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为何成了现代人的稀缺品

■唐山

“世界上哪里最幸福？”面对这样的提问，相信很多人会觉得提问的人疯了，要么是灌多了鸡汤。

首先，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对幸福的认识不同，很难求得最大公约数。如果连幸福是什么都说不清，你究竟在找啥？

其次，幸福能衡量吗？“4大于3”意味着4包含着3，可我们能说“我的幸福大于你的幸福”吗？“我的幸福”能包含“你的幸福”吗？

然而，即使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他们也都思考过幸福，都在用幸福指引生活。幸福是无法回避的议题，注定与你相关。由此而来的问题是：相比于前人，现代人更富裕了，却为什么觉得更不幸福了？世上真有幸福吗？

是传说，还是一种可能？

埃里克·韦纳就是问出“世界上哪里最幸福”的那个人，他为此展开了一场漫长的旅行，《幸福地理学》便是他的旅行日记，其中所呈现出的幸福的多样性，如万花筒般绚烂。

对荷兰人来说，幸福就是宽容。荷兰屡破禁忌，大麻、安乐死、赌博业等，均在荷兰最早合法化，而荷兰的犯罪率又奇低——荷兰人似乎相信，经历一切，幸福自明。可埃里克·韦纳却发现：“宽容很容易让人变得冷漠，一点都不好玩儿。”

瑞士人的幸福指数全球排名最高，但他们更乏味，瑞士人不关心邻居是谁，只相信制度，遇到问题便开会，对规则略作修改，便心安理得……难怪瑞士长期和平，瑞士人能把战争也变得无聊。

贫穷的国家不丹以国民幸福指数（GNH）而闻名，但见过世面的不丹人激烈批评现状，认为大多数不丹人并不幸福，而是无知——他们不知道还有更好的生活。埃里克·韦纳反问道：也许，不会操控飞机，我们才觉得它安全——这不是好事吗？

在世界最富裕的卡塔尔，男人一结婚，政府便会给他一块土地和一笔无息贷款，每月另有7000美元津贴。在卡塔尔，所有不方便和烦恼的可能都被消除了，可卡塔尔人却觉得，世上压根没有幸福这回事。迅速富裕让卡塔尔人有了奇怪的自尊和焦虑，他们建起无数地标建筑，却无超市、商场、小卖店。卡塔尔人都有仆人，买东西是仆人的事，没人在乎他们是否方便。

至于摩尔多瓦，这个从前苏联分出来的小国是欧洲最穷国，人人都觉得自己不幸福，最流行的口头禅是“不是我的问题”。摩尔多瓦缺乏共同的方向、历史、传统和美食，独立后反而陷入迷茫中。埃里克·韦纳邂逅了一位前苏联老太太，一杯劣质伏特加就让她幸福，她兴奋地说“feevty-feevty”（五五开，老人的英语有口音），她以此评价一切。离开摩尔多瓦很久，一次埃里克·韦纳在解释什么是幸福时，竟冲口而出：“feevty-feevty。”

书中还精描了泰国人、印度人、英国人、美国人、冰岛人的幸福观，作者呈现了巨大的悲悯：幸福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一片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但人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建构它。

也许，能否幸福是伪问题，不同的人们如何编造幸福，才是真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生而为人，我们注定破解不了幸福之谜，但看尽人间风景，拍遍异域栏杆，也是一种幸福。

以《幸福地理学》为接引，知天地之大；以《幸福地理学》为导游图，知精神世界之辽阔。

“非物”夺走了我们的幸福感

与古人相比，现代人更富裕了，却觉得更不幸福了。

问题出在哪里？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非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正在崩溃。

古往今来，物质都是冰冷的、确定的，它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参照系。通过物质的变旧，我们有了时间感。老箱子、旧工具、故居等，让我们依恋。然而，消费时代来了，老物件不等变旧，已被淘汰出局。

记不起几年前买的衣服，想不起前年用的手机款式……物质不再坚固，它们已被信息化，我们更多关注它的品牌、款式、造型、功能参数，而非本身，如今物质已成了“非物”。在此影响下，现代人越来越不善于和物质打交道，不善于从物质中获得启迪。

100年前，环境描写、景物描写等是严肃文学的必修课，物质在写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可在今天，已少有小说家再这么写。物质被模糊处理了，人成了主角，细微的心理变化成了审美主角，相同的人类变得天差地别，共情越来越难。

于是，不再有普遍人性，不再有永恒真理。英雄主义、高尚、肉身成圣之类，都被扔进文学的垃圾堆。随着“超越界”的一切都被视为谎言，幸福也丧失了立身根本。毕竟，谁也拿不出幸福的证据，那么，幸福也就不存在。可人类改造物质世界，最大的借口不就是为了幸福吗？

我们正被自己创造的一切所否定。跋涉之后，地图已丢失——我们再也无法回到当初，只能无奈地看着我们的灵魂，日渐被“非物”所蚕食。

像许多后现代批评一样，本书振聋发聩，却无解决方案。也许在韩炳哲看来，解决方案本身就是“非物”，但如何让批评不变成高级牢骚？本书无答案。

警惕“伪事件”的侵袭

丹尼尔·布尔斯廷的《幻象》从另一个角度破解“幸福感为何消失”之问，本书作为传播学名著，似应更早引入。

《幻象》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困境：“伪事件”泛滥。

布尔斯廷用一个案例来解释“伪事件”。一家旅馆经营不善，是该降价呢，还是该提高服务质量？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办旅馆成立30周年庆。其实，这家旅馆可能还不到30周年，且口碑一直不佳，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编造的新闻，吸引用户的关注，达到宣传自己、扭转业绩的目标。这被美称为“策划”。

现代人对新闻的需求太大，可哪有那么多新闻发生？于是，“策划”成了传媒的基本功。在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就是标准的“伪事件”——它与生活不直接相关，结果可操控，只是一次集体表演……可所有媒体都煞有介事，将它渲染得充满悬念，还搞出各种“科学”的民调。本书指出，这些民调可怕的地方不是偶尔不准，而是经常准确，这证明了，人类的观念、认知、情感可以被操控，伪科学足以绑架我们。

“伪事件”不只在传媒，它已深入生活。

比如现代旅行，即是标准的“伪事件”，不用尝试跋涉之苦，体验来自付费购买，我们却误以为有了新收获。再如职业体育比赛，狂欢之后，谁会真的参与运动？

“伪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虚假的幻象，我们却以为它们是真实的，于是，现代人不再追求幸福，而是向往快乐；不再追寻名望，转去修饰形象……可生活在虚假中，怎会有幸福感？当我们感到不幸福时，是不是也该自问：你眼前的这一切，是否真实？

进化论证明，人人可得幸福

弗朗斯·德瓦尔是一位生物学家，《共情时代》关注的却是社会议题。

曾几何时，我们已接受了这样的“常识”：人是自私的，应毫无顾忌地为个人利益去奋斗，确保自己在竞争中胜出，这有利于人类整体进化。

美国前副总统切尼曾说：节约是个人美德，却对整个星球无益。康德也认为，怜悯之情固然美好，却与道德生活无关。安·兰德则更极端地表述为：你生命中道德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幸福。

种种说法，都披上进化论的外衣，却无实证，只是想当然。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所有这些论点都建立在自己编造的前提之上，这个前提本身漏洞百出。

本书罗列了大量观察报告，证明即使在充满暴力的黑猩猩世界中，合作、分享等都是常态，在进化中，竞争与合作都在发挥作用，只是人们只强调前者。这是因为，500年前，贵族不会因他与平民的身份不平等而焦虑，他的贵族血缘给了他合法性。资本崛起后，一批富人成了“新贵族”，他们没有血缘的合法性。于是，他们强调世界本质是“弱肉强食”，这样就不用对穷人的苦难感到内疚，觉得自己是竞争中的胜者，理应享受奢侈生活。

然而，被富人们改造的进化论是典型的伪科学，从进化角度看，人类离不开交流与合作。一个极端例证是，罗马尼亚曾将上千名婴儿送进“情感集中营”，他们在那里单独成长，不会被温情所“腐蚀”。当人们重新关注这些孩子时，发现他们不会哭笑，终日像胎儿那样缩成一团，他们也不会玩耍，给他们新玩具，他们会猛地向墙边掷去……

事实证明，共情是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能力之一，它比理性、思考等更能决定人之为人，我们生来就不自私和暴力。这意味着，作为心存善念、喜欢沟通的物种，人人都能获得幸福，这是进化赐予我们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