对两位抑郁症患者和他们家人的挣扎、努力康复故事的采访以及专家解读发现：抑郁症，远比想象中复杂。

看见我，而不只是看见我的问题

1995年出生的杜蔚因为长期的工作与生活压力，在去年冬天确诊重度抑郁症，但她却始终陷在自我怀疑的漩涡。“我真的有病吗？”这种怀疑并非因为她症状轻微，而是因为她的表现与大众对抑郁症的刻板印象不同。

“我并不像其他抑郁症患者一样拥有严重的躯体化症状。偶尔情绪正常，甚至与朋友相处时能感受到快乐。”这种“不一致”加深了杜蔚的自我怀疑。亲友“想开点”的劝慰反而加剧了她的自责：“为什么我会生病？是不是我心眼儿太小，过于敏感？”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在利用疾病逃避现实。“我对自己感到厌恶。我怀疑自己没有生病，只是为了逃避困难找借口。”杜蔚说。

之后，杜蔚感到自己的社交功能开始受损。如同“祥林嫂”般不断倾诉痛苦，时常让她担忧朋友是否已对自己心生厌烦。“但很快，我又会因这些对朋友的无端揣测陷入内疚。”认知功能下降加剧了痛苦，“有时与人交谈，我难以理解对方意思，感觉自己迟钝、笨拙。”

“我整天躺在床上睡觉，妈妈觉得我太懒了。”家人的不理解使情况雪上加霜，“一切都令人疲惫，我累到不想跟任何人任何事产生任何交集。”然而，独自一人时，杜蔚又会觉得自己或许只是懒惰，缺乏自律，“可能我需要学习一下时间管理”。

她不停地更换医院和医生，一遍遍地询问医生自己到底是否患病，又或许只是为了逃避问题和困难在找借口？医生告诉她：“你从进门开始，就一直在反复询问，质疑自己是否患病，其实我已经很多次回答过你的问题了，你确实生病了。你很难受，你应该相信自己的感受。”

与杜蔚的自我怀疑不同，封小达已经戴着“抑郁症”的标签生活了12年，最严重时他曾一度退学。

封小达的成长环境充满不稳定因素：“小学二年级时，母亲被诊断为抑郁症。”父亲每日朝六晚九工作。作为双胞胎中的哥哥，封小达被迫承担照顾妹妹、理解母亲的责任，压抑真实感受，“必须像成年人般承担各种情绪”。

封小达向记者回忆小学放学时的场景：“一推开门，我就看见母亲很无力地瘫倒在沙发上，双手垂落，默默流泪。”年幼的他扑入母亲怀中，母子相拥而泣，他并不理解母亲为什么痛苦。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自己、对母亲都产生了更多疑问，“我会恼羞成怒：为什么你总是生气？为什么总是不快乐？”母亲持续的悲伤让封小达痛苦不堪，而母亲也同样无法理解他的痛苦。

高三时，封小达内心所有压抑的痛苦彻底爆发。开学首日，他拒绝到校。封小达告诉记者，那段时间，家人极端的做法让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回到校园正常学习。

“看见我，而不只是看见我的问题。”封小达讲出了许多抑郁症患者的心声。很多抑郁症患者的身边人，他们都只看到这个人变了，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变得问题频出，却看不见那个痛苦至无法行动的“人”本身。

情绪低落背后是认知、社会功能的严重受损

气温骤降的秋冬季是抑郁症的高发时段，但因季节性情绪失调而产生的“抑郁情绪”却并非都是“抑郁症”，北京回龙观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吕梦涵向记者解释：“季节性情绪失调或是情绪抑郁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抑郁症。前者往往诱因明确，并且通过安慰等，当事人的症状很快会得到缓解，不会对生活造成很大障碍，他们通常也无自杀倾向。后者症状则更为严重，饮食、睡眠、精力、情绪等均会受到影响，持续时间两周以上，对当事人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并且无法自行得到缓解，需要医生和药物的辅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首席专家郑毅认为，“公众对抑郁症还存在普遍认知偏差。情绪波动不等于抑郁症。抑郁症状发生率约30%-50%，但抑郁症的患病率仅3%-6%。”

“抑郁症表面是情绪疾病，但情绪背后是认知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严重受损。”郑毅向记者强调，抑郁症包含三大核心症状：情绪问题、认知问题（自我评价降低、认知功能下降、思维迟缓）以及行为问题，如运动迟缓或激越烦躁。

郑毅特别强调认知功能损伤的危害：“认知功能是我们对社会、世界的判断，认识与沟通的脑功能，主要表现为注意力集中程度、记忆力、执行功能、做事效率以及对事物的判断加工能力。”这些认知功能损伤症状在抑郁症早期即可能出现，却最易被忽视。

“常见情况是，抑郁症患者通过药物治疗，情绪往往快速改善，但动力不足、认知未恢复，患者会产生更错误的判断，认为自身彻底损坏，疾病无法治愈。”治疗方面同样存在误区，郑毅教授告诉记者：“传统评估只关注自杀意念是否缓解等，实则患者可能仍效率低下、功能不全。”抑郁症患者真正的康复应包含情绪缓解、认知功能恢复与社会功能重建。

抑郁症的恢复期比较长，郑毅谈道：“急性治疗期约8-12周，巩固治疗期约6个月，维持治疗期需两年以上。”他特别强调抑郁症复发率高达“50%-85%”，持续治疗至关重要。同时也注意不可随意停药，“抗抑郁药不具有成瘾性，会产生药物依赖的观点是错误的。若突然停药，会导致严重的‘撤药反应’”。

被理解、被接纳是抑郁症患者功能重建的关键一步

封小达的病程转折发生在从澳大利亚留学归来时。“回国前一个月我已无法下床”，更严重的是，“我睡的床塌了一角，我都没有力气修复，甚至无力将床垫移到平地上，我就在倾斜的床面上一直躺着”。

当他向母亲求助时，出乎意料地，她立即回应：“如果实在难受，现在、立即回来。”这与封小达过去的经历截然不同：“过去母亲只接受我以良好的状态出现，十分拒绝接纳我的糟糕与痛苦。”

回国后，封小达发现母亲开始学习心理学知识，“她尝试理解我”，尽管这种理解最初仅是机械重复地在抑郁症家属微信群喊口号，比如“有求必应，无求不扰”，但逐渐地，“我发现她开始允许我、接纳我的碌碌无为和平庸。”封小达说。

这种“允许”体现在具体行动中。封小达确诊抑郁症后出现严重进食障碍：“我会暴饮暴食后再催吐，吐完再吃。因为我深度抑郁卧床时，总感觉与世界隔着一层厚牛皮，对我来说，催吐带来的痛苦是唤醒我存在感的最有效方式。”

触动他的是，母亲不再阻止他催吐，而是“陪伴在侧，不加阻拦，甚至陪同进食”。这种陪伴产生转变性影响：“我能感受到她的理解，她开始允许我、接纳我停留在痛苦纠结的状态，她不再试图解决我身上的问题，而是真正与我并肩，给予支持。”封小达说。

“有一次，母亲在午饭后回屋搂着我入睡，1米9的我与1米6的母亲，我蜷缩在她怀中。”封小达告诉记者，这种被母亲拥抱的体验让他十分有安全感，“让我体验到了久违的、纯粹的母爱。”他说。

随着家人的陪伴和理解，封小达开始进行自我认知的重构。“我开始不再用受害者叙事来思考问题。”这种认知转变是康复的关键。“以前，母亲替我找过很多精神科专家，但我拒绝就诊，认为她在控制我。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的事，并且我希望自己变好。”

封小达最终重拾生活的热情与动力：“我今年骑行了2000公里，从山东到浙江。”他的感悟充满了希望：“人生无法选择起点，但可选择未来如何生活。即便起点较他人艰难，需承担困难的人生课题，我仍能决定自己的幸福。”

郑毅强调，抑郁症患者自救首先需正确认识疾病：“要在情绪背后识别症状，不忽视疾病表现，也不过度敏感。”他建议，可使用PHQ-9等专业量表进行初步评估，但明确“量表不能替代医生诊断”。

针对认知障碍，郑毅表示，可通过专业认知训练来改善，同时社会功能逐步恢复至关重要。他特别强调：“保持治疗信心”，治疗过程中“避免过度用药，及时与医生沟通调整方案”。

抑郁症是涉及情绪、认知和躯体多方面的系统性疾病。封小达与杜蔚的经历，郑毅与吕梦涵的讲解，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唯有撕掉“情绪低落”的单一标签，看见背后复杂的认知损伤与躯体困境，理解患者作为“完整的人”的痛苦，才能实现真正的疗愈。这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认知。当社会与个体都能学会“看见我，而不只是看见我的问题”，我们才能为身处阴霾中的人，点亮回归正常生活的道路。

封小达在患病期间加入了“渡过”抑郁患者社区，跟病友互相分享、交流经验。如今病情好转后，他开始在“渡过”担任志愿者，帮助更多病友。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杜蔚、封小达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