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商业经营中最基本、常见的经营模式是自营，主要包含以下6类

自营是由自己营销、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无论资本多寡，在贸易中各类事体都是由自己决定、自己实施。自营不受筹资、融资方式影响，这是明代商业经营中最基本的行商经营模式，也是最常见的经营模式。自营模式下的行商根据贩运参与人数的不同来区分，存在着以下几种类型。

1、商人独自贩运

长途贩运中，独自一人出外贩运是最常见的自营情况。《杜骗新书》中福建商人施守训贩卖价值八百两的纸到苏州发卖，四川商人张霸携带了百余担蜡往福建发卖，这二人单次贩运资本都不算少，都是只身前往有不少商人携带数千金的资本独自贩运，徽州陈商，“年方二十四岁，……父母双亡，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籴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这位商人常走襄阳到苏州段贩卖粮食。

独自进行长途贩运的商人为数不少，由于势单力薄，不但成为牙人坑害的对象，还成为了途中棍徒坑骗、盗匪盗财、劫杀的主要目标。如上文提到的福建商人施守训，就是孤身一人贩纸到苏州，因缺乏经验，投错牙家，被牙人侵吞财产。同样，泉州府客人孙滔，“带银百余两，往南京买布，在沿山搭船。”遇一棍徒，以假银将其真银换走。冗而孤身被劫杀的更是不胜枚举，在明代公案小说中记录了很多孤客途中为匪盗

所杀的故事，其中比较著名的包公故事《乌盆子》就是讲孤客李浩因途中酒醉，被两兄弟杀死并烧制成乌盆，夺其财物黄金百两。因此，为了保障财产和生命安全，很多商人虽然是自营，但常常携带子侄或仆人相互帮扶。

2、 商人携带子侄或兄弟经商

为了使生意得以传承，许多商人都会携带子侄，尤其是直系子女参与经营，这客观上也提高了商人旅途的安全系数。小说《杜骗新书》中通州商人苏广“同一子贩松江梭布，往福建卖。”同样还有商人李秀卿也是自小跟随父亲一起贸易，因为父亲年迈才独自出来贩运。而后来和李秀卿合伙的黄善聪女扮男装也是自小随父亲贩运香货。

这类情况大多出现在商人世家之中，除了父子以外，也有带着兄弟搭伴而行的，如徽州的程氏兄弟。还有郭青螺在侦破伤人案件中有江西商人廖子成上告，他的父亲和叔叔二人自福建贩布，回程路上被谋害，这也是兄弟二人共同出外买卖的情况。也有异姓兄弟结伴贩运的，浙江安吉州的商人王文甫一直都是独身前往川广贩卖药材，后来收留了异姓兄弟章必英，欲带他同去做生意，认一认客户。

这类经营模式中，经营权在长者手中，一方面有经验的长者通过与客伙交往、贸易交接这些具体行为，言传身教，来培养子侄兄弟以继承生意往来；另一方面，通过父子、兄弟共同参与贩运活动可以降低途中谋财害命等事体的发生概率。

3、 携带奴仆

除了与亲属结伴贩运外，携带仆人贩运的商人也不少，这样一来一路上可以相互照应起居、严防火盗。在小说《杜骗新书》中携带仆从经商的个案更多，记述也很详细。山东商人陈栋，屡年往福建长埂地区贩买机布，仅以陈栋一人之力，途中无法做到“关防严密”的，仆人于途中协助照管银货。

有经验的仆人可以帮助主人避免遭遇骗局或谋害，如仆人满起与主人出外行船时，看出舵手居心不良，打开行囊赠送镜子，并示意没有可图谋的银两，换得主仆二人的性命。同时，仆人在旅途中还承担照顾主人起居的责任，如广东商人魏邦材自湖州买丝往本省发卖，“因风有阻，在富阳县五七日。其仆屡天早，争先炊饭。”可见，商人在船上的日常食宿都由仆人来照应。

仆人除了照顾商人起居外，还充当挑脚夫。江西商人陆梦麟，自海澄买胡椒往芜湖发卖，仆人“詹兴挑实落行李一担”上船；

很多仆人由于精明强干，从协助家主生意开始，最后发展为家主委托其代为经营，比如单龙溪的家仆百顺“写得一笔好字，打得一手好算，龙溪见他聪明，时常带在身边服事，又相帮做生意。”这百顺一开始只是服侍家主，帮忙记算账目，后来由于深得客户赏识，发货讨账事事得当，后来主人将此类事物均委托其代为管理。

4、 举家贩运

有些资本巨富的商人出外买卖，还会携带很多奴仆甚至携带家眷。如《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宋小官发迹后携带了三千银两，四个家人，两个美童，寻访妻子一家，顺便做些买卖。宋小官只留下管家看家，出外贩运倒是带了六个仆从，单从旅途花销上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对小本钱商人来说是不能承受的。

有些商人专门为贸易打造船只，携带大量家人奴仆贩运。汉阳商人卞福在船上娶了小妾，带着小妾到处买卖。谢家以船为家，奴仆子侄都在船上协同经营。由于船只营造耗资不菲，在《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就提到：“就是这只船本也值几百金”，能在长途贩运的交通工具上做如此巨额的投资，也仅仅能存在于资本巨大的行商之中。

《西园见闻录》中有：“或大户一家自造双桅大船十数只者，或小户数家朋造前船四、五只者，号曰沙船等项名目，招纳亡命，聚集游手……肆行兴贩私盐”，从材料中可见，大户自己造船从事私盐买卖这样的事情在太仓、常熟一带已经成为一种现象，甚至小户合伙造船纠集好勇之辈协助贩盐。

此例虽然是贩卖私盐的例子，具有特殊性，但是也侧面反映出明代水陆交通均有较大的发展，对于有能力的大商人，自己修建船只作为贸易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已经出现。但是，依所见材料还未见行商兼营贩运的同时还形成了专门的运输类商行，但是这类举家贩运的大商人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具备了自备交通工具进行大规模贸易的能力。

5、 搭伴买卖

在自营中还有这样一种类型，相识之人搭伴买卖，但是这种经营模式与合伙并不相同，其资本与经营均是独立的，此类尤见于长距离贩运中。搭伴经商一方面可以缓解旅途寂寞，另一方面，商人之间可以互相关照起居，照管财物，沟通商货及信息。

《杜骗新书》中记有徽州商人人张沛“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绵花三百余担。歙县刘兴，乃孤苦茕民，一向出外，肩挑买卖十余载未归家，苦积财本七十余两，亦到此店买花。二人同府异县，沛一相见乡语相同，认为梓里，意气相投，有如兄弟焉。花各买毕，同在福建省城陈四店卖。”二人结伴买卖，都是从瓜州到福建卖棉花。“数日后，兴花卖讫，沛者只卖小半，收得银五百余两。”

刘兴后来以“乡里来催，欲去之速”为借口偷了张沛的五百两白银逃跑，说明张沛与刘兴有各自的经商计划，二人虽然结伴，但是经营上却具有独立性，并未构成合伙。以上的例子可见，在行商的经营中，与同乡或同行搭伴共同贸易是比较普遍的情况，这种经营模式与合伙不同，无论从资本还是经营上都是独立的状态。

一些贩海商人由于旅途较长，所需也大，常常采取经营独立而合伙雇船的情况：“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做头的无非是张大、李二、赵甲、钱乙一班人，共四十余人，合了伙将行。”文若虚知道了便一同前往，这里虽然提到“合伙”，应该是指搭伴或者合伙雇船，因为在后文中提到，到了吉零国：“众人多是做过交易的，各有熟识经纪、歇家。通事人等，各自上岸找寻发货去了。”

各个商人发货的牙行不同，在经营的层面上不存在合伙的情况，因此前面的合伙就是搭伴或者合伙雇船。同样情况的还有广东南海商人秦世良拿着五百两银子买了绸缎也做了出洋的生意，“众人因他是读过书的，笔下来得，有用着他的去处，就许了相带同行，还不要他出盘费”。秦世良资本、经营都是独立的，以此条材料也可比对文若虚的情况，应该也可以看出，船资旅费众人合伙负担，而经营上各自独立。

在贩海商人中，也有以船入股的情况，如崇祯十二年关于登州府商人与汎军勾结向高丽走私货物，就提到利润分成情况“除本商七分，船三分利，又伙出银三十两将官门下使用。”这是以船入股的情况，这已经构成了合伙，但是就经营层面上，船户不参与各商的经营。

6、雇佣伙计

这里谈到的雇佣伙计与合伙中劳资合伙方式不同，雇佣的伙计并不参与经营利润的分成，只是协助雇主经营。因此，将这类情况依旧归入到自营模式当中。如苏州的王生将婶母的银子“到松江买了百来筒布，独自写了一只满风梢的船，身边又带了几百两氽米豆的银子，合了一个伙计，择日起行。”

这位伙计就是协助买卖的帮手。还有王尚书的三公子二次去嫖玉堂春时对老鸨说：“向日那几两银子值甚的，学生岂肯放在心上？我今皮箱内，见有五万银子，还有几船货物，伙计也有数十人。有王定看守在那里。”这里提到的伙计就是帮助经营的卖手。

《jpm》中陈敬济“却搭了杨大郎做伙计……这敬济问娘又要出二百两银子来添上，共凑了五百两银子，信着他往临清贩布去。”。后来表明杨大郎只是帮手，没有出资本。而西门庆在一开始找韩道国当伙计时订立的是卖手的合同，专门管理绒线铺，后来出外帮助西门庆办货，西门庆对韩道国的妻子王六儿说：“你既一心在我身上，等这里打发他和来保起身，亦发留他长远在南边，做个买手置货罢。”

虽然没有细说伙计的待遇，但是从西门庆的生药铺雇佣傅伙计这里来看，每月二两银子雇着，可以说明这种雇佣关系比较广泛地存在于商人活动之中。

另外，还有商人兼做伙计的类型，商人吕玉应该就是协助布商买卖的伙计，首先吕玉资本是向大户借贷的几两银子，虽然也贩运了五年，但是总体来说资本不大；第二，吕玉随布商前去山西，布商以用钱相谢，这也就说明吕玉是协助布商卖货的卖手；第三，吕玉到了山西发货并讨清了账目从与布商“相别离开”，布商“加倍酬谢”这也说明了吕玉山西之行是协助布商销货讨账的。

根据以上例子可见，伙计协助经营包括买卖货物、清讨欠账以及写算记录等方面，但是就经营层面来看，雇主的意志起着决定性作用。以上探讨了行商自营模式的几种类型，其主要特点就是资本持有者作为主要经营者进行长途贸易，自营商人无论资本水平如何，都是亲身参与到贩运活动之中的，这就与后文中的委托经营形成了区别。

自营模式有其优点：随机性强，经营方式灵活，可以随时根据市场行情改变经营内容或者路线。如商人夏虎从荆州带了三百两银子买米到杭州发卖，之后回荆州寻他父亲，只带了几个套圈掷来的泥人，他“把那一张条桌掇到门首，拿那些泥人儿一一摆列得齐齐整整。”按一吊钱三个的价卖去，“上得三十文本钱，这等卖去，可有十多千钱，算来利钱有几百倍了。”随机选择销售泥人，便由三十文本钱翻利到十多千钱。

另外，随机改变贸易路线，商人吕玉往太仓贩卖棉花布匹，遇见一个大本钱的布商，一同往山西发卖绒货。本来山西不是吕玉惯走的路线，因贪图微利，临时起意去了山西。而小商人徐阿寄的贩运活动更是体现了自营灵活的特点，第一次贩运自庆云山贩漆到苏州，然后从苏州枫桥买米到杭州发卖。

第二次直接从庆云山贩漆到杭州。第三次则是贩漆到兴化，再从兴化买米到杭州发卖。徐阿寄买米的初衷是：“我今空身回去，须是趁船，这银两在身边，反担干系。何不再贩些别样货去，多少寻些利息也好。”

虽是无意之举，却是获利之源，徐阿寄通过对几个地方漆价和粮食价格信息的掌握，往返几次由十二两本金的小商人迅速发展为拥有两千银子的大商人了。他的贩运路线和商品的选择既带有一定的随机性，同时也建立在对市场行情的掌握上。正是这种灵活的经营方式，经营者通过对信息的掌握，可以快速做出应对措施，由于不涉及和他人的资本瓜葛，也不需要过多地考虑与同伙之人协商，因此，可以快速抓住商机，获得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