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剖析“产能过剩论”背后的西方焦虑

美国《欧亚评论》网站8月6日文章，原题：剖析西方对中国工业发展的焦虑西方的贸易话语围绕着一个虚构叙事展开。在美国和欧洲的政策圈，“中国产能过剩危机”被奉为信条——不是把中国庞大的工业规模视为经济效率的胜利，而是将其视为对全球市场均衡的“威胁”。然而，这一叙事根本经不起检验。它依赖于一种可随意曲解且带有政治动机的工业产能定义，对经济历史存在严重遗忘，并有意忽视与中国制造业“脱钩”将给全球经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要理解西方当下制造的恐慌，首先须认识到其地缘政治作用。“产能过剩论”为西方工业部门提供了言语上的盾牌——这些部门因几十年来投资不足、短视和金融化而丧失了竞争优势。西方政策制定者并未正视其国内的结构性缺陷，而是认为把责任甩锅外部在政治上更便利，于是，将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说成是异常现象，而非持续的技术升级和深入的市场改革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西方论调的根本缺陷在于对历史的无知。自工业革命开始，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位置从未一成不变，工业主导地位始终随着资本积累、技术扩散和比较优势的变化而迁移。1880年，英国工业产值占全球总量的比例达22.9%的高点。到了1953年，美国接棒，占据全球工业产值的44.7%。二战后，全球工业格局逐步由单一中心走向多中心，从美国转移到欧洲，继而转移到日本，再到向东亚、向中国转移，当前中国部分产业又向东南亚和其他地区转移。中国发展为世界头号生产中心，既非异常现象，也非市场力量的扭曲。这是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的自然结果。

西方所谓的“产能过剩论”本身存在根本性的模糊性。市场经济中，供需关系自然会经历调整周期，在平衡、失衡和再平衡之间波动。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多位于75%－80%区间，欠发达国家在50%－64%之间。中国的工业产能利用率完全处于正常范围，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利用更充分。这些事实表明，西方的“产能过剩”标签完全站不住脚。

抨击者常援引中国的贸易顺差作为产能过剩的证据，这种论点经不起历史比较的检验。纵观现代经济史，主要制造业经济体通常都会长期保持贸易顺差。英美日德等国都曾长时期保持可观的贸易顺差。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轨迹也极为相似。在行业层面，美国芯片80%用于出口，波音公司交付的商用飞机约2/3销往北美以外的客户。欧盟在汽车、药品和化妆品领域经常出现巨额贸易顺差。仅因中国参与了相同的结构性分工就加以指责，这暴露了西方的双标。中国的贸易顺差反映出产业体系的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

此外，关于中国出口单方面主导的观点忽略了中国制造业生态系统中实际价值的归属。在华经营的外企占据出口收入和利润的相当大份额，并贡献了贸易顺差的相当大一部分。今年1—5月，外资企业的外贸进出口达8663亿美元，占全中国外贸进出口的近30%。

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也并非由国内需求疲软所驱动。国内消费和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最近几个经济周期，进口增速一直高于出口增速，这表明中国是个至关重要的消费市场，而非向国外倾销商品的封闭堡垒。

“产能过剩论”最危险的一点，在于它完全无视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中国制造业，全球经济将面临何种境地。

以全球能源转型为例。在持续地缘政治动荡和能源市场紧张背景下，向绿色能源转型已是当务之急。过去十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大幅下降，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的创新、制造和产能。发展中国家依赖经济实惠的技术。

对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而言，对中国进口商品的限制直接导致生活成本上升。美国的经济分析表明，由于替代供应商难以在价格和供应量方面跟上，长期存在的贸易壁垒已显著推高中产的年度家庭支出。欧洲的有关估算则表明，扩大与中国的贸易一体化有助于抑制发达经济体的通胀压力。

过去十多年，中国向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大量纺织机械和工业机床，帮助当地建立起可行的本土制造业。与此同时，中国大幅增加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从而形成相互促进的贸易循环。

归根结底，关于“产能过剩”的争论并非针对产能利用率的技术性争论，而是围绕全球权力分配和国际贸易规则展开的政治博弈。当西方大国在应对不断变化的产业竞争力时，“产能过剩”这一说法为保护主义提供了便利借口。如果国际社会屈服于分裂的冲动，代价将不是体现在抽象的经济理论上，而是体现在更高的能源成本、推迟实现的气候目标以及受阻的全球发展上。（作者伊姆兰·哈立德是地缘战略分析师和国际事务专栏作家，乔恒、刘欣诚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