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经济观察报 ，作者刘劲

卡脖子正逼迫我们迅速从学习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而能否建立适合创新的文化是这个转变中的胜负手。

作者 | 刘劲

来源 |《经济观察报》

刘 劲

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

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科技进步只有两种方法：要么靠自己创新，要么靠向他人学习。

显然，创新的难度大、成本高。对学习而言，只要能找到合适的老师，速度会很快，虽然要交学费，但学习的成本一般来说会大大低于创新的成本。

对于那些在全球科技领先的西方国家，要提升科技只能依靠创新。因为他们身处科技前沿，没有老师可以教。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学习是最高效提升科技的手段。

其中，西方的大学、科研机构、跨国公司、贸易伙伴，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老师和学校。过去四十年，我们的科技飞快提升，也正因为我们是最好的学生。

但在当下的世界格局中，学习越来越困难。一是我们已经从以前的小学生读到大学，和老师的差距越来越小，能学的东西越来越少；二是老师们都已高度紧张，不愿意教了，害怕被我们追上甚至是被超越。

因此，今后中国科技提升的道路绝大部分需要靠自己创新，学习的道路已经布满了路障。更有甚者，西方不仅正在迅速堵上我们学习的道路，还通过对一些核心技术的严密把守，让我们无法在全球通用规则下进行正常的创新。

社会上将这种行为称之为“卡脖子”。从学习和创新的角度看，就是既不让我们进教室，也不让我们用实验室的仪器，甚至在操场踢足球时都不让学霸和我们交往。如果把全球的科技体系看成一个朋友圈，西方有些国家希望把我们彻底从这个朋友圈踢出去。

01 人才的难题

如何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有人说，不就是钱的事吗？如果我们以举国之力，把资源集中起来，什么问题不能解决？

比如，如果缺煤，我们可以把资源集中起来多开几个煤矿，很快就能解决问题；如果缺钢，我们可以把资源集中起来炼钢；如果运输能力不足，我们可以把资源集中起来修路、铺铁轨。

但科技、创新和这些投资有本质区别。这些传统投资之所以好做，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掌握技术，知道怎么挖煤、炼钢、修路，要做的只是把规模做大，复制已知的技术。然而，科技的进步需要创新，需要挖掘我们本身不知道的东西。

钱在任何时候都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才。因为创新是人的作为。虽然中国有14亿人口，每年毕业几百万大学生，但能做科技创新的人并不多，能做在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的人更少。

在科技创新方面投钱，肯定有促进作用。但顶尖人才在全球就那么多，投再多钱，如果不能把散落在其它国家的顶尖人才吸引过来，就无法大幅提升我们的创新速度或者效率。

一个中等人才，不是说手里有了一个亿就立刻能变成顶尖精英，就像国足不是说涨十倍工资就能闯进世界杯。人才培养是个复杂、体系性、长时间的过程。如果我们把眼光向内看，要在国内14亿人中培养出顶尖创新人才，需要的时间不是几个月、几年，而是几十年。正由于顶尖创新人才少之又少，我们只能花更多时间，才能取得有用的成果。

人才问题在复杂技术面前更为严峻。像芯片等复杂技术，牵扯到多学科、多难点、多产业的突破和协作。

试想，如果一种产品有100种关键技术，即使攻克了99种，只要一种不能攻克，整个产品就无法过关。如果100种技术还需要两两相互配合才能起作用，实际要解决的问题就是100的平方，变成10000种。

因此，制造一个复杂产品，不是找一些“本专业”的人就可以完成，往往需要建立一个生态体系，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前沿技术。这个生态体系里的任何短板，都会是最终产品的限制因素。

在开放的全球体系里做创新相对容易，因为我们可以“踩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卡脖子”的中心思想是要把我们从生态体系里踢出去，让我们失去脚的着力点。如果“卡脖子”成功，我们不得不建立一个全新的生态体系。这个工程是巨大的，成本奇高，需要的时间也很长。

应用型技术的追赶之所以不同于学术性科技的追赶，在于后者仅仅是科学问题，而前者必须经过市场考验。走在科技最前沿的企业可以把技术转化为产品，通过产品的销售获得利润，最后把利润的一部分拿出来继续投入研发，发展更新更尖端的技术。

最尖端的科技一定是垄断的（至少是阶段性的），所以利润率就很高，可投入再研发的资金就充裕。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会让前沿企业保持先发优势。

而如果我们从后追赶，刚刚花费巨大成本、很长时间的努力获得一些进展，追上领先企业上一代的技术，领先企业可以立即以价格战的方式，让我们刚刚获得的技术无利可图。我们很难形成研发、销售、利润、再投入研发的良性循环，只能是以长期输血的方式坚持研发。

从这点上看，民用技术的追赶难度会超过像火箭、原子弹这类军用技术。因为军用技术没有市场竞争问题，只要能用好用就可以。军队的战斗机飞得快很重要，耗油高问题不大。但民航飞机耗油多20%就意味着航空公司永远都在亏损，这个产品就一定会被淘汰掉。

也正是由于追赶型企业在竞争中的后发劣势，它们往往对研发望而止步，长时间被锁死在二三流的地位上。

02 提升科技的四个方法

从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在被“卡脖子”的情况下，科技进步极其困难。但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放弃发展。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做些什么，让科技以最快最高效的方式提升？总结下来，至少有四件事情可以做。

第一是抓住弯道超车的机会。科技的发展并非是一条平滑的曲线，在众多连续性微创新中间，时不时会出现一两个颠覆性创新，从而不是延展或提升一个原有产业，而是创造出一些崭新的产业。

在近几十年，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基因技术、纳米技术、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等，都是颠覆性创新。

颠覆性创新可以制造弯道超车的机会。因为技术是新的，谁都没有太大的先发优势。中国能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基因技术、新能源方面走到世界前列，和我们能准确及时抓住这些弯道超车的机会有直接关系。基础研究、国家的产业战略对弯道超车的能力至关重要。中国的产业战略战果辉煌，但基础研究有待大幅提高。

提升科技第二件要做的事情，是拿捏好市场与生态体系的建立。一般来讲，在经济中重要的科技也都是复杂科技，需要整个生态体系去支撑。

在没有“卡脖子”的情况下，最大的生态就是全球的生态，只有深度嵌入全球生态，才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在被“卡脖子”的情况下，一部分重要的生态无法触达，我们下意识的做法是拿出部分被国内市场专门留给自己的原创技术，进行所谓的国产替代。

有时候，国产替代是唯一出路。但我们一定要警惕国产替代和全球化有根本的矛盾：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做国产替代，全球的生态体系就分崩瓦解了。其次，对于没有被“卡脖子”的科技进行国产替代，会释放给其它国家一个对外来科技不信任的信号；如果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技术产生类似担心，我们的技术也就无法找到海外市场。

所以，与其强调国产替代，不如提倡科技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要达到这个效果，除了国产替代，还可以采用开源技术。对于不可能或者很难被别人“卡脖子”的科技，无论是来自于哪个国家，对我们来说都是安全的。

所以不是什么东西都非要自己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开源技术具有这种安全性；开源技术是反垄断的技术，对任何人都不“卡脖子”。开源的独特优势是可以团结世界上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大的生态体系，使我们的科技进步事半功倍。而且，在中国科技进步的同时，可以引领我们的合作伙伴共同进步，是真正多赢的政策。

第三点是要把钱用好。既然要做创新，肯定要花钱，而且要花比学费多得多的钱。把资源集中起来是中国的优势，但难点在于如何提高花钱的效率，如何能让每一块钱获得到更多产出。

在中国的特有体制下，人们下意识的做法是由上级统一领导，把任务一层层下达到基层，从而统一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核心要点是找到合适的人，给他合适的资源，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

这种从上而下的做法效率如何？对决策的高层肯定有一定功效，因为战略很重要；但整体来讲，这种体系有巨大的信息问题，会严重影响效率。

主要原因在于，要克服的科技壁垒往往属于复杂技术，实际是要发展出一个生态替代原有的生态。而建立生态需要大量细致的毛细血管层面的工作。

打个比方，如果说一种重要科技最终需要的生态体系中有90家企业，由90个核心团队来领导，其中30个团队在体制内，30个在体制外，30个来自于国际。

从上而下的科研体制会比较容易找到这30个体制内的团队，可能找到15个体制外的团队，但很可能只能找到5个海外的团队。

如果科研项目是造火箭，人很容易找，基本都在体制内。但如果是造芯片，真正能干的团队大部分都在体制外，可能跟领导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找到他们就极其困难。最后的结果是找到的团队很多都不靠谱，真正靠谱的都没有触达到。

其次，即使找到团队，该给多少资源，激励机制如何设立，都是很大的问题。在没有精确信息的情况下，给团队资源不够就解决不了问题，给过多资源是一种浪费；没有合理的激励机制，大家又不会努力工作。

所以在花钱的事情上，应该换一种思路：政府可以提需求给奖励，但应该把大部分的投资、运营、决策的权力留给市场。

比如，政府可以列一个“卡脖子”的清单，明码标价解决每一个“卡脖子”问题可以获得的奖励——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有保障的采购合同，或者其他方式。

只要奖励符合经济规律（试想EUV光刻机对中国的价值有多大），市场自然而然会产生供给。团队自然会组建，风险投资自然会跟进，激励机制自然是市场化的，效率可以最大化。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没有任何财务风险，因为问题解决不了，奖励就不用发下去，所谓“不见兔子不撒鹰”。虽然无论如何解决“卡脖子”问题都需要巨大投资，但在这种政策下，政府不浪费一分钱，花的每一分钱都相当于购买了一项解决“卡脖子”的技术。

有人问，如果政府不冒风险，风险谁来承担？

是创业的团队和风险投资。但由于他们有市场中最精确的信息，他们就最有承受风险的能力。创业团队和风险投资可以是国内的，也可以是国际的，是真正利用了全球最大的资源库。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以结果为导向，把决策权和风险留给最该承担责任的人，是效率最高的策略。反过来，如果一切由各级领导直接插手，效率不会高。政府掌握太多资源，反倒会引发浪费、腐败，作弊，最终让“卡脖子”问题无法得到很好解决。

最后，我们要意识到，创新和学习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要学习好，上课听讲很重要，听老师话很重要，把知识记到脑子里也很重要。但要搞创新，问问题很重要，批判性思维很重要，对权威的挑战也很重要。

“卡脖子”正逼迫我们迅速从学习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而能否建立适合创新的文化是这个转变中的胜负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