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通威？刘汉元和他的千亿光伏王国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魏小胖/图）

2023年5月19日早上8点，刘汉元准时走进办公室，身着灰色西装和深色长裤，步态迅捷。上次见面是在两年前，同样在这间位于成都的通威总部的办公室。两年间，光伏行业风起云涌。

2022年，光伏行业热度空前，吸引众多资本跨界投资，行业上下游开启新一轮扩产热潮，硅料价格创下近年新高。财报数据显示，通威在2022年全年实现营收1424.23亿元，净利润同比增长217.25%，成为光伏行业的“盈利之王”，市值最高突破3000亿元。

但在刘汉元的身上，看不到志得意满之态，他很少谈自己，更喜欢把自己和通威放到行业中来，觉得只是“热了一些，好了一些”。在“碳中和”目标之下，未来人类的清洁能源该从哪来？社会尚未形成共识，“但目前的状态已经处在一个临界点，是转折时期的里程碑。”

在通威总部大楼的展厅里，从左至右，摆放着不同时期的光伏产品原件，最早是1982年在美国生产、1986年安装在海南岛尖峰岭的多晶硅组件，2000年左右仍依靠欧美，直到今天，中国从光伏产业的“差生”一步步成为世界最大的多晶硅生产国，能耗也处在世界领先水平。

刘汉元代表的正是这群站在历史卷轴上的光伏企业家，在过去数年里，他们穿过黑暗，看到了黎明。他们有率先发现浪潮的眼光，亦有在低谷前行的勇气，执掌通威的刘汉元正是从中拼杀而出的佼佼者。

这也是一个中国制造穿过荆棘、在国际舞台上实现弯道超车的故事，身在其中的企业，命运如过山车般，濒临死亡或直冲云霄，“九死一生都不足以概括它的残酷。”刘汉元觉得，站在当下回顾过去，恍然发现自己身在历史之中。

近期，硅料价格开始走低，新的周期或许又将来临。这次在成都，《南方人物周刊》与刘汉元聊了行业、价格、竞争，过去与现在，通威决策背后的思考，光伏行业的挑战，以及女儿刘舒琪接手董事长背后的决定。

2004年3月2日，通威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逆周期操作、提前布局背后：理想与信念

刘汉元是一位长期主义者，同时有精准的短期投资眼光。通威多次在行业低谷时的逆周期操作被津津乐道，很多人认为，正是这几次逆周期投资，奠定了通威的江湖地位。

2020年2-3月，全国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多晶硅价格处于近10年的最低点，不少企业停止扩产甚至停产。通威却在当时宣布了扩产计划，成就了后来投产的乐山二期、保山一期工程，年产能均达到了5万吨。

这一逆周期扩张策略，让通威在从2021年开始的光伏新一轮热潮中成为率先有大批量产能释放的公司，也是那次硅料波动周期的最大赢家之一。

“但其实我们觉得，这不是短期的一个操作，而是按照计划一步步地推进的，背后本质上是对光伏行业数年来发展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这个行业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一位在通威工作20多年的管理层提到。

时间再往前推。2018年，“531光伏新政”出台，中国光伏发电补贴大幅退坡，带来行业的惊慌和低谷，国内超过10家硅料企业停产检修，多家组件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业内讨薪、停产、爆雷的消息不断。

紧接着，便是2020年的行业冰点、扩产计划。2021年下半年到2022年，硅料价格从6万元/吨最高涨到30万元/吨，通威的产能随着价格一路飙升。

刘汉元认为，行业遇到低点，相应的技术、成本，可能更靠近大量应用的起始点，“我们内部对技术工艺的改进，具备了工艺迭代条件，内外判断使我们果断进行两三年的持续投入建设，从行业、案例研究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巧合，或者是非常有意义的必然。”

“每个产业都有波动周期，冲高一定会回落，到底后也会慢慢走高。波动过程中，存在投资的风险、机会和回报，低点时要为高点做好准备，高点时不要穷追，在多变和不确定性中，能把握百分之六七十的正确选择，就已经非常优秀了。”刘汉元说，外界认为行业有机会时，通威总好像突然就站了起来，抓住了盈利机会，这其实是理性控制节奏和规模、回避和减少风险的结果，也是通威几十年中一直在做的事。

通威另一个逆周期投资的经典案例，是在2013年，经过了2011年欧美等地光伏补贴大幅下降，全球光伏市场暴跌，不少企业濒危。当时，通威以8.7亿元收购合肥赛维，切入电池片领域，后者曾是全球太阳能电池片项目单体规模最大的公司。

看起来，这是利用短期机会精准抓住发展机遇来巩固长期优势，事实上，背后是刘汉元对今天和未来社会需求的深刻理解，也是他多年来对光伏行业的理想。

2002年，刘汉元进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就读EMBA，毕业后连读经济学院DBA工商管理博士，其博士论文为《各种新能源比较研究与我国能源战略选择》。当时，中国的雾霾问题还未被重视，他们已经在思考未来中国能源的机会在哪里。当把煤炭、石油、水能、风能、核能等研究了个遍之后，刘汉元发现，光伏发电这种“最短路径、最大储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且成本极其低廉的未来能源，几乎是唯一选择”。

这个发现让刘汉元感到非常兴奋，恰巧又碰到2006年的光伏热潮，他决定成为时代的参与者。

“只要坚信这个结论，你在任何时候遇到黑暗、上坡、下坡，都会变得非常坚定。经营企业40年，什么时候能开280公里的时速，什么路上只能开10公里的时速，这是‘老司机们’必须搞清楚的事情。根据速度风险来判断你对机会和风险的管控。任何时候，安全和风险管控永远是第一，机会和规模的追求永远排第二第三。四十多年如一日，通威经过了波澜壮阔的时候，也可以说没什么故事，我们都是平铺直叙一路走过来，没有大起大落。”

但站在当下回头望，他也觉得进入行业早了将近二十年，在那时，整个社会对光伏乃至整个新能源行业的理解及其存在的必要性，并未形成概念。

“那仅是汉元他们心目中的理想。”2010年，刘汉元与刘建生合著的《能源革命改变21世纪》出版的时候，一位电视台的负责人曾说。

在梦想成为现实之前，如同暗夜行路。

2015年11月18日，通威举行太阳能电池项目投产2周年庆暨双流5GW高效晶硅电池项目启动仪式

黎明前的黑暗：成为先驱，而不是先烈

“为什么现在看来如此明显的趋势，当时的观念和意识跟不上？”

“你（现在）觉得很明显，其实（那时看）很不明显。”刘汉元回答，“5年前、10年前，很多人都看不清楚，认识不到。也可能认识得到但又想不明白，想明白了又觉得它不经济、不可靠。认识的转变是很痛苦的过程。”

他曾遇到过在中国能源界非常受人敬重的一位前辈，后者对中国传统能源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这的确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完成了中国能源建设的从0到1，他告诉刘汉元，“你看中国大地上只要有人活动的地方，随便往那儿一站，东西南北转一圈，500米以内一定有电线塔。”

刘汉元试图为光伏正名，但发现“我们即便有条件面对面、桌子挨桌子地讨论，我都没能把他说服”。

“老刘，你想一想，我一个核电厂，20公顷、30公顷，就可以发100万、200万甚至300万千瓦，一个煤炭厂，可以发300万、500万千瓦，你们光伏发电100万千瓦要多少亩地？”

“3万亩。”刘汉元回答。

“3万亩地你要到哪找？不可能！”

后来，很多年过去，等更多人看到行业趋势时，已经是传统能源逐步被替代的时候，“这就是历史。”刘汉元提到。

但他也觉得，这再正常不过，“你一定要理解社会的复杂性，观念的惯性，所以我们不怪别人，反而要怪自己。早一步成为先烈，早半步成为先驱，我们只能选择成为先驱，而不是先烈。各行业里，你想得比大家早，不太现实，别人会认为你在天方夜谭。转变非常困难，需要大家用时间和各类条件的叠加去设想，也需要根据现状评估该如何做。”

刘汉元在几年前常说的是，只要解决了观念和认识问题，行业发展都是小问题。在煤炭工业时代，不少人会跟他讲，“你这光伏发电，一会有，一会无，晃来晃去，我们的发电机多稳，一直转，煤炭一直进，烟囱一直冒。”的确，煤电是更稳定的能源，但对于明天、未来，他们认为是更遥远的事情。

过去二十年，受社会共识、观念以及技术的制约，是光伏领域跌宕起伏的二十年。经过几轮周期性洗牌，从风光到萧条，再到回暖，不断有旧王落幕，新王登台。

2004年，在全球范围内，光伏行业迎来首次爆发，一年之内，市场需求翻倍。迫于环保和能源安全的双重压力，德国、瑞士、西班牙等多国相继出台光伏政策，欧美多国以高出平均电价10倍的价格鼓励光伏发展。

多晶硅供不应求，价格飙升，到2006年已翻了近10倍，涨至100美元/公斤。中国光伏企业获得不少出海订单，开启了一场造富浪潮。2004年，无锡尚德光伏出口额翻了10倍，成为全球十大太阳能电池制造商之一。2005年，尚德在美国纽交所上市，2006年，创始人施正荣成为中国首富。

很快到了2008年，光伏业的黑暗时刻降临，金融危机爆发导致欧美光伏需求骤减，多晶硅价格暴跌，库存的高价原料成为重担。2010年，无锡尚德破产重组，一代光伏龙头就此落幕。

尚德的陨落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赛维、英利、汉能等名字消失的背后，是光伏周期起伏的残酷历史。

在中国西南地区，当年光伏企业原本有十多家，几乎只有通威活了下来。“行业竞争的惨烈程度可以想象，但这个行业最终迎来了黎明。见到晨曦的那刻，作为见证和参与者，你的感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况味。”刘汉元说。

在过去，中国的光伏产业缺乏高新技术、高效益的支撑，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弱势，核心技术在海外，多晶硅和关键的制造设备大量依靠进口。远在大洋彼岸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便有可能在国内引起一场飓风。但在今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5年左右，中国能源界的那位老前辈再次见到刘汉元时提出，想去通威的光伏工厂看看。刘汉元清楚地记得，时隔多年，当两人再次坐到了一起时对方说的那句话：“这是一个最争气的行业。”

通威龙袍“渔光一体”基地

光伏背后的能源革命

能源的背后，不只是一门生意，更是对人类生存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在全球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改变过去对石油、天然气进口的依赖，实现新能源的弯道超车。“产业仅仅是做自己那点事情，但是对整个国际关系的影响，比绝大部分人想象的还要大。”刘汉元对能源转型有着自己的观察。

他回忆，过去中国对光伏技术的掌握还是很皮毛，管理粗放，产品质量上不去，成本消耗降不下来，所以欧美长期都不把中国的多晶硅产量、未来产能算进统计范围。中国无论从设备的可靠性，还是经营管理观念，系统运行维护的水平和能力都很落后，要么技术上突破不了，要么不稳定，有安全风险，当时行业内常说的是“可靠性是多晶硅的生命线”。

一路走来，中国的技术不仅突飞猛进，成本也在下降。不到15年的时间，中国光伏产业的规模从全世界占比百分之几的产量，到现在超过70%、甚至80%，成为全球最大的多晶硅生产国，从当初的能耗和成本最高、能力和水平最低，成长为能耗和规模均是世界领先水平。

刘汉元判断，原本只有德美日韩可以生产的高纯晶硅，不久后可能会有90%甚至更高的生产比例由中国来完成，“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实现了整个技术的完美升级和迭代，实现了对他们从仰视、追赶、并跑到领跑的超越。”

回顾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丰富的煤炭资源对英国率先实现工业现代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煤炭驱动蒸汽机前进，也引发了钢铁业及相关行业的巨大发展，让英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近一百年，以美国为代表的石油革命，对美国经济发展走在世界前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多年前，大家都还不敢想，下一次转型谁能执其牛耳。今天，中国的产业参与者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中国制造在推动全世界的能源转型。”刘汉元举例，风力发电设备中国占世界的60%以上，光伏发电占到70%-90%，有些环节能达到97%、98%甚至更高，“中国是靠实力，靠大家的起早贪黑、辛勤劳作，推动技术不断进步，并赢得了今天的市场地位。”

“过去是煤炭革命、石油革命，我们现在是零碳革命。”刘汉元提到，煤、石油和天然气，从资源再生和环境发展角度不可持续，人类需要建立在一个与地球生态相融相生、长期共存的基础上。过去，受制于技术和成本，实现的路径不一定具有经济性和可操作性，但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产业规模逐渐扩大、转换效率不断上升，成本在不断下降，“（成本）一旦下降到和传统能源大致相当，或者低于传统能源的时候，我认为就具有了替代的条件。”

除了光伏发电，未来能源还有其他的主角吗？

刘汉元也常在思考，有没有更好的可能，会不会过去10年、20年光伏走过的历程，其他能源在未来5年、10年也将走过这个历程，但至少目前，并没有找到更好的答案。

全球光伏行业首个5G应用基地，通威太阳能金堂基地5G车间

对产能过剩的担忧，价格与竞争

对于多晶硅的价格起伏，以及最近光伏新一轮热潮过后的产能过剩问题，刘汉元认为，波动性和周期一直是市场的本质规律。

他举例，钢铁、碳酸锂，甚至黄豆、猪肉等的价格，在过去几年间也一直在变化。价格偏低时，资本会控制投入，偏高时会增加投入，可能会导致产能过剩，价格下行，并总是会在一轮又一轮的发展过程中，取得总体的平衡。“这种大规模应用，一定会往成本、价格更低而规模更大的方向走，这也是我们大家努力的方向。成为人类能源当中最低成本的来源，有了经济基础，能源转型、产业发展才有真正的巨大空间。低谷时期，追求单位利润，机会不如过去，追求总体规模，未来机会更多。”

2023年，硅料价格开始下跌，进入一个明显的下行过程。“但是下到10万元还是下到5万元，很难说。这取决于扩产情况和完成实际产量的情况，与社会总的需求有关系。”刘汉元提到，未来，多晶硅也会不断地有低谷，但这种周期和以前政策变化下的大起大落不同，波峰波谷的跨度随着行业成熟会逐渐变小，目前的应用才刚刚开始。

刘汉元认为，市场条件下的过剩、紧缺、富余周而复始，永远处在周期性的循环，“有人说，多晶硅是周期性行业，这话对了一半，因为在市场条件下每个行业都是如此。”

在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价格成为竞争的焦点。

“竞争本来是促使大家不睡懒觉，但竞争过度、无序，又会受到伤害。约束过度竞争，是欧美日韩走过来的经验。对中国来讲，过去三四十年都是竞争文化，大家拼命起早贪黑去干，做好了很多产业。但它的负面作用也很明显，中国只要一旦进入哪个行业，哪个行业就‘草木不生’，需要合理控制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是从业者的共同责任。”刘汉元认为。

对于外界提到的通威价格优势，一位通威高管指出，目前只有刚进军的光伏组件板块，价格偏低，但并不是最低，通威的整体价格在行业内可以说并不便宜，包括通威农业板块，在成都的农贸市场可以看到，通威鱼的价格比普通鱼要贵一倍。

刘汉元常给管理团队讲的一句话是：卖得更低，不算水平，而是产品质量更好、规模更大、卖得更高。管理团队的所有考核中都加上了这一条。“我们的电池和多晶硅反而是行业里较高的价格，包括光伏组件也会加这一条，至于什么时候加、什么时候倾斜，会根据管理和战略需要来调配。总体来讲，各行业在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强调的是优质优价，因为价格杀手会被滥用，你不能成为滥用价格杀手的选手。”

光伏与通威的未来

2022年8月，通威进军光伏组件板块，这一决定的背后，实际上是刘汉元反复思考而作出的谨慎决策。

很长时间里，他希望做多晶硅核心材料生产，适当做一部分电池集中生产，和业内企业有不同的专业分工。通威还开放了多晶硅的合作伙伴投资，几家合作的头部光伏企业，在2022年分享了60-70亿的净利润。

合作可以带来“果实”，但是对部分业务而言，协同也会带来较高的时间成本和空间成本，在拓展多元化的业务尝试上，布局光伏组件或许能给通威带来更多可能。刘汉元没有给团队提具体目标，只是提醒了三点：第一，在这个时候进去要站得住；第二，要对行业的商业生态产生最小冲击；第三，要可持续。

通威的成本控制能力和盈利能力在行业内一直被视为标杆。事实上，这是危机意识与稳健发展的融合，也是几十年企业管理的沉淀。在通威内部，刘汉元常说，只有领先才能真正有机会和商业价值，先去做大，才有前提和必要，做专才能做精，只有做精，才能做强。

“十几年的时间，中国首富在新能源方面已经趴下几个了，我们不去当首富，也没当首富，重要的是，站起来以后怎样不趴下？这是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40年的历史，事实上通威已经回答了，只要不犯，也不大可能犯‘根本性的错误’。”刘汉元说。

危机感，也让他在公司内倡导年轻化，他形容通威是一家既老套又充满活力的公司，通威的核心管理人员大部分是70后、80后，甚至90后，“不能因为我们干了三四十年，变成一头老黄牛，在跑都跑不动的时候，再去公司一线影响速度。”

2023年3月，刘汉元34岁的女儿刘舒琪担任通威股份董事长，“二代接班”一时间成为热议话题。“她其实年龄也不小，到公司来，坦率讲比我想象的好，各方面评价和接受程度很高。我经常也在想，听到的可能都是好的，我一般不听小道消息，这个时候我还特别留意了，确实感觉到她和年轻人之间处理问题的能力，比我想象的还顺畅。”刘汉元提到，自己未来在通威，更多的是看大方向，以及约束哪些事情不能做。

如今回顾这个花费数十年创造的光伏王国，刘汉元仍然记得2007年下半年多晶硅第一次开炉的场景。他和在场的所有人，熬了一个通宵，但因当时技术上的很多问题，第二天早上，高压仍然无法启动，生产线开不起来。他们难熬、沮丧，但也暗自激起了“一定有解决方案”的信心。

童年时，刘汉元热衷于拆装那个时代各种最先进的设备。十三四岁的时候，他把黑白电视机、调频对讲机、电唱机……全都拆成元件再组装起来。在四川水产学校，他还组装过收音机。那时候在学校不能听歌，他就在靠近仓库的地方，拉一根天线，穿过摇摇晃晃的树枝，晚上关灯后，戴上耳机，就能收听到断断续续的邓丽君演唱的《我要为你歌唱》。

他觉得，朴实是更重要的事，千万不要把个体和“伟大梦想、崇高理想”绑在一起，而是要让每个人变得更朴实。要活下去，要为别人做点事情，应该把最基础的事重复做好，而不是造成空谈的氛围。活下去是主要的理由，然后是经济使命、社会使命、文化使命推动人类进步，事实上，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寻找社会需求，也是在寻找商业定位和支点。

刘汉元相信商业法则中最基本的诚信和品质的力量，他说，你换一个位置思考，就会发现，“朴实变得非常伟大，伟大也就那么平凡。”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刘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