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以美国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为主人公的传记电影《奥本海默》在国内上映，引起广泛关注。

这部被影评人誉为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影片改编自书籍《美国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胜与悲》，讲述了二战末期，奥本海默主导设计制造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故事。从最初的理想主义，到面对复杂政治环境的妥协，再到最后的心灰意冷，影片在展现奥本海默的荣誉的同时，更深入挖掘了他在科技与道德边界充满挣扎和矛盾的内心世界。

奥本海默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科学家的角色和责任的警世故事。电影中，借用了印度圣书《薄伽梵歌》中的一句话——我是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在当下日本核污水排海引发全球关注、全球谈“核”色变的背景下，电影重新提出了核武器发展的伦理问题，或许可以带给世人更多关于“核困境”的思考。

张狂的天才

1904年，奥本海默出生于出生于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其父亲从事纺织品进口生意，1888年从德国移民至美国，母亲则是一名画家，有自己的画廊，收藏有毕加索和梵高的真迹。

从小就是神童的他，求学经历充斥着两个词：全优和跳级。

他11岁时就被选为纽约矿物学会会员，一年后就在那里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他曾在一年之内就完成了三四年级，并跳过了八年级的一半。中学最后一年他拼命学习，以十门功课全优的成绩毕业。

奥本海默博学多才，除了喜好英国和法国文学，还对矿物学抱有兴趣。

21岁，奥本海默就在入学三年后以最高荣誉从哈佛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开始对量子力学产生兴趣，于是前往剑桥大学，之后，在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思·玻恩的邀请下，他又去到哥廷根大学继续深造，仅一年时间，奥本海默以量子力学论文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此时的奥本海默年仅23岁。

结束学业后，奥本海默回到美国，同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学院担任物理学教授，并建立了“奥本海默理论物理学中心”，也就是后来名扬世界的“伯克利理论物理学中心”，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极高地位。同时在学术成就上，奥本海默也在原子核的理论物理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研究对当时的物理学领域有着重要的意义。

曼哈顿计划

在科学界，奥本海默取得了极为重要的学术成就，而在所有成就中，曼哈顿计划是最浓墨重彩的一项，他也因这一计划闻名于世。

1942年，美国政府启动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旨在研发原子弹以应对纳粹德国的潜在威胁。

在选择项目负责人时，大部分人都推举爱因斯坦，凭他的学术造诣和国际声望，足以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但美国军方项目统筹人却力排众议，选择了既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又没有任何军事背景的奥本海默，任命其为该项目的科学顾问，担负领导研究和开发原子弹的重任。

当时德国在海森堡的带领下，同样在进行原子弹的研制，一场速度上的竞赛在昔日的两位同门师兄弟之间展开，在这场竞速中，奥本海默最终获胜了。

在曼哈顿计划的推进下，1945年7月16日，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进行了代号为“三角洲”的原子弹试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武器爆炸试验。原子弹爆炸的成功证明了核裂变的可行性，为后来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提供了技术支持。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对日本广岛和长崎进行了原子弹轰炸。这两次轰炸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亡，迫使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结束了二战。

随着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轰炸，一直极端保密的曼哈顿计划也被公诸于世。一夜之间，奥本海默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出现在《时代》与《生活》杂志的封面上。

跌下神坛

原子弹的成功引爆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也让奥本海默的人生迅速经历高低跌落。

一方面，因为曼哈顿计划的成功，奥本海默成为了科学的代言人，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国家科技力量。世界各国也都意识到核武器在政治和战略上的重要地位，核物理学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而另一方面，作为原子弹制造的领头者，奥本海默对核武器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在看到原子弹造成的严重结果后，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

1949年，美国一方面不断扩大原子弹的生产规模，同时开展了威力更大的氢弹研究计划。此时，奥本海默再一次站了出来，利用他的影响力极力反对氢弹的研究，而就是这一行为为奥本海默的后半生招来了横祸。

正如电影的故事情节起点，便是开始于1954年关于奥本海默的一次内部听证会，即美国原子能协会来判定奥本海默是否还具备继续参与核工作的“安全资格”。尽管最终审查结果认为奥本海默在忠诚上不存在问题，但仍裁定其具有安全危险。

由于反对开发威力更大的氢弹，与当时冷战大环境格格不入，因此奥本海默受到了各方排挤。他被认为是一个安全风险和共产主义同情者。他被剥夺了他的安全许可和在核能领域的影响力，并被孤立于科学界，他推动核安全的理想随之破灭。

核后患

在《奥本海默》上映之后，一些影片之外的历史背景和细节开始被不断挖出。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奥本海默》没有讲述我们的故事：饱受核试验之苦的纳瓦霍族”的文章，作者是北美现存最大印第安族群——纳瓦霍族保留地主席布乌·范·尼格伦。他在文中揭露了这样一段相关的“黑历史”：数十年来，美国在纳瓦霍保留地进行铀矿开采，用于核武器制造和核试验，但由于缺乏安全措施和监管，对当地环境和居民健康造成了持久性损害。饱受核辐射之苦的纳瓦霍矿工及其后代却至今没能获得足够的补偿，甚至这段历史现在也几乎无人提起。

《奥本海默》在北美上映的上映日期是7月21日。这个日子在许多人眼里稀松平常，但尼格伦却在文章开篇便指出，这一天距离“教堂岩铀矿泄漏事件”44周年纪念日仅仅过去五天。

1979年7月16日，由美国联合核工业集团经营的加工厂发生溃坝事故，总计1100吨核废料和9400万加仑放射性废水进入普尔科河。污染的河水中和饮用水随之带来的是癌症、流产和许多奇怪的疾病，而这些不幸都是美国争夺核霸权的直接后果。

直到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辐射暴露补偿法》 (RECA)，为二战结束以来历次核试验相关工作人员以及相关核试验场下风处居民提供赔偿。但条例的约束和不完善，让许多因铀矿开采而长期遭受健康和环境影响的纳瓦霍家庭依然无法获得应有赔偿。

直到今天，人类对于原子弹核武器的各类研究，都一直饱受争议。这些研究在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科技突破的同时，也带来了道德上的挑战。奥本海默在面对这些诞生于自己手下的技术时，也充分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和脆弱。其中最引人深思的，莫过于奥本海默在面对自己的成果时的内心挣扎，以及他在公开场合说出“我的双手沾满鲜血”的那一刻。

无论是电影中艺术的呈现，还是实际生活中的表达，奥本海默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毁灭者”，甚至是“凶手”，这在另一些传记中也有过描述。但这样的悖论和困境，却至今仍是全人类的。

原子弹这个足以毁灭世界的致命武器的诞生，正是人类困境最形象的隐喻。我们理应从科技的进步中吸取更多的教训，特别是在政治风云波诡云谲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