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永续：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探索与中国实践

山河永续，是人与自然共生的终极答案，也是可持续发展最生动、最深刻的注解。当下，可持续发展早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重大科学议题与决策命题。2015年，联合国正式提出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细化为169个子目标与234项量化指标，为2030年全球社会、经济、环境全方位协同发展划定了清晰蓝图。

今年是2026年，距离这一全球目标节点仅剩四年时间，全球可持续发展推进进程喜忧参半，诸多难题与挑战亟待破解。接下来，我们从文明演进、科学路径、中国方案三个维度，梳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可行路线，探寻山河永续的未来之路。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傅伯杰

可持续发展的缘起与时代困境

人类文明历经四个发展阶段，每一段都重塑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一步步催生了“可持续发展”这一全球共识。

史前文明时期，人类完全依附自然，依靠采集渔猎生存，是一种低水平的人与自然和谐；农业文明到来后，开垦耕地、扩大种植，人口增长带来水土流失，人地矛盾初次显现；三百年前工业革命解放生产力，煤炭、蒸汽机推动经济飞速发展，却也埋下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的隐患。正是工业文明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危机，倒逼全球开始反思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理念由此萌芽。

这条认知之路，有几个里程碑事件值得所有人记住。1962年，《寂静的春天》问世，书中描绘农药摧毁春日万物、鸟虫绝迹的景象，唤醒了全球公众的环保意识。1972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警示人类，经济增长不能无限突破资源环境天花板。同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首届人类环境会议，发布《只有一个地球》宣言，环境问题正式登上全球政治议程，联合国环境署也于次年成立。

1987年，布伦特兰委员会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给出可持续发展的经典定义：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生态环境领域先驱马世骏院士参与了这份报告编写，更早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念，走在全球研究前列。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出台《21世纪议程》，将人与自然和谐确立为全球发展方向，同步签署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荒漠化防治三大公约。2015年，联合国正式落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无贫困、零饥饿、气候行动、陆地生物保护等169个子目标、234项量化指标，覆盖经济、社会、环境全部维度。

可现实不容乐观。2026年最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现有数据可评估的139项指标中，仅36%进展顺利或取得适度进展，49%推进缓慢，15%甚至出现倒退。土地退化影响全球32亿人，近23亿人面临粮食不安全，气温较工业化前升高1.43℃。地球九大关键生态边界，已有七项被人类活动突破，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分类统筹协作的系统推进路径

多年来，我们持续追踪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落地难题，总结出五大现实阻碍：各项目标关系错综复杂，存在协同也存在相互制约；各国发展差距巨大，区域失衡；SDGs无法律约束力，部分国家仅停留在口头承诺；多国环境、民生监测数据缺失；科学、政策、公众行动脱节，难以形成合力。为此，我们提出分类、统筹、协作三位一体框架，为各国提供可落地的科学方案。

首先是分类施策，拒绝全球一刀切。传统将SDGs简单划分为经济、社会、环境三类的方式存在局限，各目标交叉缠绕，无法割裂看待。我们将17项目标重新划分成基础保障、民生愿景、综合治理三大类：零饥饿、清洁饮水、陆地海洋生态属于基础保障，是欠发达地区首要攻坚方向；消除贫困、优质教育、性别平等是民生愿景；这两类目标的协调发展需要可持续城市、绿色生产消费、产业创新等综合治理措施长期推进。

同时，我们依据全球100多个国家的SDGs数据，将各国划分为五类可持续发展类型：低发展水平但环境良好、低发展且环境退化、中等发展生态压力突出、中等发展社会不平等突出、高发展资源消耗巨大国家。不同类型国家发力重点完全不同：非洲等基础薄弱国家需要优先解决教育、饮水、农业生计，同时守住生态底线；欧美等高收入国家需要重点推进能源转型、气候治理、资源循环利用。不存在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全部17项目标上做到完美，精准分类才能找准发力点。

其次是统筹协调，理顺目标间协同与权衡关系。17项目标如同一张复杂网络，部分目标互相促进，比如普及教育既能减少贫困，也能提升民众环保意识，这是“协同效应”；部分目标存在短期冲突，单纯扩张工业会加剧污染、破坏生物多样性，这是“权衡矛盾”。我们通过量化研究发现，良好健康、清洁饮水、产业创新、和平正义是带动所有目标进步的核心抓手；而负责任生产消费、气候行动是当前全球最大短板。经济发展初期往往会牺牲环境与社会公平，只有推动全面可持续转型，才能打破“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最后是全球协作，打通多元合作渠道。国际援助、科技互通、文化共建缺一不可。当前不少国际援助存在供需错配，粮食、农业援助成效显著，但教育、能源、卫生援助落地效果不佳，根源在于没有贴合当地真实需求。我们倡导精准化援助，针对不同国家短板定制帮扶方案；同时搭建南北、南南科技合作平台，共享生态修复、清洁能源技术，构建全球可持续发展共识文化。

立足本土，探索可持续发展中国方案

中国始终坚持从环境治理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从顶层设计到区域实践，我们形成了自上而下规划、自下而上试点的完整体系。

顶层布局上，1994年我国出台《中国21世纪议程一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次年将可持续发展写入中央文件，1996年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提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全面绿色转型；“十四五”规划单列绿色发展篇章，美丽中国建设规划明确2035年空气质量、温室气体等量化指标。

2016年我国发布落实2030议程国别方案，2018年设立太原、桂林、深圳三大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太原探索资源枯竭城市绿色转型，桂林统筹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深圳依托科技实现低碳产业升级，如今全国已有11个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180余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形成可复制的地方经验。联合国2026年报告显示，近十年中国在主要经济体中SDGs排名上升14位，位列全球第49位，进步幅度全球领先。

三十余年，我们团队扎根黄土高原，这里的生态修复案例入选全球六大可持续发展典型案例。黄土高原64万平方公里，黄土最厚达300米，土质疏松易水土流失，曾形成“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每年16亿吨泥沙涌入黄河，上亿群众困于生态与贫困双重枷锁。1999年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启动后，我们依托野外观测、遥感监测、模型模拟，为工程提供全套科学支撑：区分南北区域差异，南部宜造林、北部宜种草，划定植被水资源承载力阈值，避免过密树木耗干土壤水分；配套修建梯田、淤地坝稳定耕地，引导群众发展苹果种植、外出务工，实现生计多元化。

二十余年治理成效肉眼可见：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从31.6%提升至67%，黄河年输沙量降至2亿吨，流域从碳源转变为重要碳汇；当地居民人均收入提升至近15000元，实现“黄土地变绿、老百姓变富”，同步推进减贫、气候行动、陆地生物保护等多项SDGs目标。这一套“科研+政府+群众”协同治理模式，为全球生态脆弱区提供了完整参照。

普通大众同样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常有小朋友问我，学生能做些什么？其实行动就在日常，垃圾分类回收节约林木资源，随手节水节电减少能源消耗，走进自然观察动植物、参与生态科普等等。

当今世界人口持续增长、地缘竞争加剧、气候危机频发，可持续发展是破解所有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地理学不只是丈量山河的学问，更是协调人与自然、谋划永续未来的科学。距离2030年目标仅剩四年，全球各国、各行各业、每一个普通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以分类统筹协作科学框架为指引，以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道路为参照，携手全球同心同行，我们终将实现人类与自然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永续未来。

（文章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傅伯杰在“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主场活动中的分享，光明网记者宋雅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