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霓裳尽风华

京剧包拯脸谱

川剧包拯脸谱

秦腔包拯脸谱

昆曲《牡丹亭》生媛媛扮演杜丽娘

2020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的回信中指出，“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瑰宝，既指奇珍异宝，又指珍贵的精神财富，还指能胜任大事的人才，彰显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人们或许要问：戏曲，为什么会获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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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是通过演员表演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及工艺设计等学科融为一体的舞台艺术，是拥有348个兄弟姊妹剧种的大家庭，是可称“百戏”的舞台艺术门类。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学科门类，放眼世界是罕见的。

有人说：文学，不属于艺术。事实上，人类非物质的口头文学早于物质的案头文学，诞生于文字形成之前。最初的案头文学，是对表演口头文学记录与整理的结果。

348个不同戏曲剧种演员唱念的口头文学，不仅蕴含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北方话、吴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粤语）与少数民族语言，而且，将雅俗文学镶嵌于非物质的剧种表演口头文学和物质的案头文学体系。关汉卿《窦娥冤》、王实甫《西厢记》和汤显祖《牡丹亭》的舞台表演，是非物质口头文学的代表，其案头剧本则是文学物质化的呈现。

戏曲唱念所强调的，字随情走，依字行腔，腔随字转，字正腔圆，更是将不同民族的情感和地域方言文化、伴奏乐器和演员声腔音乐语言符号结合，构成庞大而复杂的剧种音乐性格及风格体系。如广西壮族戏曲剧种壮剧，北路壮剧的主要伴奏乐器为马骨胡、葫芦胡、月琴等，而南路壮剧的主要伴奏乐器为土胡和清胡。虽然都叫壮剧，但是由于成因和使用方言土语不同，南北壮剧的音乐声腔和使用乐器以及表演风格，也是各不相同的。人们在欣赏不同戏曲剧种表演时，既可以领略不同地域的语言和文化风情，也可以感知家乡的味道，共情心底的文化记忆。

戏曲的演唱，是中华民族歌唱体系的主体，其表演伴奏乐器，至少占中华民族乐器的半壁江山，并不是夸张的说法。

具有美术意义的剧种脸谱化装与角色结合，多姿多彩却不是一成不变的。世人所熟知的清官包拯，京剧、川剧和秦腔的谱式和颜色各不相同。戏曲服装刺绣、头面、盔头和道具等工艺设计与制作，与剧种角色表演结合，同样呈现戏曲一体万殊、百花齐放的舞台样貌。戏曲演员作为中华文史哲艺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纽带和集大成者，通过表演使人一眼望去，就能看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民族地域特征和中华文明的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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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戏曲，王国维先生说：“戏曲者，谓之歌舞演故事也。”

陈独秀在《论戏曲》中指出：“考起中国戏曲的来由，也不是贱业。古代圣贤，都是亲自学习音律，像那《云门》《咸池》《韶》《护》《大武》各种的乐，上自郊庙，下至里巷，都是看得很重的。到了周朝就变为雅颂（就是我们念的《诗经》），汉朝以后变为乐府，唐、宋变为填词，元朝变为昆曲，近两百年，才变为戏曲，可见当今的戏曲，原和古乐是一脉相传的。”

陈独秀先生所说的“乐”，不是当今误指的音乐，而是古代以歌舞演故事的表演样式及作品。歌颂伏羲发明结网和教人捕鱼的《扶来》，是有文献记载以来最早的乐作品。《吕氏春秋》“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既是乐作为歌舞表演的最好说明，也是《说文》释“舞，乐也”的有力例证。古代“乐舞”是指乐的歌舞表演。

我国古代，一人或一物多名现象普遍存在。人有姓名、字、号等，钱南扬《戏文概论》指出：“一个剧种，往往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历史文献与溯源研究表明，乐、优戏、戏、伎剧、剧戏、戏剧等都是戏曲历史上曾经的称谓。然而，古今“戏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已存云泥之别。

《尚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神人以和，既是艺术创作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创作目标。它既体现戏曲艺术家“天人合一”宇宙观的文化本质，也昭示戏曲艺术家，从精神上把握神主宰的天与人、自然社会与人、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关系的价值标准。在戏曲舞台上，开门见情不见门，上楼闻声不见梯，游泳见人不见水，骑马见鞭不见马，等等，既是“神人以和”的追求，也是“天人合一”的创造结果。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吕氏春秋》“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也”等天人理念，寓于戏曲艺术家“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及“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等创造理念之中，将艺术与社会（人类和自然）、古与今、观与演、有与无、形与神等视为一个整体，这使戏曲表现七仙女与董勇、白蛇与许仙、龙女与张羽等人神恋，变得“自然而然”；关汉卿笔下的六月飞雪，是天人感应的写照，它向世人说明窦娥蒙受冤屈之深……这不是浪漫主义创作理念的结果，而是以“天人合一”为根基，戏曲意象主义创作方法论的杰作。与亚里士多德《诗学》“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的创作标准，是完全不同的艺术价值标准体系。

我国是世界公认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虽然戏曲在名称、剧种规模、语音语调及技术手段等方面不断演变，但是，中国宇宙观哲学主基调“天人合一”，作为戏曲独特演剧观之魂，自始至终保持着相对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样也没有断裂过。因此，活态呈现中华文明精髓的戏曲，是世界上唯一活跃在舞台上，延续至今最古老、最庞大和完整的演剧体系，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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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教于乐，以乐的艺术作品作为育人内容的教育方式，在我国历史久远。

历史记载，朱襄氏以《来阴》，调节与抚平众人因炽热天气和繁乱的社会环境产生的躁动。阴康氏以《大舞》，解决因洪水泛滥、水道壅塞、环境阴冷潮湿，所导致人们“筋骨瑟缩不达”的社会现实问题。至虞舜时期，虞舜命乐官夔“典乐，教胄子”，明确要求运用歌舞表演的艺术作品，对贵族子弟实施礼乐教育。

虞舜希冀以角色扮演和歌舞表演的愉悦方式，使青年人认识到每个人都是个性鲜明的个体，但是，社会职责有分工，角色位置有上下，发挥作用有大小；在传情达意时，承认个体差异的存在，追求和而不同，休戚与共；在思想、目标和行动等方面达成步调一致的有机整体，在个性与共性之间，找到发挥的平衡点，使伦理次序井然，即如戏曲“一棵菜”的精神内涵：片片菜叶向心，层叠有序，抱团生长，共同发展……从而达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事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最终形成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人生观、道德观与伦理观。

戏曲的艺术创作实践，要求将思想情感艺术表达，与政治、社会之间形成紧密联系，以小见大，所深刻揭示的不仅仅是创作者个体的思想情感，更是家国、社会乃至人类思想情感的本质。它以故事和人物为载体，通过对个体生存与命运发展问题的探讨，延伸至对族群，乃至人类如何更好地生存，以及与自然社会更深远和谐发展问题的观照。

京剧剧目中《岳母刺字》说的是忠，《钓金龟》讲的是孝，《苏武牧羊》唱的是节，《赵氏孤儿》演的是义，《清风亭》评的是道与德，《赤桑镇》论的是法与情，《烂柯山》议的是人生困顿，昆曲《长生殿》与《桃花扇》更是将爱情与家国兴亡、民族大义紧密相联，寓教于乐。《中国戏曲志》：戏，“作廿四史观，镜中人呼之欲出；当三百篇读，弦外意悠然可思”，“梨园子堪作春秋笔；歌舞台权当赏罚地”，“借今人，演旧事，务使风淳俗美；奖善良，贬邪佞，唯期子孝孙贤”，“一夕别善恶，千秋识忠奸”，“歌舞长留湖上月，古今同是曲中人”，“乾坤一场戏，请君更看戏中戏；俯仰皆身鉴，对影莫言身外身”。

陈独秀在《论戏曲》中说，“戏曲者，普天下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入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故不入戏园则已耳，苟其入之，则人之思想权未有不握于演戏曲者之手矣。使人观之，不能自主”，“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戏曲以物质和非物质意象的艺术形态，用简洁生动的歌舞表演，演绎并呈现出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一阴一阳、周而复始、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体现了人文精神、崇德尚群、中和之境和整体思维等思想内涵，以精彩的艺术表达，发挥着戏曲艺术的社会功能与作用，使中华子孙在欣赏戏曲艺术过程中，了解祖国的文化传统与历史，形成民族价值观，认同中华民族的家与国，成为植根于中华民族内心的文化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戏曲成为中华民族魂之所依的精神家园。

不可否认，由于历史原因，戏曲与当代人拉开了文化距离……然而，戏曲348个剧种，扎根于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走进戏院看戏，是迅速了解中华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真正感受到戏曲的艺术魅力，情感贯通，正所谓：观其舞，知其德。

（作者系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中国教育报》2025年12月12日 第04版

作者：董德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