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自私基因”，也有“合作”的超能力

文｜季东

“合作”这个词，在全球任何地区文化中都不稀奇，一说起来，就会让人联想到坚定的握手和快乐的团队。但合作远不止于此，它早已融入人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最无聊的琐事，如早晨的上下班，到最伟大的成就，如将火箭送入太空。英国学者尼古拉·雷哈尼的《人类还能好好合作吗》一书，根据个体、家庭、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再到大型社会的演变，一步步探讨合作是如何进化的。在他看来，合作是我们这个物种的超能力，是人类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几乎在地球上每个地方都能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解决未来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所在。

《人类还能好好合作吗》

[英]尼古拉·雷哈尼 著

胡正飞 译

湛庐文化｜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

抚养孩子齐上阵

《人类还能好好合作吗》谈到一个关于合作的令人唏嘘不已的例子。

巴西蚂蚁白天在地面上觅食，但随着夜幕降临，它们会撤退到安全的地下巢穴中。不过，并非全部的蚂蚁都这样做。有几只蚂蚁仍会留在外面，等待它们的同伴全部从一条小隧道爬进巢穴里，然后它们就会开始工作，拖拽、搬运沙粒及其他碎片，从巢穴外面把入口完全隐藏起来。然而，封住巢穴的同时，这些工蚁也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因为落单的蚂蚁在地面上是熬不过一夜的。这几只工蚁如果死在巢穴附近，尸体可能会把捕食者引来。于是，这几只工蚁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沙漠之夜，它们作为尽职尽责的保护者，迎来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巴西蚂蚁的合作行为是出于动物本能，与生俱来，而人类其实也是一样的。人们普遍认为，父母帮助后代是很自然的事。从生物学角度看，这种家族式抚育后代的形式被称为“合作繁殖”。已知的发现表明，两栖动物或爬行动物普遍不会合作繁殖。对昆虫、蜘蛛、哺乳动物和鱼类来说，合作繁殖的比例徘徊在1%甚至更低，而鸟类稍高，也仅有8%。

合作繁殖并不容易，因为合作本身就是有门槛的。如果将合作繁殖物种的分布放到世界地图上，可以发现它们往往集中在一些环境恶劣的地区，如非洲沙漠中的狐獴和鼹鼠，澳大利亚内陆的白眉雀鹛和灰短嘴澳鸦，以及中南美洲的沟嘴犀鹃和棉冠狨猴。

对于早期的人类来说，境况非常相似：先民大部分都生存在这个星球最困难的环境中，每个个体都必须积极寻求赖以生存的食物。这种觅食的生态环境风险很大，因为食物不容易找到，大型猎物也会反击，而且各种觅食技术都需要时间来完善。无论是参加团队协作，还是从他人那里学习技能，都对生存至关重要。

人类是合作繁殖者，明白这一点，对于理解人类社会及其育儿模式很有帮助。在大部分时间里，人类母亲们都融入了庞大的社交网络中，孩子被多方抚养长大，抚养者包括父亲、哥哥姐姐、阿姨、叔叔以及祖父母。当代的人类社会仍然在以这种模式运作，只不过，“大家庭”在工业化社会中已经被更专业的机构取代，如学校和托育机构等。

人类这种与生俱来的成长环境，对于合作性格的塑造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人们往往不愿意独来独往，更喜欢成群结队，实际上，不仅仅只是因为喜欢，也是因为需要。被排除在社交圈子之外，确实会引发我们大脑中的痛苦信号，就像手烧伤或者骨折的时候大脑发出的信号那样真实。孤独感伴随着一系列潜在的副作用，睡不安稳，免疫功能下降，直至死亡风险增加。

乐于助人是天性

更有甚者，合作会使人快乐，所以我们会乐于帮助他人。

当你为某个人做一件好事时，你所获得的那种模糊的感觉，就如同经济学家所说的“温情效应”，这种感觉也是心理学、社会学所关注的。有研究显示，如果给人们以机会，让他们为慈善事业汇款，同时通过大脑扫描仪检测，就会发现他们大脑中的“奖赏”区域会兴奋起来。这块区域，和人们在享受美食或者沉迷于游戏等娱乐性活动时的大脑活跃区域是一样的。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给了参与者一大笔现金，并指示他们要么自己用，要么用在别人身上。结果发现，到了那天晚上，那些把钱花在别人身上的人感到更加快乐。同一组研究人员还表明，当被要求与玩偶分享饼干时，幼儿的笑容比没有被要求分享时更多。还有，在别人身上花钱，甚至还有助于降血压、改善心血管健康。

那么，为什么人类的大脑中充满着这么多心理机制，驱使着我们做出如此代价不菲的行为呢?《人类还能好好合作吗》认为，促进合作的最简单机制是助人者得人助，也就是互惠原则。这一原则最初由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提出。互通有无、各得其所，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己之所欲、施之与人，善有善报、好人好报……这些格言在许多语言中都能找到同款。放眼全世界，互惠似乎是指导行为的普适准则。

不过，在动物界中互惠原则并不普遍，只有少数物种和人类一样，存在着社会交换的需求。例如，吸血蝙蝠每天都需要一顿血液大餐，不然就活不下去，但有时找到这顿饭是个大麻烦。吸血蝙蝠过着大型聚居的生活，那些成功觅食的蝙蝠经常为当晚未能开荤的倒霉伙伴们反刍。一只蝙蝠在某一天晚上“献血”，另一天晚上就很可能获得受益者的补偿。

其他物种所交换的不是血液，而是某种服务。例如，生活在珊瑚礁上的色彩亮丽的蓝子鱼，它们在觅食的时候会与一个伙伴合作，轮流提防捕食者出现。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来自斑姬鹟，实验表明，这些鸟儿只帮助那些以前为自己出过力的邻居。尽管斑姬鹟是成对繁殖的，它们还是会经常去滋扰那些出现在邻居巢穴附近的捕食者。这可不是小事一桩，帮助邻居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而且还有可能把自己暴露在捕食者的眼皮底下。研究人员针对它们的义举进行了调查，他们把一个假的猫头鹰模型放在一对斑姬鹟的巢穴内，还临时性地诱捕了邻居以阻止它们赶来相助。研究人员发现，几天后，就算是把猫头鹰模型放在那些“背信弃义”的鸟儿的巢穴内，他们所关注的斑姬鹟也已经拒绝向“不仗义”的邻居提供帮助了。

但是，人类就不会那么斤斤计较。在生活中，人类并不拘泥于在每一次社会互动中都患得患失，这其实是向自己的伙伴们传递出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信号，即我们之间相互仰仗，伙伴们不需要在每次交往中都平衡收支，伙伴的利益与自己也休戚相关。“如果纠结于上周你给谁买了杯奶茶，所以现在他应该还回来，那你的格局就太小了，因为这意味着一杯热饮的价格超出了你和他之间的利益关系。这表明，我们也没把咖啡之交当成好朋友。”尼古拉·雷哈尼解释道。

基于此，他提出一个问题。如今，有些应用程序允许朋友们在外出喝酒或者吃饭的时候开出费用清单。这项技术的确消除了AA制拆分账单的麻烦，但这也许又会让人不太自在。细想一下，这种不自在有着充分的理由：我们如此讲究互不相欠，无意之中，是否破坏了我们的社会关系结构?

未来更要超越本能

合作确实是必要的。

威胁、生存和疾病，它们从人类出现以来就与我们朝夕相伴，是真正的人生大害。如果能避免被攻击或伤害，还能获取保证健康所需的食物，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就得到了满足，这就是所谓“物质安全”的本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人类从根本上需要合作。

尼古拉·雷哈尼指出，合作是一种社会保险形式，万一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合作就是一种缓冲风险的方式。人类在地球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这种社会保险是以紧密的社会网络的形式出现的，其中包括朋友和家庭。

对许多人来说，这些本地的、个人的关系仍然是缓冲生活风险的基本手段。在许多非工业化社会里，人们按照惯例和邻居朋友们分享食物，而分享食物就是一种缓冲生活中起起落落的方式，特别是在人们无法从外部市场买到东西的时候。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利用互相高度依存的关系分散风险，是在严酷恶劣的、不可捉摸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手段，对于许多人来说，直到今天，这种关系仍然是社会保险的主要形式。

然而，合作并非一帆风顺。从社会视野看，合作的障碍在于自私所带来的短期利益。例如，一条稀有的、重达270公斤的蓝鳍金枪鱼，在东京的丰洲海鲜市场被卖到310万美金。这是一大笔钱，足以让人背弃原则，特别是如果你相信即便不是你抓住并卖掉它，其他人也会这么做。通过这一切，我们可以意识到，仅凭不冷不热的口号来激发人类更美好的天性，指望这样就可以解决重大问题是多么天真和危险。

我们不禁有些惶恐。对人类和地球上的其他居民而言，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和未来的人而言，生活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尼古拉·雷哈尼认为，我们的担心是对的，但是不应该因此失去希望。人类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不同，我们有能力找到摆脱社会困境的方法。天赐游戏，我定规则。人类不只是被游戏所困，还可以改变规则。

在这个领域里有着无数的例子，凸显了人类的聪明才智。无论是采猎者决定如何分肉，儿童们决定轮流使用玩具，还是国民们决定投票选举掌权的政治代表，都是在创建和改变规则，目的就是为了成功协调个人利益，通过合作生产出更多的公共产品。尼古拉·雷哈尼指出，我们需要利用人类的聪明才智来创建有效的制度，制定各种规则、协议和激励措施，这些制度将助长合作与长远的眼光，而不是鼓励自私和短浅的视角。我们可以预见更有效的方案，可以设想更光明的世界，也可以为我们的社会设计章程规则，让人们充满动力地进行合作。

鉴于人类在地球上的巨大存在和非凡影响，我们需要超越本能，打破常规、破旧立新才能别开生面。《人类还能好好合作吗》提到，大多数时候，与亲人合作，或者与已经有关系的人合作，都很容易，但是，要把信心寄托在我们素未谋面的人身上，可就困难得多了，而这正是全球问题需要我们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