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人类迁徙的轨迹，塑造了今天的世界文明

对远方的向往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本能，这种本能促成人类从古至今的一次次出行、远征、迁徙。我们往往把寻找远方浪漫化为一种诗意，然而当我们把人类的迁徙放在文明发展史的尺度上来观察，会发现它其实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著名历史地理学专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认为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史，了解人类迁徙的历程，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

《3000年人类迁徙史》

[英]罗宾·科恩 著 /扈喜林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出版的《3000年人类迁徙史》一书，从史前时代写到当今世界，进而展望未来，全景式呈现了人类迁移的历史。作者用具体的案例为我们讲述了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迁徙故事，以丰富的可视化数据，清晰描绘人类文明漫长历程的迁徙轨迹，帮助读者看懂当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和融合背后的复杂与多元。

葛剑雄，复旦大学资深教授

我们邀请到了葛剑雄教授，通过深度解读《3000年人类迁徙史》一书，为广大读者介绍人类迁徙史上的关键时刻，及其重要意义。

以下是部分文字摘录。

一般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东非大峡谷，即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一带。虽然中国在100多万年前，已经有了古人类，但一般遗传学家的结论认为其他地方的人类并没有留下后代，而目前全球人类，基本上都是来自东非的晚期智人的后代。可以说，正是早期人类选择走出非洲，走到世界各地，走到中国，才有了今天的我们。

所以葛教授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史。

他提出，在人类的迁徙中，有两种本能至关重要：一是生存，二是好奇。人类为什么要走出非洲？一言蔽之：生存。还没有掌握生产能力的早期人类，只能坐吃山空，一块地方找不到食物了，就往前走，这是一个基本的迁移模式，是不自觉的。而其中有些人，具有比一般人更多的好奇心，在没有受到生存威胁的情况下，也会去探索、去找到更好的生存空间，并随着生产力的增强，地理知识的扩大，走向更远的地方。

但无论何种迁徙，早期人类由于缺乏地理知识，他们并不知道往哪儿走，等在前面的是什么。只能根据直觉，利用各种有利的地理条件，不断往前。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并且无比艰辛。

我们今天看来很合理的结果，其实是古人类无数次试错得来的。现在世界上人口基本上都分布在比较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但这并非从来如此。比如说当地球上气候开始变冷，北半球的人会往南迁移，这些人大多数就生存下来了，但也可能有人走错了，因为缺乏地理知识，人们还不知道南方才是温暖的，往北走了。这些人自然大多数都生存不下去，便灭绝了。但是也有些人，利用了有利的地理条件，从偶然的发现中，慢慢学会利用这些条件生存下来了。比如早期人类到了寒冷的北极，很有可能在意外的情况下发现了冰雪下面的气温反而不低，就在冰雪中间挖出雪洞，居住在洞里；又发现北极的鱼和鲸可以吃，皮可以做衣服，用来保暖，于是就在冰天雪地中定居，逐渐变成了今天的爱斯基摩人和因纽特人。

葛教授谈起自己的西藏之行，他在阿里时曾思考一个问题：如此高寒、艰苦的地方，为什么先民要到这里生存？后来他了解到，原来早期的阿里人是因为在拉萨河谷这一带受到了外力的驱赶，为了逃避迫害，才向西逃亡，最后定居在阿里。

但很可惜，阿里再稍微往前一点，翻过喜马拉雅山，到达喜马拉雅山的南坡，就有茂密的森林，气候也很好。但当时的他们并没有这一常识。当他们到达阿里时，有人发现这一带有很厚的黄土。从地理学上讲，古代这里是一个大湖盆或者海盆，才会积累大量黄土。有了黄土，阿里先民就可以种庄稼，在土里面挖洞穴建筑，并渐渐生存下来。

如果没有这一发现，阿里先民就将面临两种结果：灭绝或往前走。继续往前走也许就能翻过喜马拉雅山，走进那片茂密的森林。

不仅是爱斯基摩人、西藏阿里人，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在不断迁徙中，最后找到一片适合生存繁衍的地方，然后经过漫长的努力，最后才在这些地方形成文明的曙光。所以说人类的史前史，实际上就是人类不断迁徙的历史，通过迁徙为文明的产生奠定基础。

葛教授说，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大约5800年前，中华文明的曙光出现在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地区，并慢慢汇聚到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所谓的中原地区。为什么在那里可以形成文明核心？

一个原因是，大约6000年前，中国大陆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不少。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当时最适合生存的区域。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片区域主要由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构成，土壤非常疏松。在那个只有石器农具的年代，土壤疏松是非常重要的条件。这样的土质意味着不可能有太茂密的植被，便于开垦成农田。而平坦的地势不仅容易组织生产，而且很容易在政治上形成一种统一的局面，便于管理。

很幸运，我们的先民找到了这块便于发展的土地。当然，这也是一个反复、长期迁徙后的结果。比如在谈到大禹治水时，葛教授说，根据古代的文献，大禹并非来自中原，一种说法是来自今天的四川，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浙江绍兴至今还有大禹的陵墓，司马迁也曾去绍兴探禹穴。那为什么大禹治理的水域又变成了黄河呢？实际上从这里就能看到古人迁徙的轨迹：从四面八方迁徙到中原地区，同时也把各个部落自己的领袖的故事和传说都集中到这里，久而久之，这些远处的传说，就变成了身边的故事。大禹也就成了黄河的治水英雄。

葛教授在他的移民史研究中，将移民分为两类：一类叫生存型的移民，另一类是比较主动的迁徙，叫作发展型的移民。

他以《3000年人类迁徙史》的内容为例，认为战乱、天灾、饥荒等，都会造成一大批生存型的移民，还有书中提到的奴隶贩卖、契约劳工、宗教迫害、政治迫害等。但还有一类人移民是为了自己的发展，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遇，比如说主动从落后的地方迁到发达的地方，求学、做官、经商。

人类历史上一些国小民穷、缺少资源和土地、人口也相当稠密的国家，往往有更大的迁徙、殖民的动力。比如荷兰，4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围海造田造出来的。荷兰人口又相当稠密，这个情况驱使他们迁徙、殖民，去海外发现新的土地，寻找新的发展基础。面对早就被充分开发的欧洲大陆，他们选择去海上寻找新天地，并通过新的航路，到亚洲建了很多殖民地。

而中国这样地大物博的国家，往往缺少这种生存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有着如此漫长的海岸线，历史上却没有往海洋发展的缘故。中国内地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开发，有大量的土地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自己。因此中国人的迁徙主要在内部。

而在中国内部，我们应当看到，历史上一些杰出人物往往是通过迁徙、移民来找到更好的发展条件。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会大量延揽人才，那些有志向、有抱负、有能力的人物，也会主动迁徙到最有利自己发展的国家。可以说哪些国家招录的人才多，就发展得快。

比如在秦国的发展过程中，就吸收了大量其他国家的人才，为秦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后来秦朝统一做出努力的这些人，几乎都是移民：商鞅是魏国人，范雎、李斯、蒙恬，甚至赵高也都不是秦国人。更不用说苏秦、张仪等名士，都是反复迁徙，才找到了最合适的国家。

所以要理解各种文明、各个国家的历史，需要了解这些国家的人口、人才的流动，及其结果。比如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动乱——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乱等，造成大批北方人往南扩散，迁徙到江淮、江南，之后到了岭南、海南岛和西南地区，促成了南北方文化的交融，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南方家族的家谱会把自己的根追溯到北方。

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甚至境外的民族，也因为迁徙到了中原地区，在当地定居，最后融入到华夏民族，或者自己演变成为今天中国的某个民族，这都是迁徙的结果。比如五代中有三个朝代的皇帝，其实都是突厥人。后唐皇帝本姓朱邪，是沙陀人，突厥人的一支，其先祖李国昌为唐朝建立功劳后，被赐李姓。还有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也都是沙陀人，他们用汉姓，也逐渐融入汉文化，最终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此外，历史上古代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一直到近代的满族，有些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也有一些融合到了汉族中间，这都是迁徙的结果。如果没有迁徙，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汉族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它是迁移与融合的结果。

一种文化要扩大自己的范围，可以通过书本、艺术品，包括今天发达的媒体，但最主动、积极、活跃的传播因素还是人，依靠人的迁徙。

中国文化中有很多内容，都是移民的结果。比如唐朝时的西域音乐舞蹈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现在的民乐，其实并非诞生于中原本土。我们传统的音乐舞蹈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今天的新疆以及西边的中亚地区，这也是靠人口的迁移带过来的。

十六国时期，前秦大将吕光平定西域，带回大批的乐工、乐师、乐谱、乐器。吕光在河西走廊建立政权，这批西域艺术家就把西域的舞蹈和音乐传播到了河西，北魏灭吕光政权后，又把这一批艺术家带到了北魏的首都平城，就是今天的大同，后又随着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隋唐时，这些西域艺术又与东晋时保留下来的中原音乐融合，最后形成了我们熟知的大唐舞乐。我们今天讲的盛唐音乐舞蹈，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西域的龟兹乐。

宗教文化亦是如此。早期的佛教艺术，今天巴基斯坦、印度的很多佛教艺术品基本上都是希腊的风格，就是希腊艺术家迁到印度，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后，随着西域的高僧迁到中原，以及法显、宋云、玄奘等中原人西行取经，才把这些佛教艺术文化带到了中原。北魏时有高僧到印度，吸引了一批犍陀罗的艺术家迁到了平城，把犍陀罗艺术——石窟造像——带到了中国，才有了后来的云冈石窟。

今天的人口迁徙越来越频繁，将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作用。《3000年人类迁徙史》一书中也列举了现当代的迁徙情况，在第三部分《当代的人口流动》中可以看到很多对我们中国有重要影响的迁徙案例。其中最重要的例子，就是户口与中国人口的内部流动。

谈到户口制度对自己这一代人的影响时，葛教授回忆起了少年求学时的经历。他说，解放后城乡人口之间一度还可以自由流动。1956年时，他从老家浙江吴兴县南浔镇迁到上海，那个时候迁徙很容易，凭着相关证书到上海的某区教育局报到，并通过考试，就能落户。到了1958年，户口不能够再随便迁移，特别是限制从农村迁入城市，不能够从下一级的城市迁去上一级的城市，这个制度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改变。

这一段时间中国的人口迁移数量大大减少，但这并不符合发展需要，改革开放后就出现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人口迁徙。今天中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大量的人口迁徙，人口资源的重新配置。

书中还提到了很多有着重要意义的迁徙。比如印度的人口转移和印巴分治，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后，南亚次大陆因宗教原因，逐渐独立出了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不同信仰的人各自迁徙到划定的区域，这个过程涉及数以亿计的人口迁移，奠定了今天南亚的格局。

书中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迁徙类型：劳动力输出，并重点提到了菲律宾。葛教授提到自己最近的格陵兰岛之行。他所在的探险船上有100名旅客和100多个工作人员，船长曾在聚会时让我们猜船上哪个国家的人最多。大家都认为是美国，最后他公布答案，是菲律宾。因为船员绝大多数都是菲律宾人，包括餐厅的服务员、清洁工，几乎全是菲律宾人。我们都知道香港的菲佣，其实菲律宾的劳动力输出范围很广，比如像上海一些酒吧的乐队成员、调酒师，好多都是菲律宾人。菲律宾依靠大量的劳动力输出，为国家赚取外汇，这是一种特殊的迁徙。

书中甚至还提到性工作者的迁徙，以及流亡者、难民，等等。如今难民问题已经在欧洲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迁徙到欧洲国家的难民与本地居民在文化上、宗教上有着严重的矛盾冲突。此外，定居下来的难民出生率一般都很高，而本地人口则是负增长状态。所以如何协调难民跟本地人的关系，将是影响欧洲未来的一大难题。

关于当代移民，葛教授还特别提到二战以后美国的崛起和外来移民的密切关系。如爱因斯坦等杰出的科学家，基辛格等政治家，都是二战时的欧洲移民；二战结束后，美国吸引了大批德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包括后来硅谷，也有很多中国移民从事人工智能、芯片的研发。吸引高素质的移民来发展自身，已成为很多国家或地区的共识。比如国内很多城市都在降低落户门槛，招揽人才，甚至争夺人才。所以未来世界的发展，移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提高，当前中国也遇到了很多发达国家都曾面临的问题：是否积极引入外劳。日本、韩国在发展到如今我国的经济水平时，都已经开始引进外劳。这是一柄双刃剑：引进会增加本国人的就业压力，不引进又必定会造成产业外移，而失去了优质外来劳动力，也会阻碍本地发展。这是中国未来将面临的考验。

最后，葛教授再次向大家推荐《3000年人类迁徙史》一书，认为它的视野覆盖全球历史，非常宽广；观点新颖，触及了很多被人忽视的问题；对于当代问题的关注也使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虽然不是一部连贯的历史著作，但非常适合作为非专业人士的入门图书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