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国旗国徽，都与这座城市有不解之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诞生，这首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上海市民曾联松给北京寄去了自己的国旗设计方案，在此方案基础上形成了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金属国徽在上海制作完成……

国歌、国旗、国徽，共和国的象征。它们的诞生，与上海这座城市息息相关，有着不解之缘。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从“前进”的不朽旋律中，从一面红旗的璀璨星辉中，从谷穗齿轮的团结向上中，你可以看见红色基因一以贯之、一脉相传，你可以看见一座“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人民城市正在阔步向前。

“前进 前进 前进进！”红色底蕴滋养“上海文化”持久魅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走进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的国歌展示馆，激昂的旋律萦绕在耳畔。略显模糊的黑白影像上，风云儿女们边走边唱、意气风发。

近百年前，这里是进步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地，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在民族危亡之际，激起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热情与勇气。词作者田汉的一幅照片，头发被风吹起，正是怒发冲冠模样，令参观者久久驻足。

“如今镌刻在我们心中的国歌，在当时就是万人传唱的‘流行曲’。从上海走出的进步精神力量，传遍大江南北。”国歌展示馆副馆长陈晨说。

从诞生的那天起，《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就激荡在上海的空气中。从城市东北角的杨浦到西南角的徐汇，梧桐掩映的衡山路上，有一座“百代小楼”，这里是首版《义勇军进行曲》的录制地。

1935年5月初，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任光，在小楼的录音棚内，为电通公司七人合唱队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唱片，唱片上的录音后被转录到影片《风云儿女》胶片上。同年5月24日，《风云儿女》首映。7月，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由百代唱片公司出版。

彼时的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已轰轰烈烈开展。左翼电影人设法突破荆棘，将反帝反封建包括宣传抗日的影像成功投射于大银幕上。《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诞生的过程，既折射出民族精神，更彰显红色文化为城市注入的精神底色。

“在‘党的电影小组’指导下，左翼电影人成功制作了七十多部反映政治风云、社会问题、民生疾苦和国家危难，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为一体的经典影片，开辟了中国电影民族化、大众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培养了一大批电影文化新生力量。”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副处长陈彩琴说。

不仅是《义勇军进行曲》和《风云儿女》，近代以来，中国最初的电影、演艺、新闻、出版、唱片、广告等文化产业，无不在上海开启并发扬光大。

江河奔流，时光荏苒，“上海文化”品牌持续闪亮。2023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走过30个年头，《中国奇谭》成为新的现象级动漫，上海本土企业米哈游出品的游戏《原神》行销全世界……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赵嘉鸣表示，上海文艺战线要抓大作品、出大制作、创大IP，不断做强“码头”、激活“源头”、勇立“潮头”。

五星出东方，一面红旗见证全过程人民民主

1949年7月，已经解放的上海，年轻人曾联松时而站立，时而坐下，不停地写写画画，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书桌上的报纸，刊登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设计图案的启事。

正是这则消息，在曾联松心中炸响惊雷。在日后的交谈中，他吐露心声：“我虽不是艺术家，但爱好中国美术字画。当时之所以毅然挥笔动毫，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在现代经济通讯社担任秘书工作的他，按征稿启事中明确的设计要体现四个特征的要求，在自家的阁楼里，用向邻居数学老师借来的三角尺、圆规等工具，反复运酿，冥思苦想。

起初的构思并不顺利，设计了一张又一张，废弃的图纸一大堆。直到有一天，深情的沪剧唱腔从窗外飘来：“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中国共产党……”

“星星？”“星星！”

曾联松突然找到灵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用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星象征当时四个社会阶层，红底黄星的标志来作为国旗的布局，以大星引领，四小星围绕似众星拱月，五星放在旗幅左上角展示天地开阔。

从3000多幅设计稿件中，优选出供中央领导和评选专家、代表们最后终选的38件推荐设计稿，“五星红旗”列入其中非常不易。“当时优选序号是32号，我伯父设计时年龄正好也32岁。他大学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过党支部书记，懂经济、爱美术、平易近人、知识渊博、生活清廉，永远有着求知的劲头。”曾联松的侄子曾浙一说。

曾浙一深受伯父言传身教，大学入党后也担任班级党支部书记。学习城市建设和工民建专业的他，投身于上海发展的洪流中，直接参与上海世博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援疆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工作，如今又从事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

曾联松长期居住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上。如今，位于虹口的中共四大纪念馆，其国旗教育展示厅常年沉浸式呈现五星红旗诞生背后的红色历史，吸引无数观众感悟赤诚初心，激发爱党爱国热情。“一得之愚献祖国，五星旗海壮山河。”曾联松生前的这句诗，也概括了他一生的追求和贡献。

“我们希望通过年轻人喜欢的互动、沉浸等方式，讲好国旗故事，传承红色文化。”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童科说，国旗教育展示厅将通过保护好、挖掘好、利用好国旗文化资源，努力培养公民爱国情怀、引导青年一代树立爱国志向。

事实上，由普通民众的最初设计，到政治协商会议的审议、修改和最终完成，五星红旗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进入新时代，上海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理念的首提地，正在描绘一幅幅生动图景——

覆盖全市16个区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一场场立法意见征询会让社情民意有了“直通车”；拨通市民服务热线，来自群众的“金点子”不断转化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在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格”，无论是加装电梯还是破解停车难，有事好商量、事事能商量。

金属国徽制成，见证“上海制造”金字招牌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一枚由热心市民捐赠，直径为60厘米、最高处66厘米的金属国徽，背后有“华东工业部监造”字样。

事实上，国徽与上海的缘分，却远比这一枚还要早。早在1950年，新中国金属国徽就在上海制造。

1950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通过国徽图案方案。图案确定后，大批量的制作工作却成为难题，经过反复比选论证，上海成为制作地。当年9月底，一批金属国徽在上海制作完成，送往北京用于国庆典礼。

金属国徽直径长、厚度小，质量要求高、制作难度大。“国徽制造的工艺，体现了上海当时的工业制造水平、工匠精神与不折不扣的大局意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陈汉鸿说。

国徽方案通过后，距离国庆节只剩三个月的时间了，留给上海的大批量制作工作，必须紧锣密鼓。最开始，国徽的制作决定采用“钢模轧制法”，但即便是当时的上海，也没有那么大的工厂可以做钢模，还缺少大型的铜片浮雕机器。

但任务面前没有“不”字，经过多方研究，上海决定使用将国徽雕刻木型翻砂浇铜的方法，最终在多次尝试后，国徽的制作如期完成。

历史的细节常常微妙，制作金属国徽、位于虹口区的“陈福昌翻铜作”，后来并入了中华造船厂，再后来是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大国重器”中的佼佼者。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工业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集聚地。“上海制造”，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扮演着独特而重要的角色。

2023年，中国国产大飞机C919开启商业飞行，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试航，上海抓总研制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41颗卫星发射升空……时至今日，上海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少有的，既能造大飞机、大邮轮，又能造汽车、火箭的城市。

最新的上海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百强榜单数据显示，三大先导产业企业占比超七成，六大重点产业企业占比超九成。从共和国符号的诞生，到如今力争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排头兵、先行者，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始终是上海发展的动力源泉。（参与采写：吴振东、郭敬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