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艺”丨解密高更：野蛮人（系列之十）

高更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巴黎。一进入这个繁华喧闹的城市，他就触景生情，勾起了往日种种不愉快的回忆。对比之下，高更仿佛从塔希提天堂回到人间，又要重新面对尘世的烦恼和无聊，因此失望和凄苦再次袭上心头。

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新艺术的成就，也为了获得生活费，1893年11月，高更从塔希提岛带回的66幅作品中精心挑选出38幅，布置在杜朗·吕埃尔的画廊，举办了个人画展。

这次展览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评论界、绘画界对高更作品中夸张的色彩和造型不能接受，持批评态度，认为他的作品粗俗。有人在报纸上不无嘲笑地写道：“为了使您的孩子快乐，让他们赶快来参观高更先生的画展吧。”这明显是在调侃高更的画只适合儿童观赏，缺少温文尔雅的高深意趣。就连昔日印象派的老师和朋友也不理解高更的艺术追求。莫奈和雷诺阿认为这种风格的画糟透了，毕沙罗则明确对这种不属于文明人的艺术表示反感。

陷于孤立的高更异常苦恼，但他仍然坚信自己的艺术观点是正确的，苦苦辩解道：“人们说塔希提岛创作的这些虚构的色彩是不可能有的，但它们是作为塔希提岛上伟大深沉和神秘的价值而存在的。如果一个画家为画面和谐的需要，他就有权随意使用色彩。”高更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场：“人家是不赞成我的作画方式的，然而，对于这些我毫不在乎，我只选我自己所喜欢的去画。”

高更天性中的那种孤傲不羁，我行我素的禀赋又一次顽强地呈现出来。越是遇到外界的挤压，越是激发他内心骁勇好斗的印第安红人特质。他甚至揶揄印象派画家们：“不要过多地写生。艺术是一种抽象。通过在自然面前的深思，你取之于自然，并要靠在这基础上做梦。再美好的思想，要能够在缺乏宗教绘画的情况下，通过形与色呼唤出来。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创作多种的和谐，来应和我们的心灵状态。谁不能把握这些，他是不幸的。”

高更现在已远非十年前那个业余的“星期天画家”了。当年他如痴如醉地崇拜着印第安画派，全身心投入对光与色的表现。印象派凭借光与色的新观念，确实在绘画领域引起一场视觉革命，打破了原有的传统绘画模式。高更也曾为自己通过不懈努力成为印象派画家而感到兴奋和自豪。然而，随着高更不断的研究和探索，逐渐发现印象派的缺陷和弊病。

从本质上讲，印象派只是传统写实绘画的一种发展和延续，在以写生为创作手段的画面中，并没有表现观念和思想，除了光与色之外，造型还是用传统的基本模式。这种认识，高更在印象派后期已初步形成，并在实践中尝试改变，突出表现观念和思想。在他从马提尼克岛带回的画中，就可看出这种观念和画法初露端倪。后来在布列塔尼遇到年轻的贝尔纳，受到启发，形成了综合艺术风格，从而与印象派彻底决裂。到塔希提后，得天独厚的原始风情使高更这种表现风格更趋成熟。高更确信自己是对的，而印象派画家们却仍在原来取得的成就上固步自封。

为了充分展示自己的这种观点，高更撰文对印象派画家进行阐释，在题为《不同事物》的文中，他写道：“印象派将色彩当做纯粹的装饰价值，他们创作仍保留着一种不自由，即仍然束缚于反映自然，而不是在充满秘密的心灵底层去探寻，他们停留在眼睛所见，因此他们坠入科学论证，多了一个教条。人们必须对学院派进行斗争，也应对印象派和新印象派进行斗争。”

高更对艺术永无止境的执着探索，使他超越了印象派的绘画观念，走在时代艺术的最前面。他异常清醒而又尖刻指出：“他们（印象派画家们）也谈艺术，但那是什么东西？一种十分浅薄的艺术，完全是装模作样的和纯物质的东西，其中毫无思想。”

高更构筑起新艺术的营垒，当受到攻击时，他就不遗余力地捍卫自己的艺术思想。时而也用辛辣的话语回敬那些攻击他的人。在逆境中，总是能看到起祖先遗传给他的那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高更成为巴黎艺术界孤独而高傲的“野蛮人”。

真正能理解并支持高更艺术的，是他所崇敬的德加和象征派诗人马拉美，他们在高更最孤立无援的时候，真诚勇敢地与他站在一起。马拉美对他的展览给予肯定和赞扬，说道：“你能够把那么多的神话表现出来，真是非同凡响。”听到朋友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度，高更很受感动和鼓舞，更增添了对新艺术探索的信念和勇气。

作为一个艺术的革新者，高更深知必须甘于孤独和寂寞。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往往是在晚年，甚至是死后才被发现或承认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在高更的综合主义画风里，所借鉴的古代埃及、中世纪、罗马式雕刻以及东方佛教造型、日本绘画、黑人艺术等，在他去世许多年后，才由马蒂斯、毕加索等人重新发现其中的重要价值，将它们中间蕴藏的神秘意识引入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才使其放出新的光芒。高更的勇敢探索，为后人开辟了道路，他的艺术深深影响了下一代人，至20世纪成为“野兽派”绘画的创作纲领。

然而在当时，人们却无法看出高更绘画的意义。在展览期间只售出了11幅，远不能解决他的生活问题，不过暂时缓解一下眼前的困境罢了。在最狼狈的时候，高更口袋里只剩下从塔希提岛带回来的4个法郎。真叫“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他为今后的生计犯愁时，命运给他送来一个不小的礼物。

居住在奥尔良的高更的叔父突然因病去世，他身边没有其他的亲属，于是高更便幸运地成为唯一的遗产继承人。这意外的收获使高更避免了再次陷入穷困潦倒的悲惨境地。他用这笔钱租了一间画室，并将屋里装饰得新颖别致。墙壁被他刷成明亮的铬黄色，再挂上几幅在塔希提创作的油画，房间里还点缀了各种土著人的兵器和艺术品，看上去充满异国情调，别具一格。在窗子上，他还用塔希提语写着：“人们喜爱此地”一行字。这间屋子成为他躲避尘世烦恼的庇护所。

不仅如此，高更独立孤傲的叛逆精神还体现在他的日常穿着上。在此期间，紧随巴黎时尚的人们会看到，这个行为怪诞的“野蛮人”所穿的奇装异服，与巴黎的风气格格不入。他上身穿着一件很长的蓝色男礼服，上面配有珍珠壳制成的纽扣，里边是一件俄式开口背心，领子上镶有黄绿相配的饰边。裤子是灰黄色的，双脚蹬着五颜六色的木屐，头上则戴着一顶卷毛羔皮帽，白手套中还时常拿着他随意雕刻图案的木手杖，手柄上镶嵌了一颗精致的珍珠。

高更的这种扮相，旨在表明自己不屑与所谓文明社会中那些趋炎附势的伪善者们同流合污，用这种奇异的方式宣扬孤傲不羁的独立品格。而在追逐功名的巨大潮流惯性下，在盲目而因循守旧的巴黎人眼中，高更的这副尊容，无疑是十分滑稽可笑的，觉得他如同一个未开化的“野蛮人”。他们把高更当成是游离于文明社会之外的另类来看待，因此在眼光中总带着嘲笑和讥讽。有人在报上写道：“无论他怎样修饰自己，人们也没有把他看作像马格亚尔或者伦勃朗，相反，却有些像滑稽剧中神父的扮相。”有人甚至将高更画成漫画中的小丑模样。

高更早已饱尝世间冷暖，根本不理会人们对他的看法。在塔希提永恒般的宁静生活中，他向当地土著人学到了不少宗教观念和思想。他的感悟与超脱，使他傲然于那些唯唯诺诺的芸芸众生之上。社会的冷眼和讥讽更刺激了他我行我素的独特秉性。他的行为举止更是狂怪异常，放荡不羁。

有一次，高更在街上偶然看见一个奇特而神秘的女子，高更被她身上所具有的神采风韵所打动，于是将她带回画室，过上同居生活。

这个女子名叫安娜，她自称有爪哇人的血统。平日，不管她走到哪里，总有一只长尾猴不离其左右。在安娜艳丽的姿色里夹杂着东方风韵和几分妖娆之气，正是这些令高更为之倾倒，每天沉迷于交欢的狂喜之中，而安娜也俨然成为房子的主人。

高更为安娜画了幅裸体像，取名为《爪哇女人安娜》，画面中玫红色的背景与湖蓝色的椅子既对比、又调和，与暗冷色的地面共同衬托暖红色的女人身体，又从微妙的表情和姿势中，准确表现了安娜风流放荡的个性，脚边的长尾猴增加了画面的神秘气息。

高更的画室经常聚集着各种艺术家，其中包括象征派诗人、音乐家以及来自阿旺桥的年轻追随者等等。他们在一起讨论艺术，纵酒狂欢，只要兴致所至，必然放荡形骸。没过多久，高更继承的遗产，就几乎被挥霍殆尽。

毫无节制的生活引起经济危机后，高更又想起布列塔尼，那里有他许多美好的回忆，也是他新艺术形成的地方，他每每想到就会产生一种温馨和自豪之情。高更已将布列塔尼视为自己艺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次，他带着安娜去阿旺桥和普尔迪村分别居住了一段时间。

5月的一天，高更与安娜前往孔卡诺村看望一位画家，一群无赖尾随在后哄笑挑衅。他们早就对安娜奇异的打扮、骄横的神情以及她肩上蹲着的长尾猴议论纷纷，一直想伺机寻事。高更怒不可遏，与他们进行了一场恶斗。交手的结果，当然是寡不敌众，高更被他打昏在地，踝骨也被人踢断，医生诊断是开放性骨折。这次遭遇的横祸使他落下终生不愈的病根。

当高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疼痛难忍、辗转呻吟之际，引发事端的安娜却丧尽天良地溜回巴黎，窃走画室中一切值钱的东西，然后逃之夭夭。高更得知后，追悔莫及，苦叹道：“我这真是自作自受。”

高更想起回到法国的种种经历，不禁悲从中来。他怨愤地对朋友说：“不幸的事总是接踵而至，尽管我名躁巴黎，但仍然无法靠绘画谋生。对异国情调的嗜好使我下定决心，我做了一个不可改变的决定，12月我回到巴黎，准备卖掉我所有的一切，整卖也好，零卖也成。一旦我的口袋装满钱，我将再次启程去大西洋。而这次是永远的出走，永不再回来。”

这是艺术家满腔愤恨的肺腑之声，文明社会又一次伤透了高更的心。他彻底看清了自己是巴黎生活的局外人，一个多余的人，在这里只有痛苦与不幸，他急切盼望去往那幸福的伊甸园中，他将塔希提岛看作是最后的归宿，发誓永不再回他深恶痛绝的欧洲。这个被文明社会称为“野蛮人”的艺术家在情感上已融入了那片遥远纯净的热土，高更也非常自豪地称自己为“野蛮人”，以示他与虚伪肮脏的文明社会的决裂。

画家王衍成与您分享现代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