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文化丨“甲骨文最后的宝藏”面世

　　◇整理组制定了“三符合”原则：一是符合文物保管特色，尤其体现在尊重原状，按藏家整理；二是符合文献整理规范，即为甲骨定名、设置题解、释文显示原状；三是符合学术发展潮流，将一片甲骨的相关信息合置于同一页

　　◇甲骨文正实现有人做、有传承，但仍存在结构性不平衡。文字、史学的研究相对成熟，思想文化研究还不够，而这恰恰可能是探源中华文明重要的“另一条路”

　　直到2023年2月8日下午3点42分，抱起《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马衡卷”“谢伯殳卷”，韩宇娇才意识到，“书真出了”。

　　“够沉。”这位故宫古文献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感叹。

　　近30厘米厚的6册大八开，是“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系列的头两卷，也是这一世界最大一批未经整理的甲骨的首次面世。

　　这批总计21395片殷墟甲骨，由故宫博物院藏，数量居世界第三，绝大部分从未整理刊布，被称为“甲骨文最后的宝藏”。

　　作为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一延续下来的古文字体系的代表，这些3000多年前晚商先人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天书”，关系着对中华文明发生和发展的认识。发现120多年来，众多认知随着甲骨文的整理、公开、研究，颠覆重构。

　　有人说，甲骨文是研究中华民族早期社会、思想的钥匙。

　　历时9年，已知的最后一把钥匙，正递到眼前。

　　献

　　当2013年10月故宫成立研究院、下设古文献研究所，开始着手这批甲骨文的立项整理时，时任古文献研究所所长的王素却心里没底。

　　这批珍贵甲骨一直未能整理出版，他归为两方面原因：一是故宫长期定位为艺术博物馆，古文字藏品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二是故宫的古文字大家，如马衡、唐兰、罗福颐等先生，很早就已去世，古文字人才断档。

　　这位做了一辈子出土文献整理的古史大家，时常向人解释“文献”一词的含义。其最早出于《论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熹注：“文，典籍也；献，贤也。”

　　“献就是贤才。文化传承靠的是人，人没了，就传不下去了。”王素说，世传古文《论语》已亡，可据他考证，古文《论语》其实很长时间一直都存在，“亡的是什么呢？没有人传承就称为亡了。”

　　“甲骨学之所以被称为‘绝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才断档。故宫缺少人才培养途径，高级人才调动也面临诸多困难。”王素不断呼吁，“要有文，还要有献。”

　　随着国家对古文字等领域的重视，2013年8月故宫成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年后开始招聘甲骨学专业博士后，甲骨整理出版在古文献研究所领导下全面展开。

　　项目设编目、摄影、拓片、摹文、释文五个组。大到半臂长、小到指甲盖的甲骨，先被清点、编号，由原收藏家的布包、屉板挪入排酸排硫的文物袋。随后照相、制作拓片和摹文。以上资料集齐后，作释文、著录、定名、题解。

　　2014年，古文字专业毕业的见骅进入故宫器物部，跟随编目组组长方斌、卢岩在库房整理甲骨实物。碎片占了这批甲骨的近一半，最小的“比米粒大点”。怕碰坏甲骨，见骅不敢用工具，再小的“碎渣”也要一个一个用手拈出、清点。过小的甲骨算不算一片？不同认识可能导致统计和前人存在出入。因此不仅要数，每个数字如何得来都要详细记录。精细同样体现在影像采集中，用光、角度都要一丝不苟。

　　同样在这年“进宫”的历史文献专业博士陈鹏宇，被分配至拓片组。开始一年多，他连甲骨的影子都没见到，而要先用扇子骨、硬币等习拓、练手。

　　拓片组组长郭玉海要求，亚克力板上放六枚同样的硬币，拓出的六张拓片都达到标准，色泽、神采一致，才算合格。

　　一枚长城纪念币，刚拓时，陈鹏宇只看到城墙和山峦，渐渐他注意到城墙脚下树丛的纹理，远处烽火台侧面的小窗，甚至窗下的砖缝。“越拓观察越细。”

　　有数十年金石传拓经验的郭玉海对传拓工艺的要求近乎苛刻。眼力、手法是第一位，材料也要甄选，宣纸要特别定制，以达到合适厚度，裹拓包的布必须是一种名为电力纺的绸布，棕刷先在砂纸上反复打磨，直到刷毛没有倒刺。拓片不光需字形清晰，更要注重全面反映甲骨形态，要能看出甲骨的质地、纹理，边缘的状态，“文字的神采”。

　　摹文主要为提取文字信息，但只摹得像还不够。“作为成熟文字，甲骨文书写已达到很高水平，是最早的书法形态。”摹文组组长焦东华认为，摹写的核心就是再现甲骨文字形结构、刀笔气韵乃至“神采”。

　　有的刀刻中间饱满、两头锐利，有的中锋挺拔遒劲、收笔“悬针”。在他看来，好的摹写应精准刻画点画与结构，注重整体章法的前后呼应。手不能抖，每一个笔画都要一气呵成，换口气都可能让“那种壮迈的感觉”没了。焦东华带领组员李延彦等练了近两年，一片有时要摹十几遍才合格。

　　不同分期的甲骨文书写风格不一，焦东华“一眼就能看出”哪两片甲骨的刀刻手法是“一脉的”。“甲骨刀刻也有传承关系。”

　　作为首位故宫甲骨学博士后，杨杨和师妹韩宇娇参与了释文组，拟定释文，著录定名，汇集材料，编辑成书。杨杨记得组长韦心滢告诉他，不能让书一出版就落伍，要时刻关注学术界最新成果。直到现在，刷学术网站，都是这位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睡前的规定动作。

　　米

　　韩宇娇用“米”来形容他们整理的材料——做殷商史、甲骨学研究这些“大宴”，离不开的米。

　　米充足高质，饭才能做好。

　　将甲骨上凝缩的线条还原回3000多年前一个王朝的国家制度、思维方式、信仰追求，研究对象早已不局限于文字，甲骨上的所有信息都被置于“放大镜”下。

　　缀合需要原大照片和拓本，做甲骨形态学研究需要甲骨上各种形态的放大照片。钻凿痕迹是研究甲骨整治、占卜制度的重要资料，甲骨文书法则有赖于甲骨文的刀刻痕。

　　这意味着，整理要尽可能完整地呈现文物信息，“蚂蚁腿”大小的残笔要记，一道裂、一个缺，都要记。

　　整理组制定了“三符合”原则：一是符合文物保管特色，尤其体现在尊重原状，按藏家整理；二是符合文献整理规范，即为甲骨定名、设置题解、释文显示原状；三是符合学术发展潮流，将一片甲骨的相关信息合置于同一页。

　　“文献在原件上的原状，怎么排列，怎么残缺，都包含着大量信息。”王素说。为此他们既制作了按条移录的释文，又附上反映原状的释文。

　　全面梳理一片甲骨曾被哪些书著录，需要整理者有大量的材料储备。关注旧书市场早成了杨杨的习惯。拉开他的办公室门，第一步但凡迈大一点，就会撞上书柜，要马上收腹、侧身，平移三步右转，才能到达那张被4个两米高书柜包围的办公桌。书柜里大部分是甲骨著录书。

　　有线索称，马衡卷一片甲骨曾被甲骨学家胡厚宣一本不常见的甲骨著录书著录。为了核验，那本书的纸质版他找了两年。

　　尽可能保留的信息，不仅在甲骨本身。

　　故宫院藏甲骨一大部分来自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他将其分装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箱。“藏家整理体现着他们的思想，我们对明义士的很多分类并不懂，需要研究，保存收藏原状就非常重要。”王素说。

　　为此，编目组将甲骨打散整理保护的同时，保持了编目的可逆性，可重溯回藏家分类等原始信息。

　　客观，也是一开始就定下的规矩。

　　“整理是整理，研究是研究”，是王素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换句话说，个人研究不能带入整理。

　　看到“热乎乎”的新材料，说不心痒是假的。杨杨和韩宇娇最初的释文手稿远比书厚，猜测、发现，“能想到的都写了”。但王素告诉年轻人，我们是向学术界客观地提供材料，给别人去做研究。手稿又从厚变薄。

　　“整理工作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材料的公布。甲骨不只是故宫自己的文物，而是学术公器，不能把材料独占。”采访中，韩宇娇多次提到“克制”。

　　将她招进故宫的老师王素已经退休，但很多东西留了下来。

　　韩宇娇对古籍整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整理不是简单的操作，要有整体规划和理论指导”。先生们的博识、宽广也让她震动。“做历史研究不能只限一隅，要能有宏观的视角。”

　　杨杨笔头快，先生们却要求严谨，即使文献的引用也不能有误。有时他核对文献出处的时间比写文章还长，这也意味着巨大的投入。王素经常挑灯到深夜一两点，这一点，韩宇娇、杨杨也“继承”了。

　　用

　　杨杨记得，相关部门做过统计，全国古文字研究队伍400余人，其中专业甲骨学者百余人。按经验，他们是这类著录书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读者。

　　整理组却有自己的“野心”——把读者圈扩大那么一点，让不懂的人也能看想看。虽然他们清楚，相比专业研究者，让不懂的人懂才难。

　　以往的甲骨著录书通常将照片、拓本和摹本、释文及注释信息等分册放置。读者阅览一片甲骨要摊开三册书。这个惯例被打破，整理组将同一片甲骨所有相关内容放在同一页，方便了阅读。

　　以往的整理，不为甲骨命名，只用编号，不利于查找。这个惯例也被打破，他们不仅第一次为甲骨定名，还第一次让这类书有了目录。定名规则几易其稿，由繁化简，目标是“有推广价值”。

　　还有第一次设置题解，让读者不用看图版和释文就能了解本版甲骨的情况。第一次对较小甲骨的照片进行放大，便于观察细微。甚至在某版设计中，他们专门画上箭头提示释读顺序，注明“先从下往上读，再从右往左读”。

　　“方便读者使用”，被写进全书的总序。

　　“很多材料不做甲骨的人也要用，拿着书看不懂，那不行。”王素说，“要编一本不是本专业的人也能看得懂的书，让更多人用起来。”

　　杨杨的“最高设想”则是，只要有一本传下去，后世可以通过这书尽量多地获得对甲骨文的认识，认识3000多年前那个王朝，认识我们的来处。

　　只是在此之前的准备，是那么琐碎。

　　这些和古籍文献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教排版工怎么排图、造字。甲骨文对出版社编辑也是“天书”，他们就自己校对——“凡是印纸上的都要看”，页码对不对得上、甲骨文是不是摆正了，若没有就要标注“以某个笔画为正方向转多少度”。

　　一版纸本校样近半米高，韩宇娇趴在后面，看不到人。每晚6点，故宫断电，会将她的工作短暂打断，她把A3纸大小的校样装进帆布包，回家吃完饭，歇上几分钟，接着看。校样不能外流，杨杨就留给闺女画画，“总也用不完”。

　　两卷校对进行了3年11个月。2019年1月交出版社初稿，杨杨还一头黑发，2022年12月印制完成，华发已生。

　　这个庞大工程，参与者17人。完成一页，最少需要三个人分别投入八小时，全部甲骨整理完预计60卷册，杨杨算过，可能还要12年。

　　让他们高兴的是，基于这些“米”，研究已经展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一曼认为，两卷收录的甲骨内容丰富、不乏精品，一些卜辞“弥足珍贵”。复旦大学一位博士生拿到书不到十天，已缀合近20块甲骨残片。

　　“整理出来只是初步，还要继续做研究。”王素认为，甲骨文正实现有人做、有传承，但仍存在结构性不平衡。文字、史学的研究相对成熟，思想文化研究远远不够，而这恰恰可能是探源中华文明重要的“另一条路”。

　　刚到手的两卷书韩宇娇还没来得及拆封，下一卷的编辑即已启动。傍晚六点，故宫断电，她起身、锁门，依旧背着那个装满资料的大包。（来源：新华社客户端、瞭望2023年第13期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徐欧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