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与情义：《给阿嬷的情书》的三重审美维度

作者：朱敏 王杰

截至6月12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揽获16.86亿元票房，在各大网站和媒体引发“现象级”讨论。一部以“侨批”为叙事线索，讲述一个横跨山海、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南洋侨乡故事的国产影片为何能在当下激起强烈共鸣？其背后触发的情感结构和审美机制值得深入分析和探讨。

乡愁意境的立体化建构

“乡愁”是中国文化中反复书写、历久弥新的情感主题，深植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审美经验之中。自《诗经》以来，思乡、怀归、伤离别便构成了中国文艺作品和抒情传统的母题。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乡愁逐渐成为个体情感与集体记忆的交汇，承载着对故土、亲缘和生命归属的中国美学传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对于乡愁的建构正是建立在这一文化传统之上，且首先表现在对侨批的诗意表达上。

影片中，作为情感桥梁的侨批大量使用古典诗词式的语言，将日常书信转化为凝练、含蓄、典雅的诗意表达，使乡愁在字里行间缓缓展开。如“江海有岸，团圆可盼”两句皆为四言句式，前句写景，后句抒情，结构对称、节奏整齐且押韵，语气含蓄而有回环之美；“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也采用四言结构，在“身”与“心”、“远”与“邻”的对仗中构建“天涯若比邻”的乡愁意境。而南枝在木生遇害后，借木生之名给淑柔写信：“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圆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封信与诗人张九龄《望月怀远》中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遥相呼应。月亮成为跨越空间距离、连接相思双方的象征物，江海则是情感流动和精神交融的通道。由此，侨批的诗意化书写不仅呈现中国古代汉语之美，使乡愁的意境达到顶峰，还奠定了电影温润厚重的美学基底。

这一诗意表达并未停留在侨批文字之中，而是进一步转化为电影的视觉表达。木生意外身亡，南枝为其整理遗物后伫立岸边，久久不愿离去。影片呈现出中秋月夜，小船停靠岸边，一轮明月悬于空中，河水在月光下微微闪动的美景。此情此景与侨批中的“江海万里”“圆月如玉”等文字形成互文关系，将死亡的悲痛、思念的愁苦、遗愿责任与故乡情感交织汇聚，呈现出沉静而深远的意味。此外，电影通过故土、稻田、老树、小桥、流水等元素构建了“中国式故乡”的视觉系统。木生与淑柔在稻田间骑车的场景更展现了中国宁静平和的乡村美景，构造了丰富可感、承载集体记忆的乡土中国。

除了影像，《给阿嬷的情书》还通过朗读、方言、童声和音乐等形式使文字和画面获得“可听”的体验。片中时常出现读信的场景，尤其是南枝第一次到邮局寄信，采用了蒙太奇手法，将不同时空下的写信、读信、寄信的场景在同一时空中展开，展现了侨批背后的不同人生际遇和丰富情感，实现“时空交叠、情感互通”的美学效果。除了读信外，影片中还多次出现孩子们在柴房学堂、华文学校读书的场景。《春晓》《相思》等传统诗句经由孩童之口诵读出来，使得难以言说的思乡愁绪得以外化，并转变为可以被下一代继承的文化印记。与此同时，电影配乐与诗文形成同频共振，主题曲《月下煮茶》以温润的潮汕方言入歌，将“月、夜、茶、花”等古典诗词意象融入平缓悠扬的旋律之中，实现了歌词的文学性与音乐节奏的深度契合。“声”与“诗”的交融不仅营造出中国传统美学“余韵”悠长的意境，更通过旋律在影片中的多次回放，实现了对影片诗意空间与情感张力的听觉建构。

味道和气息也是影片烘托乡愁意境的重要载体。无论是木棉花和茶叶的淡淡香味，还是橄榄、腊肉、油柑、粿品等美食的味道，都是来自记忆中的家乡气味。对于身在异乡的人来说，这些味道和气息能够迅速唤起家乡的记忆，使乡愁不再停留于审美欣赏层面，而是经由身体经验获得具体感知，进而激发观众的乡土记忆与情感共鸣。

传统情义的当代回响

整部电影围绕着“情义”二字展开，在乡愁的审美意境中，表达了人类的基本情感和共同的审美关切。淑柔冲破传统束缚、追寻所爱，以及婚后半生的坚守与等候，表现了忠贞不渝的爱情；木生节衣缩食、寄钱养家，以及冲进火海，挽救归家的盘缠，则书写了深厚的亲情；火海救人、船上抓贼、邮局里为陌生同乡的慷慨解囊，展现了异国同乡之间守望相助的情谊；祖国处在危难之际，南洋华侨纷纷捐款捐物，回国投身抗战，彰显的是海外游子深厚的爱国之情。而南枝身上交织着对爱人的守望、对亲人的担当、对同乡的扶持以及对家国的认同，使其成为影片“情义”主题最集中的承载者。随着秘密逐渐揭开，这份隐忍而深沉的情义也被层层释放，推动叙事走向高潮，成为打动观众、引发共鸣的重要情感支点。

与“情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金钱至上”所折射的现代性困境与情感匮乏。围绕着“金钱”展开的小伟、二叔和小伟母亲等故事情节正是对这一困境的形象呈现。小伟因生意失败而负债累累，从阿嬷家偷出侨批，开启了南洋寻亲之旅。他寻找阿公，并非出于对亲人的思念或对家族记忆的珍视，而是希望获得阿公的资助。在泰国寻亲的过程中，他以钱开路，当别人无法提供有效信息时，又毫不犹豫地把钱收回。得知阿公已去世，小伟见到南枝的儿子，开口便要求分割遗产。同时，淑柔阿嬷“卖房报恩”与小伟母亲“卖房离婚”之间形成鲜明对比，完成了对现代生活中资本逻辑扩张的隐喻。受资本逻辑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的影响，爱情、亲情、责任与信任等本属于人类的最基本、不可或缺的情感，在现代社会却愈发显得稀缺和珍贵。多维度的情感联结转换为单向度的利益关系，由此造成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匮乏、信任的断裂，也加剧了现代人的冷漠、隔阂与孤独。

电影通过细腻而克制的镜头语言，呈现出丰富真挚的情感层次，以“艺术的留白”给予观众充分的想象空间和情感代入，使得观众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缺失获得某种想象性的满足。这种以爱为纽带的情义最终编织成弥合现代人的分裂、隔阂与对立的情感之网，成为疗愈现代人心灵的力量，也为人类向更完整的人性回归提供精神支撑。

历史纵深与人文表达

《给阿嬷的情书》的时间跨度是1945年至2018年，以“浪漫化”“优美化”的表现手法和节制含蓄的叙事，将个体的离散、漂泊与牺牲放置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结构中，以小见大，在具体中见普遍性，从而获得历史的厚度与深度。

木生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被迫离乡，在暹罗辛苦攒下的返乡钱，却因一场人为纵火而化为乌有。发现纵火者后他出手反击，随后被捕入狱。出狱之后，木生凭借自身努力从事船运生意，生活刚刚出现转机，归期在望，却在保护邻船老乡时遇害。悲剧也同样发生在其他南洋华侨身上。南枝的父亲经营半生积累下的产业，却因他人强占未遂而遭纵火焚毁。拉车的华人劳工在异乡街头遭受欺辱，更是影片反复呈现的现实背景。这些人的悲惨命运并非个体的偶然遭遇或不幸，而是特定历史背景下海外华人共同命运的缩影。

影片中，战争的残酷、夫妻的离别、南洋华侨在异乡遭受的欺凌，甚至是木生的死，都没有被过度渲染，取而代之的是侨批中的家书语言、木棉花的意象、阿嬷漫长的等待以及南枝的坚韧等。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悲剧性冲突的尖锐性，却没有消解其内在重量。以南枝的命运为例，影片并没有展示南枝漫长岁月中一个人撑起两个家庭的艰辛、奔波、劳累与孤独，而是着重塑造她温柔、坚韧且极具内在力量的女性形象。南枝的付出并非被动的承受，她在爱与奉献中完成了自我成长，是在正视人的有限、历史的创伤、社会的矛盾和理想的受挫之后仍然坚持行动，仍然保有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和力量。

《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克制的中国式审美表达，完成了一次深沉而富有余韵的审美实践，更以电影艺术的方式激活了国人关于故乡、家族和共同体的深层记忆，引发人们对现代性困境的反思，并在回望和反思中获得追寻未来美好生活的精神指向。

（作者朱敏系楚雄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杰系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