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还是虚无：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思想的跃升

当人们站在19世纪的影子上眺望二十世纪的未来时，大家都认为科学的进步、理性的发扬以及世界各国对于和平的共识，足以打造一个新的世界，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击碎了这种理性的美梦。沉重的现实使得人类不得不回到所以困惑的起点并重新定义自身的观念：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地掌握自身的观念？知识的进步是否真的对于人类的境遇有所改善？

心智活动可以反映外在发生的事。19 世纪末以来，外部世界的加速变化对思维产生了剧烈的影响：某些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希望，另一些人产生了令人不安的恐惧，到处都充满困惑和迷茫。在衡量变化时，我们过去常常以万年、千年、世纪或世代为单位。到了现在，连一个星期都很漫长，此外并非只在政治上如此（据说此话出自哈罗德·威尔逊），而是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是如此。以失控的速度发生的变化，使过去似乎更难以追踪，未来更不可预测，现在则难以理解。不确定性令人心绪不宁。选民们在绝望中寄希望于在推特上大放厥词的煽动者，狡猾的政客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抛出圆滑而简化的安慰剂。

想要了解为应对这样的局面而产生的观念，就必须要了解变化的大背景。首先来看一下全球消费，这是在不久以前的过去最能体现变化加速的领域。在 20 世纪，它增至将近 20 倍。与此同时，人口仅增长至 4 倍。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消费失控地猛增，这也许是不可持续的。人们应停下来反思以下事实：人均消费的增加，而不是人口的增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造成人为环境压力的原因。疯狂消费主要是富人的错。最近的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穷人群体。与此同时，生产不可避免地随着消费而增长；富有的消费者可使用的产品范围以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成倍扩增，特别是在技术创新，医疗服务和补救措施，以及金融和商业工具方面。世界人口的增长重新引发了马尔萨斯式的忧虑，并不时在一些国家促使实施干预性的人口控制方案。 但是，人数（特别是穷人的数量）并不是他们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放弃一些贪欲，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

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人们不太费力就可以利用各种医疗技术手段延续生命和对抗死亡，寿命在 20 世纪被空前地延长。（我们不应该期望这种延长会持续下去，更不要说期待寿命进一步延长了：20 世纪战争的幸存者在逆境中变得更加坚强，他们的子孙后代可能就没那么有韧劲了。）与大多数延长的体验不同，寿命的延长似乎不会放慢速度。随着时间的流逝，事件变得越来越看不清，就像树篱在高速列车窗外变得一片模糊。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科幻小说中最受欢迎的航海家们挣扎着适应的陌生世界与他们自己的时代相去甚远，因此其风俗习惯也与他们熟悉的相去甚远。到我头发花白时，BBC 播出的一个英雄片，其背景不过是 40 年前而已。对于 21 世纪初的年轻观众来说，20 世纪 70 年代被描绘成一个几乎难以忍受的原始时代，竟然没有家用电脑、家用游戏机和手机等显然不可或缺的设备。这个节目让我感觉自己像是个穿越时空的旅行者。现在，每个人都像瑞普·凡·温克尔，不过我们只需睡一个晚上就能体验到他的经历。我们几乎每天醒来都会发现，人们的举止、时尚、态度、环境、价值观，甚至道德观都发生了面目全非的变化。

在动荡的世界里，因不稳定而受到影响的人正在遭受“ 未来的冲击”。恐惧、困惑和怨恨侵蚀了他们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对未来的信心。当人们感受到变化的威胁时，他们会伸手去抓熟悉的事物，就像一个孩子紧紧抓住奶嘴。人们在不理解发生于自己身上的事情时，就会变得惊慌失措。最好的例子是 1789 年夏天法国的农村，当时农民们在大恐慌下，高举着草叉和火把攻击那些被怀疑囤积粮食的人。当今时代，类似的做法是将仇恨转向难民、移民和少数族裔，或者抓住宗教狂热或政治极端主义提供的虚妄慰藉。此时，知识分子们则在“ 后现代”策略中寻求庇护：冷漠， 道德失范，道德相对主义和科学不确定性，拥抱混乱，对一切不以为意。

本章好像一个开拓的探险家在不确定的海洋中航行。首先要来研究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对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或补充的思想，这些思想削弱了传统的确定性。然后，我们将转向 20 世纪的哲学和观点，它们反映了新出现的犹豫不决，或是代表了一种探索，尝试为被遗弃的、边缘化的过去世界观找到（易变但耐久的）替代者。它们就是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伴随着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西方思想越来越受到来自亚洲的影响。接下来我们会考察不死守某种意识形态的思想者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最后在本章结束时回顾一些基本没有成功但仍未彻底消失的尝试，这些尝试的目标是重新确立教条，并恢复原有的自信，伴随这种尝试的是令人惊讶的两位同伴：科学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

不确定的世界：二战前后

临近 19 世纪末的时候，每一种可测量的变化都跳出了表格图纸。当时的人们注意到了。弗朗茨·博厄斯的学生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研究图腾，担心机器人的出现，他认为文化变革会在平静阶段之间的涌动中“ 突然发生”，有点像斯蒂芬·杰·古尔德就进化过程提出的“ 间断平衡”理论那样。博厄斯本人指出：

克里姆特作品，《吻》。

“ 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是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一些基础确实松动了，其他时代认为这些基础是牢固的。”1917 年，博厄斯的另一个学生罗伯特·洛伊（Robert Lowie）假设存在一个“ 临界值”，超过这个临界值，也就是在“ 极其缓慢的成长”之后，文化会“ 飞速前进，不停加快”。 到 1919 年，用《纽约时报》的风格来说，“ 动荡的精神”已经“ 入侵了科学”。

进一步的矛盾堆积于量子世界。科学家在观察电子时注意到， 亚原子粒子会以其动量不允许的方式在不同位置之间移动，其实际速度明显不同于计算的速度，最终到达的也是它们按说不可能到达的位置。尼尔斯·玻尔和他的德国同事维尔纳·海森伯在紧张的合作中共同定义了这一现象：“ 不确定性”或“ 测不准”。他们展开的辩论引发了一场思想革命。思考这一点的科学家们意识到，由于宏观物体的世界与亚原子的世界是连续的，不确定性会造成两个领域的实验都失效。观察者也是所有实验的一部分，因此所有观察结果都不客观。科学家们回到了他们的前辈炼金术士的水平，后者在群星摇摆不定的影响下进行复杂到不切实际的蒸馏，而他们永远无法重复相同的实验条件，因此也永远无法预见实验的结果。

当科学家们承认自己的不确定性时，他们鼓舞了其他学科的从业者也如此行动。人文和社会研究领域的学者对科学充满期待，因为科学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赢得了更多的声望，还调动了更多的研究资金。科学是其他人渴望的客观性的基准，是他们工作真实性的保证。在 20 世纪，哲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甚至一些研究文学和神学的人都宣称，他们打算摆脱自己学科的主观性。他们开始自诩为客观的科学家。然而这一切都是虚妄的。他们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的共同点，正与他们自己所希望的相反：他们都会裹入并影响自己的发现。客观性是一种幻想。

数学与逻辑学：重寻确定性的可能

我们通常会努力挽回或拯救失去的信心。人们在 20 世纪 20 年代确实说过，一定会出现可靠的路标来帮助我们避开我们在确定性墓地中自掘的坑。例如，逻辑，它难道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指南吗？数学呢？数字当然不受变化的影响，也不受量子矛盾的影响。伯特兰·罗素和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就是这么认为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证明逻辑和数学本质上是相似的、完全可用统一标准衡量的系统，他们对自己的论证很满意，其他几乎所有对此进行过思考的人也感到很满意。

然而，在 1931 年，库尔特·哥德尔提出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定理，证明了这种理论是错误的。数学和逻辑可能具有完备性，也可能具有一致性，但它们不可能同时具备这两个性质。它们不可避免地包括无法证明真假的命题。为了说明哥德尔的想法，杰出的人工智能爱好者侯世达引用了天才的平面设计师M.C. 艾舍尔的画作。艾舍尔想找到在平面上表示复杂维度的方法，在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阅读数学著作。他专攻的主题是缠结的结构， 他利用这样的结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揭开了不可能存在的系统的面纱：只通向自己的楼梯，源头在自己的瀑布，互相画出彼此的双手。

逻辑哲学家库尔特·哥德尔。

哥德尔相信数学，但是他的研究成果摧毁了他人的信仰。如柏拉图或毕达哥拉斯一样，他确信数字作为客观实体存在，独立于思想。即使没有人数数，数字依然存在。然而，哥德尔的定理却使与此相反的观点更为可信。康德认为数字是通过理解而为人所知的， 哥德尔接受这一观点，但他又促使其他人对该观点产生怀疑。他让我们无法确定数字究竟是被人发现的，还是被人发明的。乔治·布洛斯（George Boolos）在一篇绝妙的短文中声称“ 简单明了”地概括了哥德尔的论点，并得出结论：“ 无法证明不能证明二加二等于五。”这一没头没脑的算式表明“ 数学并不是胡言乱语”。有些读者则认为数学的确是胡言乱语。

除了破坏罗素和怀特海理解算术和逻辑相互映射性的传统方式之外，哥德尔还激起了意料之外的最终影响：数学哲学家开始设计违背逻辑的新算术，就像人们创造出违背传统物理的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一样。直觉主义数学在极端情况下，相当于宣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数学。对一个人或一群人来说，证据可能暂时令人满意，但永远无法确定。范式或假设会改变。

这样的新起点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庞加莱已指出，人们对各种知识的认同是短暂的。但他的大多数读者还是相信数字是真实的。例如，最早和最具影响力的直觉主义者之一，阿姆斯特丹的布劳威尔认为，他可以从时间的流逝中凭直觉知道数字的存在：每一个连续的时刻都被加到数字的序列中。如果像我们所见，柏格森对时间的重新解释（视其为一种心理建构）与布劳威尔的见解扞格不入， 那么哥德尔的成果将更具颠覆性。它挑战了柏拉图的信念，即对数字的研究“ 一定会强迫大脑使用纯粹的思想来获得真理”。现在， 既不能假定算术具有纯粹性，也不能假定其具有真实性；柏拉图还说过，“ 使人们信任测量和计算的，一定是灵魂的最好部分”，但这种信任现在看来是错的。失去信任而且不敢再有信任，这是一种可怕的损失。哥德尔的研究对世界带来的影响，就像乘客在以为不会漏水的船上发现了白蚁时那样：可以想见的震惊。如果数学和逻辑都漏洞百出，世界就是一艘蠢货之船。令他愤怒的是，他“ 因为被误解而受到敬佩”。自封的追随者们无视他最深刻的信念，而拥护他对混沌的认可。

理性的破产和后现代的诞生

有些人想继续相信进步、理性、确定性等曾经广为认可，现已摇摇欲坠或轰然倒塌的理念，对他们来说，20 世纪 30 年代是一个糟糕的年代。在西方世界，这些信念曾经似乎是明智的，此时的西方却经历了明显没有规律的、不可预测的危机：经济崩溃、萧条、尘暴、社会暴力、不断增加的犯罪、反复爆发的战争威胁，最重要的可能是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些意识形态都想消灭自己的对手。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些已经渐行渐远的理念变得不堪一击。二战使之前任何一场战争的破坏性都相形见绌。炸弹将大城市夷为平地。意识形态和种族差异激发的杀戮欲导致了人为的大屠杀。死亡人数超过 3 000 万。工业生产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科学扭曲成为种族伪科学。进化演变成筛除弱者和不受欢迎者的正当理由。古老的理想被凶残扭曲。当时，进步表现为种族优生的形式；乌托邦是一个可以驱逐和抛弃敌人的天堂；民族主义则成为使仇恨神圣化和维护战争的借口。

纳粹指责犹太人是社会弊病的罪魁祸首，他们开始有计划地除掉犹太人，把他们赶进死亡集中营，在密闭室中用毒气毒死他们。大屠杀伴随着毫无意义的残酷：千百万人在所谓的科学实验中挨饿、受折磨和被奴役。战争或恐惧点燃了仇恨，使人丧失了同理心。德国和日本的科学家和医生在人体上进行实验，以发现更有效的杀戮方法。这些暴行表明，最文明的社会、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和纪律最严明的军队，其实和野蛮人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一个种族灭绝的例子能与纳粹针对犹太人的行动相提并论，但并不是说没有其他类似的尝试。任何艺术和语言都无法表达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可怕，虽然人们从照片中或许可以隐约感觉到邪恶，在这些照片中，死亡集中营的卫兵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将受尽折磨的瘦弱死者的尸体堆在一起：这是在盟军到达之前消灭幸存者并销毁证据的绝望尝试。他们拆除了焚化炉，剩下饿死的、丧命于斑疹伤寒的尸体被丢在地上或留在浅坑里腐烂。犹太裔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曾写下极为真实的回忆录，他试图通过勾勒个体的苦难来展现大屠杀的记忆— 比如，一个女人“ 像一只冬天的青蛙，没有头发，没有名字，眼睛空空，子宫冰冷”。他请求读者将这些画面刻入“ 心中，无论在家里或在街上，即将入睡还是正在起床，都牢记在心。反复讲给孩子们听”。

各国政府和公共教育机构也共同努力，以保持对大屠杀和其他暴行的记忆。我们知道人类的记忆力是多么匮乏（见第一章“ 不佳的记忆力”），不过遗忘也许是我们的专长。否认犹太人大屠杀的奇怪心理在 20 世纪末的西方极为普遍：拒绝承认纳粹曾经犯下大规模恶行，无视从理性上说无可争议的证据。许多欧洲国家试图通过取缔否认者的言论来控制他们。大多数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从明显的事实中得到了明显的教训：文明也可能是野蛮的。进步终归是不可靠的。科学对道德没有积极影响。纳粹主义的失败似乎也并没有使世界变得更好。其他意识形态的规模甚至更大的不人道行为被一点一点揭露，这也削弱了人们对于世界问题可以解决的信心。

电影《奥本海默》

与此同时，科学界也有一个赎罪般的说法：科学帮助结束了对日战争。1945 年 8 月，美国飞机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几乎摧毁了这两座城市，造成 22 万多人死亡，大批幸存者深受辐射之苦。但是科学有多少功劳呢？参与制造和“ 交付”原子弹的人们一直在良知中挣扎，其中包括天主教飞行员威廉·P. 雷诺兹（我在圣母大学担任的讲席教授职位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和罗伯特·奥本海默，他是原子战争研究的幕后推动者，后来退入神秘主义。13 科技拥有释放邪恶的强大力量，人们在道德上抵御邪恶的力量却弱得可怜，二者之间的差距十分醒目。

作者/[英]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编辑/袁春希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