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不阿，特立不群——苏轼最伟大的思想品格

守正不阿，特立不群，是古时大多数文人士大夫尊崇的思想品格。陶渊明、李白和苏轼都是刚正不谀、疾恶如仇、桀傲不群的代表，都是具有刚直的品性的，而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则是苏轼。他从不因遭受了太多的艰辛、挫折、磨难、打击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做人原则、人生追求和既定的人生道路，能超拔于流俗之上，清浊异路，是非分明，铁骨铮铮，显示出了伟大的品格和精神。

苏轼在《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一文中所说：“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他对那些逢迎“希合”、“以求世用”的人极为厌恶，表明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态度是“赋性刚拙，议论不随”，是“专务规谏”，“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苏轼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去做的。

王安石变法时，大权在握，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说：“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当时因“附会”王安石而得“进用”的人确也不少。但苏轼对某些在他看来仍行之有效的传统法制采取了维护的态度，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加以废除、更改，而且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因此他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对新法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

王安石变法是得到宋神宗支持的，因此苏轼曾先后三次给神宗上书，每次都是洋洋洒洒、雄辩滔箔、秉笔直书、无所隐避。苏轼表示：“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又说：“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争。”而苏轼却自称“愚蠢不识忌讳”，“上疏论之详”。在神宗正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的当时，苏轼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是十分难得的。而且，不管苏轼对制置三司条例司、青苗法、均输法等新法举措的看法是否正确，态度是否偏激，其出发点绝对是为国为民，而无个人恩怨掺杂在其中。

苏轼提醒皇帝，改革一定要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不可失掉人心，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而深刻的。苏轼列举新法之弊：“青苗、助役之法行，则农不安，均输之令出，则商贾不行，而民始忧矣。”对那些对新法之弊视而不见的人提出了严厉批评：“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这些，都是从“爱民”的角度提出问题、发表看法的。由于苏轼是逆潮流而动，态度又异常激烈，批评的矛头甚至直指神宗皇帝，他是做好了被罢官的思想准备的，也就是说，他是甘冒着被罢官的风险挺身而出、坦陈己见的。果然，他最终被罢黜，再后来又遭诬下狱，被贬黄州。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宣仁皇后高氏垂帘听政，改用旧党司马光为相，苏轼也得“骤迁”，先复朝奉郎知登州，到任才五天，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再迁起居舍人。次年，即元祐元年(1086)，又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二年，兼侍读。元祐三年，权知礼部贡举。在一二年间，青云直上，堪称苏轼一生仕宦最为顺畅、得意的时期。但苏轼并没有就此安于现状，司马光上台后，欲尽废新法，许多人望风响应。苏轼与司马光私交甚厚，当初他也曾激烈地反对新法，按理他应是无条件地与司马光站在一起的。

但情形恰恰相反。新法实行十余年来，对挽救赵宋王朝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都起到了一定作用，苏轼这些年来在对新法的某些流弊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发现了新法的某些好处，如他认为唐中叶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对免役法采取了肯定、维护的态度。因此，当他发现司马光“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时，便挺身而出“屡争之”，“因此得存留者甚多”。

双方的争吵异常激烈，司马光十分固执，苏轼为与他争辩免役法的问题，气得回家痛骂：“司马牛！司马牛！”苏轼也因此而葬送了自己进身的机会，有的人甚至称苏轼为“王安石第二”，他们一再上疏诬陷攻击，苏轼难以在朝立足，最后再度被迫“补外”而去。

苏轼与司马光的这一场斗争，也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实际上，苏轼对自己早年所持的对新法的态度也作了自我批评，认为对于新法的弃取是并无个人成见的。他在政治变革中完全走着自己的路，既不投靠旧党，也不依附新党。他赞同新法的某些内容，不是在附和新党；他反对新法的某些内容，也不是在附和旧党。无论是在王安石当权时还是在司马光当权时，他都没有采取随波逐流的态度。他在《与杨元素书》中说：“昔之君子，惟荆（指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指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明确表明了自己即使是“相知至深”，也“不随”的独立不阿的品格。

苏轼所表现出来的独立品格，与孔子所提倡的理想品格是一脉相承的。苏轼晚年从海南岛贬所北归后，曾写有《刚说》一文，认为“刚者必仁”，而“佞者必不仁”，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加以证明：凡将自己从灾难中解脱出来的，都是那些平常不讲情面、不易亲近、看起来让人感到害怕的刚直之人；凡是把自己推挤到危险境地的，都是那些平常讨人喜欢的、善于谄媚逢迎的人。接下来苏轼回忆了孙立节刚直不阿的两件事，赞扬了孙立节的刚直品格，以此“明刚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说”。可见，苏轼是将刚直与否当做是否仁德来看待的。也可看出，苏轼在经历了长期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贬谪生活之后，他仍保持着刚直的品格，仍把刚直看做是人生的一种理想品格。他若是活到明代，和海瑞肯定是哥们。

苏轼认为，要保持刚直的品格，自身必须无所畏惧。他在《书〈孟德传〉后》一文中，用生动的故事说明了这个问题。苏轼不畏强者，遇事敢言，正体现了他的无所畏惧的精神。

苏轼“拙于谋身，锐于报国”的品格，在当时就得到不少人的敬佩，身后更得到崇高的评价。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朝廷赐苏轼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在封太师之位的圣旨中，说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不可夺者晓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

苏轼身后名气很大，而其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宋史》本传载，当时曾有人说：“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意思是，苏轼如果能稍微韬晦收敛一点，即使不得大用，也不会招致祸患。但本传作者随即反驳说：“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这话是说得很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