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是宣武吗,宣武区陶然亭最新规划

宣武区，陶然亭公园，名扬天下，甭看地儿不大，但名气可不小，原因有二，一，这儿有不一样的北京南城美景，小桥流水，很适合北京人遛弯儿散步，而第二个原因，就是今儿要聊的话题了，老北京，清朝那会儿，陶然亭见天儿闹水鬼，甚至一度引起了全京城的关注。

按理说，宣武区自古以来，一直都是北京城最市井且最热闹的地方，比方说京味儿小吃聚集的牛街，卖文房四宝的琉璃厂，耍把式的天桥，以及砍头的菜市口，以及充满浪漫情调的法源寺，都在宣武区，而作为重要休闲场所的陶然亭，见天儿都是人挤人，人挨人！

人口如此密集，怎么就能出现‘水鬼’了呢，怎么听都感觉匪夷所思，那么水鬼传说，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到底是民间误传，还是真有其事，这还得从清光绪甲午年间开始说起，那一年，陶然亭可以说是怪事儿频发，不少古书，都留下了相关的记载。

专门收录清代奇闻异事的《清稗类钞》在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载，说‘光绪甲午三月，京师宣武门外南下洼，在芦苇里边儿，时常传出怪声儿，乍一听很像是牛叫，当年的北京人将其称之为是‘大老妖’在另外一本史料，晚清学者文延式的日记当中是这样写的‘甲午四月，宣武城南陶然亭边苇丛之中，忽有牛如牛如驴，鸣必三声’

每次都要叫三声才会停止，大伙儿始终找不到叫声的出处，后期传说，有人在附近还真就看到了‘水鬼’的模样，据说是‘牛首蛇身’把它描述得十分具体，跟‘伏羲女娲’的形象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宣武区，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自然会流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

也正是因为如此，京城派了一个高人出马，专门调查此事，这人就是大学士翁同龢，此人大有来头，当过两任帝师，是同治跟光绪公认的师父，同时还做过两次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大臣，此外，还是工部，刑部，户部尚书，既管外务又管内政。

放眼北京历史，翁同龢甭管是地位，眼界还是学识都是一流的，还是个隐藏的书法家，如此厉害的人物出山，能够揭开水鬼的真相吗，在他的日记中明确表示，认为陶然亭出现的水鬼就是一‘鼍’这玩意儿用现在话说就是‘扬子鳄’属于小型淡水鳄鱼，长不大，虽然小，但在陶然亭出现的话，确实有可能会被误以为是‘水鬼’

因为它的叫声，特别沉闷，其次扬子鳄喜欢栖息在湖泊沼泽这种潮湿地带，而早年间的陶然亭周围还很荒凉，十分符合扬子鳄居住环境的特点，所以翁同龢用水鬼是扬子鳄给了当年北京人一个交代，而在之后不久，陶然亭的怪声儿也自动消失了。

这个时候，闹得沸沸扬扬的‘陶然亭水鬼’事件，终于消停了，但也只是告一段落，时隔二十多年之后，陶然亭这儿又出现了神秘的‘牛鸣声儿’而这一次，北京人确实见到了所谓的‘水鬼’真身，上边儿说了，清光绪甲午年间，陶然亭闹水鬼，只闻其声不见其形。

在一本名为《京城怪事》的书中写道，说1916年，也就是光绪年间，水鬼事件平息20多年以后，从宣武区陶然亭的芦苇荡里边儿再次传出了神秘的‘牛鸣声’一时间，有关水鬼的记忆，再次被唤醒，‘大老妖’的传闻，又开始被大伙儿津津乐道了。

同时为了安抚民众的情绪，民国北洋政府，果断采取了行动，书中讲述，警察局的头儿叫吴炳湘，派自个儿手下围住了陶然亭南下洼的苇塘，先占领制高点，埋伏好了，夜里边儿就听着‘水鬼’在叫，到了第二天早晨，找准目标，一声令下，用马克沁重机枪疯狂扫射。

看来当年的警察局，对水鬼还真是高度重视，一番操作后，还真就打中了‘大老妖’可它的真身让人大跌眼镜，从苇塘里边飞出两只大鸟，一个长3尺，一个长2尺，刚飞出来就被机枪击中，费了半天劲，只是打死两只鸟，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更像是一个笑话，其实还真不是闹笑话。

《京城怪事》中说，打死两只鸟之后，怪声儿也跟着没了，意味着这两只鸟，很有可能就是人们谈之色变的‘大老妖’按照书里的说法，两只大鸟被打死之后，尸体还被做成了标本，送到了中央公园，也就是老北京人常去的中山公园进行陈列。

有关陶然亭‘水鬼’ 的记载，就到此为止了，但是，仍然有诸多的谜题没有揭开，比方说第一个，北京城从清末到民国，时隔二十年，前后两次‘大老妖’的传闻为什么都出现在了宣武区的陶然亭，第二个，书中提到的两只大鸟，究竟是什么鸟？

这些疑问，书籍里没有解答，熟悉鸟这种动物的朋友都知道，三尺也就是一米左右，一米左右的鸟类，很有可能是鹈鹕，这是一种栖息于温暖水域的鸟类，属于大型游禽，成年的鹈鹕体长大概能达到一米七，翅膀彻底展开可以达到3米。

嘴巴形状宽大直长，从外表来看，它跟书中描述的陶然亭大老妖极为相似，但在咱北京，一般看不到鹈鹕，因为它不是留鸟，不是全年都跟这儿生活，而当年的北京人没有见过鹈鹕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但也有朋友指出了关键性的一点，鹈鹕没有躲在芦苇丛里习性。

只喜欢跟湖面儿上，跟天鹅一样，一边儿漂着一边儿游，话说到这儿，鹈鹕这个说法，仍然存疑，先把它放一边，换个方向找答案，两个目标儿，一是找到民国时期刊载过相关报道的报纸，二是找到‘大老妖’的标本照片。

功夫不负有心人，翻遍全网，终于找到了民国老北京的资料，里边写的正是陶然亭出现不明物体的事儿，这份报道名字叫《稷园四异物》介绍了四种怪东西，其中有一个就是这怪鸟，所谓稷园就是中山公园，可《京城怪事》跟《稷园四异物》的说法完全不一样。

一个说是两只怪鸟，一个说只有一只，一个说怪鸟体型巨大，一个说小巧之物，相较而言，很明显《稷园四异物》更可信，毕竟它出版于民国时期，比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京城怪事》离大老妖出现的时间更近，可由此一来，就更不可能是鹈鹕了。

在《中山公园志》中，上面清晰地记录着标本的形态，号称妖鸟，认为这是一只‘夜鹭’1951年把很多动物标本都遗交给了北京动物园，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找不到妖鸟标本的真正原因，在报废的一览中，有一标本叫夜鹭，也就说它很有可能就是妖鸟标本。

还有一个叫‘大水骆驼’它也有可能是妖鸟的标本，在民国时期的一份报道中，写了两点，陶然亭水鬼的关键要素，一个是声如雷鸣，有人说是蛟龙，有人说是鼍，第二个是妖怪再来，原来是鸟儿作祟，这两点都跟之前找到的资料是一致的，而最令人兴奋的是该报纸上，还配了一张图，图上主角儿正是‘大老妖’的标本。

有图有真相，一张小小的标本，揭开了水鬼的身份之谜，不少北京人都认为它是‘大麻鳽’这是一种大型的鹭类，体长在50到70厘米，身形粗胖，一般喜欢栖息在水流边儿的芦苇丛中，这跟传闻当中，水鬼大老妖的习性对上了，再一个大麻鳽还有一特长，善于利用芦苇丛来伪装自个儿，隐蔽性非常强。

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叫声儿非常低沉，听上去还真是像牛的声音，而陶然亭当年的水鬼就是大麻鳽，话说到这儿，真相终于水落石出，民国时期，一只远道而来的大麻鳽在陶然亭的芦苇丛中栖息，只因叫声怪异，便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带来了人们津津乐道的水鬼传说，或许当年的北京人万万都不会想到，所谓的大老妖只是一只大麻鳽！

北京胡同名称的变化有哪些趣闻？

北京的胡同多，其名称自然就多，它包罗万象，涵盖万物，深入研究其名称的来源及变化，能够发现无数有趣的现象。

明清时期，北京胡同重名的特别多，如扁担胡同就有11条，井儿胡同也有10条。

后来为了便于区分，将它们都改了名字。如东城建国门的扁担胡同改成了大雅宝胡同，崇文天坛附近的扁担胡同改成了东半壁街，东城朝阳门的扁担胡同改成了竹杆胡同，西城丰盛的扁担胡同改成了武定胡同，崇文花市的扁担胡同改成了北河漕胡同，建国门附近的扁担胡同改成了平坦胡同，宣武大栅栏的扁担胡同改成了青竹巷，崇文门的扁担胡同改成了刚毅胡同，西城厂桥的扁担胡同改成了养蜂夹道，现存的扁担胡同位于东城北新桥。

那10条井儿胡同改后的名称有的听起来特优美，如新街口南的"百花深处"、地安门大街的"杏花天"等。

有些胡同名却十分难听，像西直门内的屎壳郎胡同，不过现已更名为"时刻亮胡同"；又如太仆寺街南的狗尾（老北京人把这个字念成"乙"）巴胡同，现改成了高义伯胡同；鼓楼东大街的臭皮胡同，现改成寿比胡同；祟文门外东西兴隆街的粪场大院，现改为奋章胡同等。

还有些胡同名称，由于历史悠久，人们逐渐用一些褒义的谐音字代替了原字。像东城的驴市街变成了礼士胡同，烧酒胡同变成了韶九胡同，闷葫芦罐变成了蒙福禄馆，东皇城根变成了东黄城根，东江米巷变成了东交民巷。

西城的臭水河变成了受水河，裤子胡同变成库资胡同，大小沙锅胡同变成大、小沙果胡同，牛蹄胡同变成了留题胡同，劈柴胡同变成辟才胡同。

祟文区的上、下锅腔胡同变成了上、下国强胡同，缨子胡同变成了续子胡同，喜鹊胡同变成了喜悦胡同。

宣武门的打狗巷变成了大沟沿胡同，打劫巷变成了大吉巷，烂面胡同变成了烂漫胡同，牛血胡同变成了留学胡同，裤裆胡同变成了库藏胡同，裤腿胡同变成了库堆胡同，裤脚胡同变成库角胡同。

很多胡同名称非常耐人寻味。如有的胡同竟以柴、米、油、盐、酱、醋、茶命名。柴棒胡同（安定门附近），米市胡同（宣武陶然亭一带）、油坊胡同（西城西绒线胡同西口）、盐店胡同（海淀清河）、酱坊胡同（西城德外大街）、醋章胡同（宣武牛街）、茶儿胡同（宣武大栅栏）。

还有的以金、银、铜、铁、锡命名的胡同，如金丝胡同（西城福绥境）、银丝胡同（祟文门）、钢铁厂胡同（西城厂桥）、铁门胡同（宣外大街）、锡拉胡同（东城东华门）。

此外，还有以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红、黄、蓝、白、黑等命名的胡同。

胡同的名称如此丰富多彩，以至引起了文人雅士的兴趣，有人曾以胡同名作出多副对联。如以今日西四到新街口路西十四条胡同名称出的对联，上联是礼帅报寿石南太；下联为：武车石宝大金公；横批为：顺阜德安。

上联指礼路胡同、帅府胡同、报子胡同、寿壁胡同、石老娘胡同、南魏胡同、太安侯胡同，下联指武王侯胡同、车儿胡同、石碑胡同、宝禅寺胡同、大帽胡同、金丝沟胡同和公用胡同。

这些胡同今日尚在，只不过前八条胡同现已改名为西四北一至八条，石碑胡同则改为育德胡同了。

横批指的是老北京四座城门名，即顺治门（宣武门）、阜成门、德胜门、安定门。

从元朝到清初，北京的胡同名称以"大"字起头的最多，共有40多条，如：大口袋胡同、大沟港、大市街、大豆腐巷、大陈线胡同（今改为大乘巷）、大轿胡同（今改为大觉胡同）、大盆儿胡同、大蒲鸽市（今改为大鹁鸽胡同）、大马神庙胡同（今改为培英胡同）、大席儿胡同（今改为大席胡同）、大外郎营等等。

现今则以"东"字起头的为最，共有333条，在"文革"时期则更多，达475条。当时仅"东方红"路就有三条，还有"东风路"、"东风院"、"东辉路"、"东光路"、"东新胡同"等等。

那时，大部分胡同都加上了"红"字，使带"红"字的胡同一下增加到了100多条。东城北新桥雍和宫大街当时改成为"红日北路"，然后从交道口北头条至北新桥国子监街依次排列为"红日北路"头条至九条。

东四北大街当时改为"红日路"，然后由东四头条至大菊胡同，依次称为"红日路"头条至十七条。

东城东四的梁家大院、东门仓横胡同、南豆芽胡同、南沟沿胡同、北豆芽胡同、椅子胡同当时都改叫"红小兵胡同"。

祟文门地区的戴家胡同当年改为"红哨兵胡同"，宣武区的珠市口西大街给改为"红卫东路"，东城区交道口地区的豆角胡同给改成"红到底胡同"，崇文龙潭地区的元宝巷，改作"红兵街"，新街口南大街和西四北大街改叫"红旗路"，宣武区的骡马市大街改称"红卫路"，崇文区东花市地区的枣子胡同改为"红强胡同"，宣武区椿树地区的"麻线胡同"改为"红线胡同"，东城朝阳门的真武庙改为"红岩胡同"。

此外，那阵子还出现了不少诸如"总路线路"（地安门内、外大街）、"人民公社路"（德胜门内大街）、"大跃进路"（安定门内大街、交道口南大街）、"学毛著胡同"（东城交道口地区的南下洼子胡同）、"灭资胡同"（东城建国门地区的八宝楼胡同）、"反修胡同"（东城北新桥地区的东扬威胡同）、"反帝路"（东城东交民巷）、"代代红路"陈城景山东街）、"永前进街"（西城德外大街地区的黄寺大楼前安德里北街）等带有明显时髦口号标语式的胡同名称。

虽然这些胡同名字只叫了一时，很快就消逝了，但也留下了历史痕迹。

由此可见，北京胡同好比一部百科全书，不仅反映了历史的沿革，还展示了一些社会风情。像老北京流传的"东富西贵、北贫南贱"的京师俗谚就反映出当年东城的一些胡同中住户的基本情况。当时，那里住的都是一些巨商大贾和殷实有钱的人。

还有一些胡同名称显示以前胡同的用处，如作过仓库的新太仓胡同、海运仓胡同、北新仓一至五巷、北门仓胡同、北新仓胡同、西仓门胡同、东门仓胡同、南门仓胡同、禄米仓东、西、南、北巷等等，都是当年贮藏运河运到北京京官禄米的仓库旧址。

西城胡同多住的是当官的，清代几大王府都在西城，如什刹海北岸的醇王府（现卫生部所在地）、南岸的恭王府（现前半部为中国音乐学院，后半部为开放公园）、赵登禹路上的顺承郡王府（现为全国政协所在地）、地安门西大街的庄亲王府（现平安里太平仓西口路北，老建筑基本无存）、大木仓胡同里的郑亲王府（现为国家教委所在地）、新街口东街的诚亲王府（现为积水潭医院）、西黄城根南街上的礼亲王府（现为中央单位办公用地）、府右街西的仪亲王府（现为水电部招待所）、新文化街的克勤郡王府（现为新文化街第二小学）等等。

北城胡同中住的较多的是些做小买卖、耍手艺的的人和无业者。

南城胡同住的多是艺人和社会最底层的人，像珠市口以北，前门至和平门之间的八条胡同，从清朝时就是妓女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俗称"八大胡同"。解放后，随着妓院的被取缔，八大胡同也才彻底改观。

陶然亭在什么城什么省什么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