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明珠麦积山石窟的历史与艺术（下）丨丝路石窟系列之③

三、西魏北周时期的石窟造像

44窟坐佛，西魏时期。

西魏是麦积山石窟营建的又一个高峰，开凿于这一时期的窟龛有第20、28、30、43、44、102、105、123、127、135等窟。仿殿堂式崖阁成为新的潮流，这可能与西魏文帝前皇后乙弗氏到麦积山出家为尼有密切关系。

相传第43窟就曾是这位美丽而贤惠的皇后的寝陵。西魏造像在北魏晚期秀骨清像的基础上，面部神态及身材又趋于饱满挺拔，给人一种宁静慈祥的感觉。人物服饰依然保留着褒衣博带风貌，但服装质感厚重，层次繁缛清晰，线条流畅分明，质朴而不失奢华，一股清新之风扑面而来。

特别是佛像发髻和衣裾方面的变化尤为突出：样式丰富的涡旋纹、水波纹和螺纹发髻交相辉映，八字形重叠衣裾和三片式衣裾并存，生动再现了当时南朝与中原地区不同佛教造像艺术样式的交流与融合。

117窟坐佛，西魏时期。

102窟维摩诘坐像，西魏时期。

127窟西方净土变，西魏时期。

127窟睒子本生，西魏时期。

127窟壁画（局部），西魏时期。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开始出现反映士族文化精神的维摩诘造像。同时也开始出现内容复杂、人物众多、场面宏大、技法娴熟的大幅经变和本生故事画，如第127、135窟内均保存有巨幅的涅槃变、西方净土变、维摩诘变、地狱变、睒子本生、舍身饲虎等佛教故事画，是我们认识和了解中国北朝时期绘画艺术的宝贵资料。

承祚西魏的北周政权成为前者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改革措施的实际受益者，历代统治者除武帝宇文邕采取过强硬灭佛举措外，其余当权者均十分崇信佛教，这也是北周时期麦积山开窟造像依然盛行的关键因素。

代表性窟龛主要有第4、9、12、15、22、26、27、141等窟，主要集中在东崖。仿殿堂式窟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如东崖上部的第4窟，俗称“上七佛阁”或“散花楼”，系大型庑殿顶，前廊后室、七间八柱式结构，面阔30.48米、进深8.00米、通高16.00米，平棋、斗栱、额枋、瓦垄、正脊、鸱吻等建筑构件一应俱全。后室由七个装饰华丽的帐形大龛组成，富丽堂皇。

第4窟外景，北周时期。

第4窟顶部薄肉塑伎乐飞天，北周时期。

庾信在《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中写到：“……似刻浮檀、如攻水玉，从容满月，照曜青莲……载辇疏山，穿龛架岭……壁累经文，龛重佛影。雕轮月殿，刻镜花堂。横镌石壁，暗凿山梁……方域芥尽，不变天宫。”可谓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这座凝聚无数能工巧匠智慧和心血的艺术殿堂。

除传统的三佛造像外，七佛和千佛造像也很流行。造像风格方面，敦厚质朴、珠圆玉润成为重要特征。

62窟佛与菩萨，北周时期。

它一改西魏造像繁缛华丽、服饰厚重的特点，无论是佛、菩萨、弟子，还是飞天和力士，服饰轻柔而贴体，均展现出一种雄健挺拔、恬静自然的气韵，面相方圆，五官清秀而紧凑。佛低平肉髻，身穿圆领通肩或垂领式袈裟，衣裾下摆紧贴佛座，阴刻圆润流畅的褶皱纹。菩萨也由束发高髻改为头戴花冠，周身饰璎珞，体姿婀娜而不失端庄。

其中飞天装饰技法的创新令人称奇，如散花楼后室外侧上方中间五组伎乐飞天的面部、手、足、乐器等均采取浅浮塑方式，而发髻、服饰、璎珞、花卉、流云等则绘制而成，两者之间的结合天衣无缝，构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热烈欢快的佛国圣境。

四、隋唐时期的麦积山石窟艺术

隋唐时期是麦积山石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根据对麦积山崖面现存窟龛综合考察分析，可知到北周时，壁面上已是窟龛密布，几乎已经没有多少可供利用的位置。这一时期现存窟龛主要有第5、8、10、13、24、37等窟，多为隋代开凿。其中第5窟完成于初唐，绘制于右侧大龛外壁上方的西方净土变，场景壮观、人物众多，是唐代壁画的杰出之作。

此外，第4窟后室大龛之间的墙壁上方保存有多幅唐代绘制的佛说法图、供养菩萨、跪拜供养人形象。造像题材以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组合为主，兼有传统的三佛造像。

东崖大佛，隋代。

这一时期造像最杰出的代表是隋代开凿的东崖大佛（第13窟），为石胎泥塑，正中主尊系阿弥陀佛，左、右分别为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大佛高15.7米，气势宏伟，也是麦积山第一大佛。造像风格上，体态丰腴，神情雍容大度，服饰繁缛华贵，充分展现出隋唐王朝的盛世风貌。但由于地震、战乱等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盛唐以后的麦积山走向了衰败。

唐代佛说法图（唐冲临摹）。

乾元二年（759年），因躲避战乱而流寓秦州的大诗人杜甫来到麦积山时，他看到的是“野寺残僧少，山圆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的凄凉景象。会昌法难后，唐朝统治者佛教政策开始变化，宣宗大中元年下诏恢复佛教。同时，唐朝乘吐蕃内乱，收复了陇右包括秦州在内的“三州七关”。

在这种背景下，麦积山又逐步恢复起佛事活动，据宋《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保瑞应寺再葬佛舍利记》碑载：“……至大中二年，有先师迥觉大师，寻旧基圣迹，构精伽蓝……”其中也包括对崖面窟龛造像的修缮。

五、五代至两宋时期的麦积山石窟

五代至两宋是麦积山石窟大规模修缮的阶段，主要是对前代窟龛、造像进行修缮和补塑，总计约300余身，主要见于第4、9、13、36、43、90、127、165、191等窟。总的看来，五代造像较少，以宋代造像居多，其中西崖窟龛多为北宋修缮，东崖窟龛多为南宋修缮。

43窟主尊左侧侍女，五代时期。

从题材上看，以单尊佛、菩萨、力士等为主，风格上更具有写实性。造像面相椭圆饱满，斜眉吊目，悬鼻小口，表情森严、凝重，服饰简洁、质朴，宽博厚重，极富质感。其中佛低平螺髻，前置肉髻珠，身穿垂领袈裟。菩萨束发高髻或戴风帽，眉目慈祥，身材比例协调、准确。力士表情生动传神，体形孔武雄健，充满阳刚之气，给人以强烈的力量和威武感；这段时间造像前衰后盛也与当时秦州所处环境有密切关系。

五代时秦州成为秦岐、前蜀，以及梁、唐、晋、汉、周等政权的争夺焦点，麦积山石窟也受到很大影响，佛事活动萧条。北宋时秦州改属秦凤路，是内附吐蕃部众的重要聚居区，同时又是北宋与西夏政权对峙的边防重地，颇受历代朝臣重视，故总体上形势稳定，经济也有所恢复和发展。

133窟佛与弟子，北宋时期。

165窟菩萨，北宋时期。

西崖大佛（北魏原作，北周、宋重修）。

两宋期间，麦积山东、西崖大像重新修缮，其工程浩大，令人赞叹。如东、西崖大佛，133窟内的佛与弟子，4、43窟内的力士，90窟内重塑三佛二弟子，165窟内的菩萨和供养人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六、元代以降的麦积山石窟

35窟坐佛，元代。

元明清时期由于政治中心东移，秦州地位下降，麦积山也步入开窟造像的衰落期，无论是窟龛造像的规模，还是造像、壁画的艺术水平都没有太大建树，彻底转变为一处纯民间性宗教信仰活动场所。元代造像主要以密宗为主，如35窟坐佛、48窟四臂观音等；

明朝佛教僧团及寺院发展受到严格控制，但麦积山瑞应寺旧藏的明代护戒牒、西方公据、金刚经启请、三世诸佛图等雕板表明当时这一带民间佛事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如散花楼（4号窟）、中七佛阁（9号窟），以及涅槃洞（第1窟）等均有明代重新妆彩造像或壁画。

瑞应寺旧藏的明代护戒牒雕版，明代。

同时，诸多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士族官吏更加纵情于游历山水，立碑赋诗，景色优美的麦积山自然成为首选之地，也因此留下许多碑碣题刻，是认识和了解明代麦积山石窟的珍贵史料；清代全面吸收明代政治制度，在思想、文化方面更加专制。具体反映在麦积山石窟中，无论是塑像，还是壁画都表现出一种程式化特征，繁缛细琐，没有个性和特点。其中代表性作品主要有第2窟内文殊菩萨、驭者、弟子和供养人，以及瑞应寺大雄宝殿左右山墙上彩绘的五方佛、八大菩萨、罗汉、侍童、明王壁画。

民国时期的西北长期处于军阀割据、混战之中，地僻人稀、交通不便的麦积山早已沦为荒山野寺，除传统庙会节日外，罕有人至。窟龛栈道残破不堪，仅有的几名僧人主要靠几亩田产和周围村民供养。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0年，天水著名学者冯国瑞先生利用在家休假机会，与几位挚友数次前来麦积山参观考察。冯先生以其深厚的史学、美学、金石学和文献学功底，充分认识到麦积山石窟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此后，他怀着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挚爱，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积极奔走呼吁，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及社会各界宣传、介绍麦积山石窟，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和知道陇右这座佛教艺术宝库，使其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完成了由宗教活动场所向民族文化遗产转变的过程。

作者简介：

孙晓峰，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博士，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敦煌研究院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敦煌研究》编委。先后承担、主持或参与过甘肃省东部地区中小石窟调查、《天水通史》编撰、《甘肃石窟志》编撰、麦积山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甘肃省长城资源调查等重要业务工作。另外，出版专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承担或参与多项国家、省部级社科项目，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麦积山石窟第120-127窟考古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