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东奕再获国家大奖！基础研究为何成大国博弈底牌？

2025年7月8日，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正式揭晓。

在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获奖名单上，一个熟悉的名字再次引发关注——韦东奕。他与章志飞教授共同完成的“流动转捩机理的数学研究”项目，拿下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很多人对韦东奕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拎着大矿泉水瓶、穿着深色旧外套的北大青年学者身上。有人觉得他研究的数学问题太过抽象，离现实生活十万八千里。

但这一次，国家用最高规格的奖项告诉我们：基础研究，才是大国博弈中最硬的底牌。

先说说韦东奕团队到底做了什么。

拧开你家的水龙头，水流细细的时候，水柱透明光滑，像一根玻璃棒直直地往下落。再拧大一点，水柱突然变白，里面翻涌出无数细密的气泡。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力道，水流从“乖”变成了“野”。

这个现象在物理学上叫“转捩”——流体从平稳有序的层流状态，翻转为混乱无序的湍流状态。那个临界点，就是转捩点。

这个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1883年。那一年，英国科学家雷诺做了一个著名实验：他在玻璃管中注入水流，通过控制阀门调节流速，发现流速低于某个值时，水流中的染色液是一条直线；一旦超过某个值，染色液瞬间散开、弥漫整根管子。雷诺把这个临界点命名为“临界雷诺数”。

但他只能观测到现象，却无法通过数学手段精确计算出数值。

此后140多年，无数科学家前赴后继，试图找到这个临界点的精确坐标。传统的线性稳定性理论算出来，很多流动状态明明是稳定的，可现实里一点微小扰动就能让整个流场直接失稳——这就是所谓的“亚临界转捩”，实验里早就实锤，理论上却死活解释不通。

章志飞和韦东奕团队干的，就是给这个百年难题造了一套全新的数学钥匙。他们没有跟着前人的老路修修补补，而是直接引入原创的数学方法，把奥森涡算子的拟谱界猜测、剪切流的无粘阻尼问题、三维库埃特流的转捩阈值猜测——这些卡了学界几十年的核心难题，挨个给出了严格的数学证明。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的颁奖词中写道，该项目“深刻揭示了亚临界转捩的关键物理机制，为研究层流到湍流的转捩机理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数学框架”。

韦东奕团队获奖，不是孤立事件。它背后折射出的是国家对基础研究战略定位的深刻转变。

2024年11月8日，国务院修订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新条例明确写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用于资助基础研究，支持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并强调“推动基础研究自由探索和目标导向有机结合”。

这不是一句空话。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达到2497亿元，同比增长1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在2025年项目评审工作动员部署会上表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将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在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方面，深化人才类项目改革，强化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探索建立非共识项目遴选资助机制，推动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

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审标准也在向原始创新倾斜。作为我国基础研究领域顶格的奖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常年空缺，能拿二等奖的，都是实打实解决了整个领域公认的硬核难题。韦东奕团队这枚二等奖的分量，业内人士心知肚明——不是靠堆论文、凑项目就能混到的。

从经费到制度，从评审到奖励，政策“指挥棒”正在明确指向一个方向：基础研究，必须重视。

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天天埋头算公式的数学天才，研究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答案藏在那些大国重器里。

韦东奕团队解决的流动转捩问题，在航空发动机领域有着直接的应用价值。燃气轮机是航空发动机的核心，内部气体怎么流动，直接决定了发动机的效率。过去工程师只能靠经验估算，靠反复实验来“试”参数。如今有了精准的数学理论打底，燃烧效率的提升就不再是碰运气的事。

风力发电机叶片的设计也与此相关。气流路径理顺了，风能转化率就能提高。高铁在高速行驶时，空气阻力占到总能耗的70%以上，哪怕把阻力降下来一点点，全年省下的电量都是天文数字。

最让人感动的应用，可能在医疗领域。人工心脏血泵面临的核心难题之一，就是血液通过血泵时如果产生湍流，剧烈的波动会撕裂血细胞。如何理顺血泵里的每一道血流？靠的就是精准的数学模型。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这些应用全是空中楼阁。

基础研究不是今天造车明天就能上路。它是先把车轮的形状、材料、力学原理全部研究透彻，可能要等几十年，才有人拿着这些原理造出了改变世界的车。那个研究原理的人，当时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他为后人修好了路。

政策倾斜是一方面，真正要让基础研究繁荣起来，还得靠整个科研生态的变革。

近年来，科技界“破五唯”改革的力度持续加大。淡化论文、帽子、奖项等短期指标，鼓励长期积累，正在成为共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2025年明确表示，将深入开展人才项目“帽子化”治理，巩固深化评审专家被“打招呼”顽疾专项整治，确保把宝贵的科技资源投向最具创新活力的一线科研人员。

2021至2025年，北京科学家获国际重要基础研究奖项数量由13项增至25项，超越巴黎的14项；累计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成果数量占全国半数以上，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数占全国超三分之一。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达145家，占全国28.2%。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整套科研体系的重新构建：长周期项目设置、宽容失败机制、多元经费支持、国际学术交流、青年人才培育、产学研协同……每一个环节都在慢慢打通。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科研浮躁之风尚未根除，评价体系的惯性仍然很大，国际竞争的压力也在加剧。有数据显示，2024年面上项目的资助率跌至11.66%，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竞争依然激烈。基础研究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需要耐心，更需要定力。

韦东奕在颁奖现场依旧穿着那件深色旧外套。有媒体问过他，研究到底有什么用，他的回答很简短：数学是有用的。

这种纯粹的好奇心，往往才是推动文明前行的最强动力。一个数学公式写在纸上时，看起来干巴巴的，没有一点温度。但把它装进发动机，它就变成了推动飞机冲向云霄的力量；把它装进血泵，它就变成了延续生命的温柔河流。

基础研究就是那条看不见的路。修的时候没人觉得重要，等到路堵死的时候，才后悔没早动工。韦东奕团队做的，就是这种“前人栽树”的工作。他们解决了数学机理，后人就能省下几代人的试错时间。

中国基础研究是否正在迎来“黄金时代”？政策在倾斜，经费在增加，生态在重塑，但这只是开始。你觉得，国家应该怎样更好地支持像韦东奕这样的基础研究人员，让他们安心坐住冷板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