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理乾评《悬崖边的造物者》︱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慎而重之

《悬崖边的造物者：5万年的人类科技创新如何重塑自然》，[美]贝丝·夏皮罗著，撖静宜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月出版，344页，69.00元

2013年冬天，我第一次听说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当时我正在丹麦留学，北欧的冬夜总是漫长而寒冷，我度过漫漫长夜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周五晚上与朋友喝酒聊天。有一次，从英国来丹麦读博不久的Song来我狭小的租屋里喝酒聊天。不甚明亮的灯光下，脸上挂着微醺表情的他用平缓但略带兴奋的语气跟我说，“生物工程终于成为工程学意义上的工程学了。我们可以像工程师设计、建造桥梁那样设计、建造生命了。我终于感觉到我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了”。那时候，CRISPR-associated（Cas）虽然横空出世才一年多，但迅速改变了分子生物学的生态地貌，成为分子生物学家和生物工程师最称手的工具。以CRISPR-associated（Cas）为代表的精准基因编辑技术让人类拥有了造物主的能力：按照人类的意愿来精准设计、创造满足特定目的、实现特定功能的生命。人，终究成了万物的“主宰”。但问题在于，人是否应当扮演“造物主”的角色，任意干扰、改变生命的自然状态？

曾获麦克阿瑟天才奖的美国演化分子生物学家贝丝·夏皮罗（Beth Shapiro）对此并不过度担忧，因为人类在五万年前就已经在扮演“造物主”了。从那时起，人类替代自然成为地球上生命演化最主要的塑造力量：人类可以决定一个物种的存亡，加速生命演化的速度，操控众多物种的演化方向。她的新书《悬崖边的造物者：5万年的人类科技创新如何重塑自然》详细解释、论证了这一观点，并用翔实、丰富的案例来说明，拥有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代表的新工具的人类，在恰当的监管下，完全可以为人类自身和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塑造更好的未来。

贝丝·夏皮罗（Beth Shapiro）

夏皮罗是从平平无奇的美洲野牛开始她的研究工作的。相较于猛犸象、洞熊和恐鸟这些史前巨兽，抑或尼安德特人这个现代智人的近亲，美洲野牛实在有些让人提不起兴趣。这也是她一开始的想法，不过因为可以去西伯利亚，她还是接受了这个课题，开始了古DNA的研究。古DNA研究通过对古生物化石遗存的DNA测序，帮助古生物学家更精确地定位一个古生物物种在生物演化中的位置，避免以往纯粹从形态学角度进行分类可能产生的误导。对野牛的古DNA研究也是她理解北美大陆巨型动物群与人类关系的独特视角。她发现，大概在三万五千年前，美洲野牛的生死存亡与人类在美洲的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人类刚踏上北美大陆时，对美洲野牛群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不过，随着猛犸和马等巨型动物群在全新世遭遇人类后灭绝或濒临灭绝，为野牛群空出来生态位，让野牛群再次繁荣起来。同时，野牛与善于联合捕猎的人类协同演化，体型变得更小，更擅长逃跑。当欧洲人带来的病毒席卷大陆时，随着原住民灭顶之灾的降临，野牛群的生存压力降至最低，种群数量达到最大。不过，这种繁盛并没有持续多久。马和枪的引入让野牛群面临前所未有的捕猎压力，陷入濒临灭绝的困境。在濒临灭绝之际，人类接管了原来自然演化主导的地方，决定了野牛群的演化路径，让野牛再次繁盛起来。人类与野牛的关系是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物种关系的一个缩影：人类是捕猎者，是驯化者，也可以成为管理者和保护者。夏皮罗在《悬崖边的造物者》的第一部分表明，无论人类是其中的哪一种角色，都会改变地球上群落的分布、其他物种演化的路径和进程，从而重塑自然。

人类对自然最显著的重塑是引起了“第六次大灭绝”。自然界中本来就存在正常的灭绝速率，但自人类登上生物演化的舞台上后，生物灭绝的速率大大提高，已是正常灭绝速率的二十倍。近期的灭绝事件已经清晰地表明人类应该对众多物种的灭绝负责。夏皮罗作为古生物学家想进一步追问的是，人类是否应该对人类早期各大陆巨型动物群的灭绝负责。人类应该对此负责的第一个证据是，各大陆上巨型动物群的灭绝与人类在该大陆的出现和扩散在时间上高度重合。不过，这只是一个现象。作为科学家，不应该仅满足于这样现象上的关联。因为两个事件在现象上看起来有关联，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是一种可能，还可能只是巧合，或者两者具有共同原因。夏皮罗仔细考察了澳大利亚、美洲大陆和新西兰的巨型动物群灭绝的原因，给出了独立的证据，有力地表明了对这些动物的灭绝，人类脱不了干系。人类作为破坏者，阻断了这些原本有更多演化可能的动物的演化路径。

夏皮罗认为，定向驯化是人类重塑自然的第二种方式。在没有人类的干扰中，生命是通过自然选择自发演化，没有特定的演化方向。然而，人类的定向驯化改变了这一切。人类选中的生命开始有确定的演化方向，朝着人类想要的方向演化：更温顺的马、产更多奶的牛……人类从捕猎者转变成放牧者。在一代代人工选择中，被驯化的动物越来越满足人类的意愿。在定向驯化中，人类与驯化的物种形成互利共生的关系。互利共生在生物世界中并不少见，甚至存在与人类种植、放牧很相似的关系：切叶蚁种植真菌、打理真菌花园来获取稳定的食物；黄毛蚁放牧蚜虫，用自己的触角抚摸蚜虫，让它们排出蜜露。不过，夏皮罗点出了人类定向驯化与其他互利共生关系的关键不同：人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定向驯化的，而其他物种之间的互利共生只是协同演化的结果，并不涉及意图和目的。

前面两种重塑自然的方式显然是以人类为中心。人类为了自己生存的私利，导致巨型动物群的灭绝，改变其他物种的演化路径。然而，即便纯粹为了人类的私利，这两种短视的方式对人类长远的生存和发展也并非好事。何况，人类是可以反思的物种，人类生存不应该以其他物种的灭绝为代价。夏皮罗认为，由此产生的人类重塑自然的第三种方式是保护自然，保护其他物种。她介绍了两种保护自然的进路：一种是划定自然保护区，让自然就是自然，避免人类的过度干预；另一种则是积极人为干预，让自然持续发展。第二种听起来有些悖谬，为了保护自然而干预自然。她举了拯救美洲狮的例子来说明。当人们开始保护美洲狮时，虽然可以通过保护美洲狮来让美洲狮的数量增加，但近亲繁殖可能带来各种遗传疾病，反而加剧了种群灭绝的危险。为此，生物学家积极推动美洲狮的杂交，增加美洲狮基因的多样性。实践结果是好的，杂交后的美洲狮的先天性疾病和生理缺陷的发生率降低了，种群数量增长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在转基因技术、合成生物学技术出现之前，人类的确一直在重塑自然，但很大程度上是无意的，即便是定向驯化，过程也很缓慢，可能要花费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来持续精心人工育种。新的生物技术，尤其是精准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正如我的朋友Song所说的，让我们可以在工程学意义上设计、制造生命。夏皮罗在书的第二部分“可行之道”（The way it could be）讨论了拥有这些先进生物技术的我们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究竟如何使用这些技术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有了今天转基因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我们可以创造更温顺、更容易放牧、迁移和挤奶的无角荷斯坦牛、风味更好又耐储存的西红柿、补充人体必需的元素从而可以挽救生命的大米、无需农药又抵御虫害的粮食作物、挽救濒危动物、处理太平洋垃圾的细菌，等等。然而，无论是转基因产品，还是2018年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都陷入了巨大的争论。普通公众感觉到了最新生物技术的巨大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人们担心，在资本的逐利本性中，“身怀利器，杀心四起”，严重威胁我们的切身安全和整个生命的未来。夏皮罗对这种“转基因恐惧”并不赞同。她认为，“心存善意，手握利器”，反而可以利用这些生物技术创造更符合人类需求的生物产品、改善生态环境、挽救濒危物种，从而有更好的未来。她确信生物技术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未来，人类自身想要的未来。因为自然选择的演化的未来本身是内在不确定的，但生物技术却让我们掌握了演化的力量，可以自己掌控演化的未来。

虽然夏皮罗的观点听起来有些过于乐观主义，忽略了生物技术本身的不确定和风险性，但她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具体的理论和现实的案例。人们对不了解、不熟悉的事物总会感觉恐惧。她尝试从理论上表明，除了加快了演化的速度和精确性，控制了演化的方向，生物技术带来的生命变化与自然产生的演化并无实质不同。因此，人们对这一点并不需要过度担忧。当然，她也并不认为，科学家可以为所欲为。相反，她认为，专门的监管是必要的，科学研究也应当主动接受公众和相关部门的监管。那些引起巨大争议的事件，比如“黄金大米事件”“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正是由于试图逃避监管而受到公众以及专家共同体的质疑。只要基因技术能够在严格监管之下进行，让公众能够完全了解，我们完全可以让生物技术给我们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塑造更好的未来。

即便有这么多理由，我认为夏皮罗的观点仍然过于乐观，对公众的想法过于简化。首先，公众对像转基因、基因编辑等生物技术的不信任不仅仅是由于无知带来的简单情绪反应，而是有理智的依据。科学家当然可以预知到生物技术带来的风险，但公众关心的是科学家预测之外的风险。事实上，公众并不追求绝对的安全性、确定性，公众习惯生活于未知的不确定性中。公众拥有与他们利益高度关联的非形式地方性知识，这足以支持他们对科学风险做出理智的反应。正因如此，公众才对科学如此确定地宣称预测到了并能完全控制所有不确定性表示怀疑。其次，公众并不是简单的对生物技术及其相关的理论知识的不信任，而是对负责科学相关公共事务的机构的行为、以往记录和可信性的合理质疑。今天科学不再是只存在于实验室之中的科学专家的事业，更是具有潜在的商业、政治利益，甚至很多科学专家本身就是企业家。尤其近些年来，科学商业化因在学术科学中不断蔓延的商业化文化而急剧加速。公众的判断是对“被商业或其他政治利益力量‘俘获’的可用科学的道德、理智和政治的判断”。第三，公众对生物技术合理的怀疑可以督促科学担负应该担负的公共责任，让科学家以及相应的公共机构更慎重地对待那些可能影响公众安全和利益的技术。

不过，不论一个人是否赞同夏皮罗在书中表达的对生物技术的乐观主义，都不可否认本书作为一本描述人类在过去如何塑造自然，在未来可能如何塑造自然的科普书是极为出色的。任何想要了解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最先进的生物技术，都不应错过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