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小土豆，怎样改写世界（2）

它改变了中国，也成了中国人的土豆

文 / 林海

如果让中国人说出一道最熟悉的家常菜，土豆丝大概有机会进入前十。

酸辣土豆丝、炝炒土豆丝、青椒土豆丝。从东北到云南，从陕西到广东，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做法。

从安第斯山脉远道而来的作物，最后成了中国人的家常菜。（AI 优化图片）

但土豆原本不属于中国。

它的老家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在那里，当地居民驯化马铃薯已有数千年。离开安第斯之后，马铃薯改变了欧洲农业，推动了人口增长，成为工业革命时期重要的粮食基础；但它也曾在爱尔兰留下饥荒与苦难的记忆。

然而，马铃薯的旅程并没有停在欧洲。

后来，这颗来自安第斯山脉的块茎作物，又在中国扎下根来。它改变了中国一部分地区的农业，也逐渐成为中国人熟悉的土豆。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马铃薯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的国家。从云贵高原到蒙古高原，从黄土高坡到乌蒙山区，都能看到这种来自远方的块茎作物。

一颗外来的马铃薯，究竟怎样进入中国，又怎样一步步变成了“中国人的土豆”？

答案并不是某一个人带回了一颗神奇的土豆。

马铃薯进入中国，更像是一场漫长的迁徙。它随着不同的人群、贸易路线和农业交流不断传播，在一次次种植、适应和选择中扎根下来，最终融入中国农业，也融入中国人的饮食文化。

PART 01

第一颗土豆，没有留下名字

历史记住了郑和、哥伦布、康熙和乾隆，却没有记住第一个把马铃薯带进中国的人。

这其实并不奇怪。

几百年前，一个普通商人、农民或水手，不会为一颗块茎留下照片、标本，更不会留下今天科学家可以追踪的遗传证据。地方志中留下的，往往只是寥寥数语：“生于土中”“形如芋”“味甘可食”。

更复杂的是，古人笔下的“土豆”“土芋”“马铃薯”，并不一定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马铃薯。

1700年的福建《松溪县志》中曾出现“马铃薯”的记载。过去，一些研究者曾将其视为中国早期马铃薯纪录。然而，文献描述这种植物“菜依树生”，所结之物“色黑而圆，味苦甘”。

问题在于，现代植物学意义上的马铃薯是一种地下块茎作物，并不会“依树而生”。这段描述更符合中国本土藤本植物黄独。

古籍里出现“马铃薯”三个字，并不一定意味着它记录的就是今天的马铃薯。

郑和带回土豆的说法同样缺乏依据。郑和下西洋时期，欧洲人尚未抵达美洲，马铃薯仍然生长在遥远的安第斯山脉，尚未进入全球传播阶段。

那么，马铃薯究竟怎样进入中国？

目前并没有一个被完全证实的答案。

研究者提出过几种可能路径：它可能随着欧洲和东南亚海上贸易进入中国东南沿海，也可能经南亚、东南亚进入云南，还可能沿西北陆路逐渐传播。现存地方志、方言记录和地方品种提供了一些线索，但仍不足以确定唯一的传播路线。台湾荷兰时期文献中出现的“potato”记录，是否指今天的马铃薯，仍需要进一步辨析。

周边地区的早期记录同样存在争议。日本关于16世纪末荷兰商人将马铃薯带到长崎的说法，长期流传，但相关传播时间和早期栽培证据仍有不同观点。

此外，马铃薯主要通过块茎繁殖。病毒和病原会随着种薯繁殖逐代积累，早期材料可能退化、消失，也可能被新的种薯资源替代。因此，即使云南一些高海拔、冷凉地区保存有古老地方品种，它们也只能提供亲缘和传播历史上的线索，而不能简单视为几百年前原始马铃薯的“活化石”。

所以，关于“第一颗土豆”的故事，我们最终得到的结论可能并不是找到某一个名字，而是理解一种更真实的历史过程：

它很可能并非沿一条固定路线进入中国，而是经过多次传入，逐渐融入中国的农业和饮食。

PART 02

洋芋走进了山里

当“洋芋”这一称呼开始较明确地出现在清代一些地方文献中，我们终于能够看到马铃薯传播的一些轨迹。

杨名飏后来出任陕西巡抚，也曾在汉中、陕安一带任职。他熟悉的不是纸上的“秦中”，而是南山、北山之间完全不同的生计：南山还能靠包谷养人，北山却地寒霜早、土地贫瘠，许多人一年到头都在为口粮发愁。

于是，他发布《颁种洋芋法以厚民生谕》，把洋芋当作一件很具体的民生事务来办。告谕不只劝人种，还讲种法、做法和它为何适合北山：不是让百姓突然致富，而是希望他们在冷凉、薄地上多一条活路。

这不是一个商人偶然带回奇异作物的传奇，而是一位熟悉地方民生的官员，试图把一种已经在别处证明可种植的作物，推广到更缺粮的地区。

乾隆时期，陕南只有少数地方留下马铃薯记录；到嘉庆、道光年间，孝义厅、定远厅、宁陕厅、紫阳县、留坝厅等地陆续出现了洋芋。它没有迅速占领富饶平原，而是先在高寒、霜早、粮食选择不多的地方站住了脚。

清末南京城门旁的马铃薯田。随着传播范围扩大，马铃薯也逐渐进入城市周边的菜地。（历史图片）

马铃薯并不是扔进乱石缝里就能高产。它同样需要合适的种薯、土壤、水分和管理。它的优势，是喜冷凉、生长期较短，能进入一些水稻、小麦不容易稳定生产的高海拔地区。

清代人口快速增长，土地不断细分，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丘陵和山区生活。过去，一些高寒、贫瘠或不适合水稻和小麦生长的地方，农业生产条件十分有限。玉米、甘薯和马铃薯等外来作物传入后，为当地人提供了新的选择，也使一些原本难以维持稳定生活的山区有了较为可靠的口粮来源。

这些作物不仅改变了山区的种植结构，也扩大了农业可以利用的空间。同治《恩施县志》记载：“往昔惟种药材，近则遍种洋芋。”这句话反映出，洋芋逐渐进入山区农业，并成为当地重要的食物来源。

作物的适应性扩大了人们的生存空间。

马铃薯对普通家庭的意义，往往出现在最困难的时候。民国《重修镇原县志》记载，1920年代甘肃大饥，“穷民赖洋芋以延残喘者不知几何人矣”。

从开花到收获，真正留在土地里的，才会成为一地的食物。（作者摄）

马铃薯没有凭一己之力创造清代的人口增长，也没有单独养活整个中国。历史中的作物，很少是救世主。它们真正改变的，是在某些地方、某些年代，为普通人增加了一点选择。

PART 03

土豆会退化，也会生病

农民种马铃薯，传统上并不是播撒真正的种子，而是利用上一年留下的块茎作种薯。种薯切开后，只要每块带有芽眼，就能长出新的植株。

这样做方便，也能保持品种特征；但种薯一旦感染病毒，病毒等病原会随着种薯繁殖一代代积累。连续自留种以后，植株可能变矮、叶片发黄，产量一年不如一年。农民把这种现象叫作“退化”。

比退化更凶险的，是晚疫病（Phytophthora infestans）。

阴凉潮湿的天气里，它能迅速让叶片发黑、植株倒伏，还会侵染地下块茎。19世纪的爱尔兰大饥荒，正是从马铃薯晚疫病开始。

进入20世纪，中国南方薯区面对着同一种病害。过去，农民只能从地里挑选表现稍好的洋芋继续留种。现代农业需要做另一件事：找到真正抗病的材料，经过试验，再把它送回农田。

中国马铃薯现代育种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出现了一批改变历史的人。其中，一个名字值得记住：杨洪祖。

PART 04

一个原本想研究果树的人

杨洪祖原本没打算研究马铃薯。

1936年，他从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最感兴趣的是果树。他想改良家乡四川的柑橘。进入四川省稻麦改进所后，所长交给他的任务却是甘薯和马铃薯。

这不是他原先设想的道路。但他没有把它当成临时差事。他跑各地收集材料，仅甘薯农家品种就收集了143份，同时也系统收集和筛选马铃薯资源，选出了“彭县大白芋”等材料供生产使用。

后来，他本来申请去美国继续学果树。水稻专家赵连芳劝他改学薯类育种：四川需要的不只是好果树，也需要能让更多人吃饱的作物。杨洪祖改变了方向。

这个选择改变了他的一生。

杨洪祖（根据历史照片经 AI 辅助绘制）

1938年，杨洪祖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植物遗传和马铃薯育种。1939年夏天，他在苏必里尔湖畔的育种场待了一个完整生长季，跟着育种家学习杂交、选择和田间鉴定。

1940年初，他辗转回到战火中的中国。农业科研条件简陋，但粮食压力和病害不会等待。

杨洪祖做的事并不神秘：收集、引种、观察、比较，再把表现好的材料送到不同地方试验。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

PART 05

从B76-43到“巫峡”

1947年，杨洪祖从美国农业部引进两份马铃薯中间材料，其中一份编号为B76-43。

它没有立刻得到一个响亮的名字。杨洪祖先把它留在成都，连续培育、观察和鉴定。

对农民来说，这是灾害；对育种者来说，也是一场残酷而真实的考试。病害压力不足时，材料之间的抗性差异可能看不清。晚疫病真正暴发，谁能站住，一目了然。

B76-43表现出了很强的抗性。

第二年，四川万县地区巫山县晚疫病流行。据中国作物学会相关资料记载，当地因此发生严重春荒。杨洪祖送去包括B76-43在内的三份抗病材料，并与植保人员一起到田里鉴定、决选。

最后留下来的，还是B76-43。

它不但抗病，产量也高，当地农民愿意种。当地群众后来称它为：

巫峡。

“巫峡”的材料来自美国，在成都经过多年鉴定，又在巫山的病害环境和生产条件中完成选择，最后由当地群众命名。

这并不削弱杨洪祖的贡献，反而说明了现代育种真正怎样发生：材料可以来自远方，但能不能抵抗当地病害，能不能适应中国的土地，能不能结出农民愿意留下的块茎，必须一季一季试出来。

“巫峡”随后在川东、鄂西推广，又进入重庆郊区、陕西商洛和汉中。为了让新品种尽快进入山区，杨洪祖和同事曾在当地蹲点数月。195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他先进工作者称号。

这不是“发现一颗神奇土豆”的故事。

这是一个外来材料经过检验、选择，最终扎根中国土地的故事。

PART 06

中国人的土豆

一种作物进入一个国家，并不等于它立刻属于这里。

它先有了土豆、洋芋、山药蛋这些地方名字，被农民种进山地，被地方官写进告示，也在灾荒中成为一些人的口粮。

后来，科学家开始收集地方品种、引进外来材料、鉴定病害、比较产量。中国人不再只是接受马铃薯，也开始选择它、改良它。

从B76-43到“巫峡”，改变的看起来只是一个名字。

名字背后，是一份外来材料经过科学家、农技人员和山区农民共同检验，最终变成中国田野里的品种。

这时，马铃薯才不只是中国人吃的土豆。

它也成了中国人自己选择和改良的土豆。

最后，它还是回到了厨房。

热锅，宽油，花椒一炸，切得细细的土豆丝下锅，刺啦一声，腾起大片白色热气。顺着锅边淋下一匙香醋，醋香一逼出来，人就饿了。

那一刻，引种、育种、晚疫病、B76-43和巫峡，都退到了背景里。土豆又回到它最普通的样子：一口踏踏实实的家常饭。

从山区口粮到街头小吃，土豆已经进入中国人最普通的日常。（AI 优化图片）

它改变过欧洲。

也参与改变了中国。

最后，它从安第斯山的一颗块茎，变成了中国人餐桌上的土豆。

下一篇，也就是这个系列的第三篇，我会讲讲我与马铃薯的情缘。

参考资料

1. 项梦冰：《中国马铃薯历史札记》，《现代语言学》，2018，6(2)：342—377。

2. 刘鑫凯、朱宏斌：《清代马铃薯在陕西的引种与传播》，《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3)：90—100。

3. 祝菊澧、李灿辉、周润等：《云南省马铃薯引种史、传播路线及其影响》，《农学学报》，2021，11(7)：95—103。

4. 中国作物学会：《礼赞·科学家精神｜杨洪祖》，2020年12月20日。

史料说明：马铃薯早期进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仍有争议。文中对《松溪县志》、云南早期路线、台湾和日本传播年代的判断，均采用较为谨慎的表述；杨洪祖与“巫峡”的时间线主要依据中国作物学会整理的人物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