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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符亚威｜前媒体记者、现财经自媒体人

全球债务规模，空前庞大。

国际金融协会最新的《全球债务监测》显示，全球债务规模去年年末达到348万亿美元，创出历史纪录。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2025年全球GDP是117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全球债务或达到GDP近3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报告，专门警示了美国和日本的债务。

债务空前，会抑制全球经济增长

巨额债务产生了沉重的“利息吞噬”效应。

当债务利息增长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时，经济就进入了不可持续区间。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必须用于支付利息，而不是投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能提升长期增长潜力的领域。

高债务环境扭曲了资源配置的时空结构。

债务资金的使用存在明显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当债务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新增债务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显著减弱。更重要的是，当前全球债务增长主要由政府驱动，且大量流向国防支出等非生产性领域。这种资源配置不仅效率低下，还会通过“挤出效应”压制私营部门的投资意愿，从而拖累生产率的长期增长。

高债务严重压缩了政策调控空间。当债务水平达到临界点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决策空间收窄，宏观调控的成本上升，限制了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能力。

更隐蔽的是，巨额债务动摇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石。

像美国国债这样的传统“安全资产”属性正在减弱，其价格波动加剧，迫使全球资本寻找新锚，增加了整个系统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让投资与贸易的环境更加不稳。

高债务还会加剧地缘政治危机

高债务会让地缘政治平衡更脆弱，危机更易燃。

高债务会急剧放大国内政治压力，这种压力必然会寻求外部出口。

当一个国家，尤其是主要经济体，被债务利息压得喘不过气时，其政府将面临痛苦的抉择：加税、削减福利、或容忍更高的通胀。无论哪一条，都会加剧社会撕裂与民众不满。

历史反复证明，内部矛盾越激化，越倾向于在国际上展示强硬姿态，甚至主动制造或卷入外部冲突，以此来转移视线、凝聚国内共识。此时，外交政策不再是冷静的成本收益计算，而可能沦为服务于国内政治生存的“安全阀”，其冒险性与不可预测性大幅上升。

高债务国家会陷入“资源焦虑”。

它必须找到快速获取资源的方式，以获取资产，平衡资产负债表。于是我们看到，债务危机往往伴随着资源争夺战：控制石油、矿产、关键航道等关键资源。

某个大国的西半球战略，如对委内瑞拉、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一系列强硬霸权行为，实际上就反映了在巨额债务压力下，通过强化对西半球资源和经济控制来维系霸权、转嫁危机的逻辑。

最危险的是，高债务环境让债务高企的国家失去了“试错空间”。

在财政宽裕时期，国家可以通过谈判、妥协来解决争端；但当财政捉襟见肘时，任何让步都被视为无法承受的软弱。

当决策者没有财力支撑漫长的外交博弈，只能选择“速战速决”的强硬路线。

中国必须警惕美、日债务高企的风险

美国和日本的债务负担，已经触目惊心。既是我们需要防范的风险，更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美国联邦债务已超过38万亿美元，2025财年，美国国债净利息支出预计9700亿美元，首超国防开支（9170亿美元）。

日本方面，截至2025年底，国家债务总额超过1342万亿日元，创历史纪录。日本2026财年国债费31.3万亿日元，占财政支出四分之一。

美日债务危机的本质是财政纪律失序与增长模式失效的双重困境，要警惕外溢效应通过多重渠道冲击中国经济。

首先是外贸。美日的债务问题加剧经济疲软，内需萎缩，将直接压制中国出口。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二大出口对象国，2025年，中日双边贸易额3221.8亿美元，增长4.5%。2025年中美贸易额为‌4.01万亿元人民币（约合5861.5亿美元）‌，以美元计同比下滑14.8%，但总量依然庞大。

此外是美债风险。

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国国债仍是最主要的资产类别，美债信用下降直接威胁中国。目前，中国仍是美债第三大持有国，持有6835亿美债。中国必须进一步减少美债、增持黄金，优化外汇储备结构。

警惕美日债务风险，更需要警惕旧增长模式的系统性危机。中国需要在这场全球债务危机中，坚持将金融资源导向实体经济创新，避免陷入“借新还旧”的债务循环，这才是最深刻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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