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以政，齐之刑，民免而无耻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集注》：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

●《四书章句集注》：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盖人之为道，以德礼为本，而辅之以政刑，其要在使民有耻。有耻则有所不为。

●《论语新解》：道，同“导”，引导。政，指法制、禁令。齐，整饬。刑，刑罚。免，免于罪过。耻，羞耻之心。格，正。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饬，人民只是暂时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教来整饬，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

●《论语注疏》：此章言为政以德礼为本也。“道之以政”者，言为政者用政令以道民也。“齐之以刑”者，谓用刑罚以整齐之也。“民免而无耻”者，虽免刑罚，而无羞耻之心也。“道之以德”者，言为政者用道德以教民也。“齐之以礼”者，谓用礼教以整齐之也。“有耻且格”者，言民有羞耻之心，而且能改其恶，归于正也。

●《论语正义》：此章言为政以德礼为本，而刑政为末。“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此法治也。“民免而无耻”，此民情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此德治也。“有耻且格”，此民风也。

孔子说：“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

孔子强调德化对理政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道德感召、以身作则，并用礼法来教化百姓，让百姓知道廉耻，才能使天下长治久安。儒家讲德治、法家是法治、道家说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治理模式一直是这三者的糅杂，其中外儒内法是主流。孔子认为，治国应以德治为主，但不能脱离法制的约束。《子路·十三》：“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错手足。”礼乐不能兴起，则刑罚就不能适中；刑罚不能适中，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孟子·离娄上·第一节》：“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指出治理国家必须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用“中庸”的思想来治理国家，为政之道不宜过宽过猛，要适度。《左传·昭公二十年》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孔子讲：政策过于宽柔百姓就散慢，然后用严厉的政策来纠正；施政严厉百姓就会受到伤害，再采用宽柔的政策。两者相互调节，国家政治就会平稳和谐。”所以，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仅仅依靠严刑峻法是不够的，引导百姓的道德礼仪才是长治久安之策。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讲的是仅仅依靠法规来实施治理，民众虽然畏惧惩处，但没有认识到良知，就会想方设法逃避法律的制裁。要改变此状况，就要道德和制度建设并重，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能使民众有良知、知羞耻，进而改过向善，“有耻且格”。

美国建国之初努力建设良善的制度，上帝和教会则发挥德化的作用，得以发展迅速。但随着社会思潮的日益“多元”，德化作用渐失，治理者不能为民众“道之以德”。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在其《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认为：“任何类型的政治体制——专制或民主——都无法免疫于这种政治衰败。虽然在理论上，民主政治体制有利于改革的自我纠正机制，但它也让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够钻空子，以合法的方式阻挡迫切需要的变革，最终导致整个体制的衰朽。这正是美国近几十年一直发生的事实，许多政治制度存在越来越严重的机能障碍。僵化的认知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相结合，让体制改革的努力统统流产”。这种德化缺失弱化，使得政治精英们公开利用漏洞游走在法律边缘，严重破坏了社会公义。正是基于对西方文化的清醒认识，身为虔诚基督徒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汤因比博士才会断定：“西方无法引领人类的未来文明”。汤因比博士尤其认为：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将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汤因比博士坚信，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

《汉书》讲：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学习仁义礼智信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就像中医的治未病。孔子讲：“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为了让争讼行为不发生，所以才去教化民众。心良善自然少做恶事。如果不好的行为发生，可通过小惩大诫，以儆效尤，约束行为，整治风气。所以自古以来儒家与法家，都是相辅相成的，法治与礼治共行，各起各的作用。可由于长久以来认为孔子的德治过于理想，我们发展到现在，所谓的外儒内法，实际上儒是控制人民思想的工具，法才是治国理政的实际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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