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牟复礼：独具中国气派的文史研究者

弗雷德里克·W.莫特（Frederick W. Mote，1922—2005年），汉名牟复礼，美国儒学学者、汉学家、中国学家、东亚学家。牟复礼中的“复礼”二字来自《论语》中的“克己复礼”。牟复礼曾师从赵元任学习汉语，1944年考入金陵大学历史学系，随王崇武研读明史，1969年创办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经过数十年耕耘，使该系成为北美汉学人才济济的一方雄镇。虽然牟复礼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史学家，作为中国近世史研究的一流学者，他对中国传统的了解向来是采取文史不分家的态度。凭借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学力深固的敏锐触感和史学家训练有素的深邃眼光，牟复礼在其经典著作——《中国思想之渊源》一书中提出并使用了“伟大传统”这一重要概念。也正由于此，他和当时强调科学化的正统西洋史学取径不同，时人提到牟复礼时总是称他为中国文化专家，而不称其为历史学家。这一词之差恰恰体现出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以其精纯的文化修养、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宽广的学术视野为北美中国文史研究开创出一片独具中国气派的学术天地。

（一）

牟复礼1922年6月2日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牟复礼在大学一年级时，学校要求学生都要学习一门亚洲语言，牟复礼选了中文。那时他所学的汉语口语还很粗浅，但由此喜欢上了汉字，从此与中国文化结缘。后来牟复礼入伍当兵，因为学过一点点中文，被送去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语言训练中心的汉语培训班，接受赵元任设计主持的一年强化语言训练。这一培训班为北美培养了许多极重要的汉学家，而牟复礼在班上的学习成绩是第一名。崔瑞德认为牟复礼是他见过最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文说得最为标准典雅的西方人。牟复礼在抗战后期以美军联络员身份来到中国，为“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罪行准备材料。他从成都到南京，再到晋察冀边区，再到北平，所接触的都是当时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中国学者。他先后在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学习，听过包括向达、启功等先生们的课，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学者是明史专家王崇武。牟复礼自己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那块土地随处传来的笑声，他开始理解这些平和友善、聪慧谦逊的人们，是如何在战争的艰难岁月里生存下来，如何对付危机、承受冻馁，在长期的困苦中始终保持乐观。在那时他便决定，战争结束生活恢复正常之后，一定要研究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种种笑声长留耳际，中国的训诂传统常自温习，是牟复礼毕生治中国史的两股源头活水。

（二）

牟复礼年轻时决定到金陵大学和中国学生一起研读中国历史，为的是求知；他中年时下决心翻译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是为了求知。牟复礼在这本书的“译者序”中说：“这项翻译工作对我来说，是一门持续进行的学习中国哲学、历史经典及西方概念和方法的严峻课程。我最初要翻译此书的动机是想在（萧公权）这位大师的指导下获得这样的训练：作为研究中国的学者，谁不愿意有如此激励人、如此有收获、如此给人无尽喜悦的经验呢？”对此书的翻译是他对西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牟复礼毕生以求知为志业，从“求知”的立场，牟复礼记述、批判当年美国高等学府对中国研究的歧视，特别反感西方学界强不知以为知的傲慢，因此毕生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牟复礼著作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本书《中国思想之渊源》，是给本科生读的先秦诸子思想介绍。100多页的短短篇幅，不过10万字，但却高屋建瓴、简明精微，对儒法名墨的特色和交互关系的阐述既清楚又观点独到。如评价孔子“既凡而圣，真乃人类最 稀罕之成就”；指出孟子具有“张扬的天性、激越的性格、豁达的精神”；《道德经》“如同给中国文化施了咒语，其魅力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等等。其笔锋带着同情的幽默，直到现在都是西方大学里中国思想史课的基本读物之一，也是西方学界公认的介绍中国古代思想渊源的经典之作。

（三）

50年代中期以前，普林斯顿大学还没有独立的东亚研究系，更谈不上有全方位的中国文史研究。牟复礼1956年受聘到该校东方学系后，开始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1969年，东亚学系正式成立，不久便成为北美的东亚学，尤其中国近世历史、文学研究以及中国语言教学的重镇。牟复礼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的创业筚路蓝缕，他一生所撰写、翻译、编纂的50多种专著、论文和长篇书评，遍及中国古代思想以及中国近世政治、社会、文化、艺术各个领域。这些著说，通中西之见，会文史于一，衡情体物，据事说理，有深邃的洞见，有细致的考证，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培养新知，开启研究门路，擢升学术水平，胸怀博大而功力深厚。牟复礼也极为重视中国典籍在汉学研究中的支撑地位。虽然葛斯德图书馆在牟复礼任教之前就已是收藏中国文史珍本善本最有名的中心之一，但整体的图书收藏远不及哈佛燕京等其他老牌图书馆。这种情况在其任教期间得到了完全的改观，葛斯德图书馆中国文史方面书籍的收藏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到他荣退之时，藏书的完整和丰富都已举世公认了。

（四）

牟复礼敬爱他的老师，是终生之事，除了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尊崇感谢之意，有机会时也总会提及他们。比如，南京时代的王崇武，是引领牟复礼踏入明史研究领域的老师。牟复礼在1962年出版了第一本专著《诗人高启》，便向这位传道授业解惑的恩师致上缅怀之意。他翻译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为此书能在萧公权有生之年出版献给老师，内心甚感快慰。牟复礼的治学态度和基本方法，也和萧公权颇有神似。萧公权曾应牟复礼之请而作的治学座右铭曰：“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牟复礼庶几肖之。牟复礼对于后辈和学生的帮助和爱护，集经师与人师于一身，颇有中国古代恂恂君子之风。牟复礼的夫人陈效兰，是江苏泰州人，多才多艺，制得一手好陶瓷。当年牟复礼为了让东亚系的研究生有一个讨论研究心得的场合，特地创办了一个每周一次的茶会。茶会的名字叫“Cracked Pot”，字面意思是“有裂缝的茶壶”。茶会所用的茶壶正是出于其夫人之手，上面的确有一道裂痕。但其名之所以起得很贴切，是因为英文中“Cracked Pot”还有另一层意思，是指“痴狂之人”。此名用来形容研究生初生之犊的无畏精神和醉心汉学的执着精神，可谓妙语双关，且富有禅意。他晚年荣退之后，身体长期病痛，但旷达乐观，意志力强，而且风趣洒脱，给人的印象永远是一个温润如玉的君子，看不出是位经常要和病症抗争的人。牟复礼一生酷嗜古典音乐，就在他每年像归鸟般开车来往于科罗拉多的小羊山与普林斯顿时，有一回车子滑入一个小山坳，但他仍坚持听完某一个精彩的钢琴段落，才下车处理这个小危机。他一生学习中国文化，欣赏之、同情之、体会之，在行为上表现之，向世人昭示：德不孤，必有邻；能过化，必存神；无响不应，有教必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