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共和主义与商业，时代变动带来的变革

共和主义自其发端，就对商业加以关注。但是，在早期的共和主义论述中，无论是共和还是商业，其内涵和外延都与后世、尤其是孟德斯鸠的表述有区别。在国家与商业的关系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论述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古典共和主义强调政治的伦理性价值。在古典共和主义看来，“政治”是实现“至善”的最重要的方式，是人实现自我完善的根本途径。最清楚地表明这一点的便是亚里士多德，他将政治学作为“追求最高的善”的学科，而政治则是追求“至善”的活动，政治团体（城邦）是追求最高而且最广的善业的团体。他认为，城邦的存在是为了通过公民的沟通和审议，帮助每个公民完成其内在的善，获得幸福。正因为政治具有伦理性的价值，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必须符合“正义”的原则，否则政治不足以支撑“至善”的观念。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政治的原则时，特别强调政治的权威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托付的权威”。

如果将古典时期的政治目标归结起来，则“政治自由”是最为重要的价值诉求：一方面，政治共同体必须独立自主，不受外力支配；另一方面，政府形式必须是共和体制，只有共和体制才能能保证公民获得参与公共事务审议的机会。瑏瑢第二，共和国在政治体制的架构和安排上强调以混合政体来保障公共利益和政治自由。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共和式的政治体制就被认为是“实际上最好的政体”，因为它混合了贫富两种要素，最能保证公共利益，也就是说，最能实现政治上最高的“善”即“正义”。而且，亚里士多德认为，政体在常态和变体之间不断会出现循环往复，而共和政体因其混合了贫富两种要素，混合了平民和贵族两种体制的优点，成为最稳定的、也是最能保障公共利益的政体。

亚里士多德强调轮流统治相比于一个人治理要好得多，其原因有三：一是多人的轮流统治集合了各个人的智慧，比单个的人更有好处；二是如果不让其他人参与统治，也就是剥夺了多数人治理的权利，这无异于在城邦内制造敌人；三是政治好比建筑和烹调，享用者往往比制造者更能判断好坏，多人轮流统治让参与治理的人同时也是被治理的人，政治统治能更加完善。混合政体成为共和主义理论家普遍关心的议题。

西塞罗注意到，在共和国的体制中混合了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他认为，对国家而言，最好的政制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均衡结合瑏瑤，这样的国家既能拥有君主制中的父爱主义的情感，又能结合贵族制的智慧、公道和谨慎以及民主制的自由。“正如同在竖琴和长笛的音乐中或者在一些歌手的歌声中，必须保持不同音的某种和谐，对于训练有素的耳朵来说，打破或违反和谐时不能容忍的，而且这种完美的一致与和谐出自不同音的恰当混合。

因此，与此相似，一个国家是通过不同因素之间协调而获得和谐的，其方法是把上、中、下三阶层（似乎它们就是音乐中的音调）公正而且合乎情理地混合在一起。……这是任何共和国永久联盟的最强有力和最佳的纽带……”他对罗马共和国将上、中、下三个阶层通过共和国的政治安排和法律架构来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审议、实现阶级和谐颇为称道，并认为这是罗马共和主义的精神之所在。

历史学家玻里比乌斯甚至将罗马的成功归结于罗马政制中的混合政体。他认为，最好的政治体制就是囊括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要素的共和政体。这样的政体将政治领袖、精英统治以及大众参与有机结合，国家在面对敌人的时候能勇敢无畏，而面对国内自己的公民时则能处之以和谐之道；人们对私生活处之以德、谨守法纪，国家在公共事务上文明而公正。正是混合政体所展现出来的稳定性和力量，既避免了政治体制由良性到恶性的循环往复，又保证了国家的强盛，使得罗马盛极一时。第三，古典共和主义强调政治德行。共和主义强调公民具有德行，包括爱国主义、为祖国献身的精神，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审议性精神，克服私立、议事以公的公益精神，以及在公民的个人生活中节俭、平等的精神等。

在其看来，共和式的政治体制最能保障公民的政治德行：只有共和国的政治自由才能诱发公民对共和国的爱、对自由的爱，以及为了共和国和自由而献身的精神；只有共和国的混合、均衡的政体才能防止腐败，防止公共利益被私利所掩盖，保证正义和公共利益得以实现。共和政体不仅能够保障公民的政治德行，它也需要公民的政治德行。一旦公民开始腐败、政治德行丧失，共和政体也很难维持，这为古罗马衰败的历史所证明。因此，古典共和国强调不断地对公民进行教育，使公民的政治德行不断被强化。

教育包括多种形式，其中一种重要形式就是战争。战争使人勇敢，爱国，舍弃一切。甚至连战争中阵亡烈士的丧礼，都构成了最好的政治教育方式瑏瑩。“正是在战争期间，这种共和主义的德性最强有力地表现出来了；战争容易把公民团结在对公共善的献身中；而且正是战争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为把私人利益从属于普遍利益提供了模式”。瑐瑠战争与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在政治德行的教育上，它也是共和国财富增加的来源。

战争所征服的土地以及奴隶，源源不断地推动了国家财富增长。马基雅维里就明确认为，持续的战争和扩张是共和国的动力，一旦共和国不扩张而安于自己的疆域，“这会逐渐毁坏它的基础，使它很快覆亡。……会因此而生怠惰之风，使它变得羸弱或者分裂。”与“战争”的高涨相对应的是，“商业”在古典共和国里受到排斥和严格限制。商业活动被认为是与共和体制不能兼容的活动，它不仅不能带来财富的增加，而且是通过“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货以牟取自己的利益”，与共和的德行完全背离。

商业与共和国的体制和价值之间的冲突，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第一，商业活动导致分化的社会利益，使公共利益难以得到体认，更遑论得以维系。利益的分化和冲突导致社会内部的矛盾和纷争势必不可避免。西塞罗就认为，“在所有人的利益都相同时，和谐是非常容易获得的，因为利益冲突产生不和”。而商业活动的买卖双方天然地就是利益冲突者，人们在商业活动中因为所处的角色不同，必然导致其对利益的认知和感受发生差异，也就使得他们在公共事务中对于“公共利益”的认知产生分歧。人们参与政治不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立；即使人们仍然愿意为了公共利益来参与公共活动，但是因为商业活动已经限制了他的视野和对公共利益的把握，他所理解的公共利益也很难准确了。

第二，商业活动导致私人财富增加，使人们沉溺和迷失于个人世界里的物质享受，罔顾公共生活所带来的快乐。在古典共和主义者看来，公民透过共和国的政治架构参与公共生活是公民自我完善的最重要的活动，是人之区别于动物的最主要的特征。但是，商业贸易繁荣，使人们开始享受私人生活的乐趣，人们不再把参与公共生活当作最重要的事。亚里士多德看到，“人们往往误认为家务管理的目的就是聚敛；其执迷之甚者便以钱币为真正的财富，而人生的目标就在于保持其金钱，或无止境地增多钱财，……生活的欲望无穷尽，他们就想象一切满足生活欲望的事务也无穷尽。……世间一切事业归根到底都是致富，而致富恰恰正是人生的终极。”商业活动所带来的快乐增加了人们参与商业活动的热情，投身和关心公共事务的时间和精力也就缩减了。

第三商业社会导致人的腐化。唯利是图的本性一经觉醒便放纵。商业社会里，人们奉行的交易规则一旦泛化，就会渗透进入各个社会空间，使得传统社会的维系纽带被打破。人们开始唯利是图，利益和利润的计算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在人们用金钱腐化了人民的情况下……（人民）热衷于金钱而不再热衷于国事。他们不关心政府所打算做的事情，而是安静地等待报酬。”

而且，在商业活动中最为重要的金钱的使用，也“使人的财富日益庞大，超越自然所规定的界限；使人学会毫无用处地保存那些无谓地聚积起来的东西，使人的嗜欲无穷尽地滋生。自然本来给我们很有限的手段去刺激情欲，去相互腐化，但是钱财却增补了自然在这方面的不足。”由于商业逻辑起作用，财富的不均还会导致奢侈之风，人心也随之转向私人利益，选票也会成为可以买卖的东西。因此，商业和财富不仅腐化道德，使道德情感变质；而且还腐化公共生活，使人们参与公共生活完全成为满足私利的工具。

第四，商业活动带来流动的财富，人们不再依靠土地来维系情感。由于商业社会里最重要的财富不再是土地，而是可以交易的动产，是可以带走和流动的。这使得既往依靠土地为情感纽带的诉求变得虚幻，“爱土爱乡”的感觉不再起作用，“爱国”也变得空洞。古典共和主义对于商业的拒绝体现在其禁止或者限制商业活动，尤其是对于公民参与商业活动加以限制。将手工业和商业交给无法获得公民身份的人来进行，惩罚做买卖的公民。通过这些方式，来保存弥足珍贵的共和式的政治德行和价值。

直到近代商业共和国的兴起，这些情况也没有改变。利维敏锐地看到，要维持古典共和国的德行，就必须使之非商业化。“一旦商业与共和国的形式结合起来，就像尼德兰和威尼斯，……看到的不是自由的精神，而是腐败和堕落”。要保证共和国的自由精神得以持续，就必须使共和国远离商业，而以威尼斯为代表的商业共和国最终走向衰落，也印证了这一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