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列举东汉末年到三国时代的各种异端思想和行为的表现，

虽然并不一定都代表士人整体，但是既然能够产生这些言行，却说明了一个历史趋向。

第一，人物评品流行：重气质不重言行规范。

在东汉末年，与士人清流对抗朝廷、自认“道统”所在相呼应的，是汝南郡许劭（150-195年）兄弟的月旦评。

所谓月旦评，就是每月初一，兄弟二人会发表对当朝人物的评论。

许劭兄弟的月旦评现在大多已经失传，流传至今最著名的一句就是评论曹操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

许劭兄弟没有什么政治身份，但是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下，其影响力却极大。

如果得到好评，则此人顿时身价百倍；如果是差评，则其人顿时陷入冰窟。

袁绍家族四世为宦，门生故吏满天下，袁绍自己也骄横跋扈得不行，有一次路过汝南境内，却赶紧收敛气焰，生怕被许劭兄弟给个差评。

许劭月旦评，本身也属于两汉清议的延伸。但是不同点在于，如今朝廷黑暗，豺狼当道，这种清议，就不再是为朝廷拔举士人的辅助，而是变成了士人高自标榜的助推器，“道统在野”的符号和象征。

另外，许劭月旦评从内容上来说，还开创了一个新风气，即不是从人物的行止、操守上去评判，而是从人物的心性、神韵上去评判，人物评价由实向虚了，这就导致名教的行为规范逐渐被淡化，士人所追求的标准，越来越虚。

第二，隐士文化大起。

在中国历史上，隐士文化传自上古，不绝如缕，但是一般很少人沾染。

但是到了东汉后期，不出仕却成了人们向往的时尚。

郭泰（128-169年）名望极大，社交也很频繁，但是却坚持不出仕。人家问郭泰为啥不出仕？他说：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我就想着学彭老，老死山林之中。

所以，郭泰属于半隐士。而他的朋友范滂评论他：“隐不讳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皇帝不得友。”

但是这样的人物，却被士人普遍敬仰，崇拜。

郭泰曾经行路遇雨，头巾被打湿了，折起来一个角，于是大家都学他把头巾折起一个角，称这种款式为“林宗巾”。【注：郭泰，字林宗。】

郭泰游历洛阳一番，北渡黄河还乡（太原），与范滂分手的时候，数千士人送别，与李膺携手渡黄河，望之者视之如神仙。

徐稚（97-168）也不出仕，太尉黄琼征召他不去，郭泰等人派人追着求交往，他干脆躲起来了，给郭泰留话说：大厦将倾，那是一根绳子能挽救的？干脆隐姓埋名。结果名声更大。

【按：两汉朝廷并不排斥隐士，一些有名节有操守的人，名声在外，却拒不出士，被认为是非功利的真君子。但是如郭泰这样刻意表达出不愿意出仕的情况，除了表示对朝廷黑暗的失望和抗议以外，却也连同儒家“铁肩担道义”的信条一并放弃了；而距离董仲舒所倡导的“文死谏、武死战”的信条（这话不是董仲舒说的，只是一种方便的表达），则是背道而驰了。】

第三，纵情游乐。

仲长统（180-220）也是个隐士，写了个《乐志论》，大概意思是要有良田美宅，终老桑榆之地，享乐于闺房，日日读老子玄学，弹琴逍遥。不接受帝王的欺压与规范。

又说：应该把《五经》和诸子百家都烧掉，隐居山林。这个很像庄子的悠游于无何有之乡。

第四，各种反名教言论大行其道。

仲长统（180-220）对孝道------父命不可违------提出挑战，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如果父母做的不对，儿子是可以违抗的。

而孔融（153-208）则更决绝，对孝道提出了一个更加大不敬的解释：他说儿子就是父母发情的产物，儿子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像是装在瓶子里的一个东西一样，倒出来了就与瓶子没关系了。这种解释，就把父母对子女的大恩大德，给淡化掉了。

第五，各种不拘小节的人事。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士人们在社交方面也越来越变得不拘小节。

祢衡（173-198）就是个典型，他以击鼓骂曹而名闻天下，后人觉得他是勇于反抗奸雄的好汉，其实全面了解一下就知道，此人其实是个万人嫌。

祢衡初到许昌（曹操的大本营）的时候，当时士人云集于此，没人鸟他，他连名片都没送出去。最后只有孔融欣赏他。他也对别人不客气，人家让他评论荀彧（曹操最为倚重的谋士）和赵融（东汉光禄大夫、曹操的荡寇将军），他说：吊孝的时候可以借用荀彧这张脸（因为荀彧长着个哭丧脸），赵融可以让他管理后厨（因为赵融肚子大）。

孔融向曹操推荐祢衡，也向祢衡疏通，说曹操其实很欣赏他，于是曹操虚席以待，他却跑到曹操营门口，用拐杖杵着地大骂一通。

曹操因为不想落个杀名士的名声，就把他送到刘表那里，刘表和手下名士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对他非常礼敬，他却经常出言不逊，刘表实在受不了了，又把他礼送到黄祖那里。

黄祖仍然欣赏他的才华，仍然非常礼敬提拔他。结果祢衡在黄祖的宴会上对客人指东骂西，弄得黄祖非常难堪，于是就拿眼睛瞪他，他就回骂黄祖是老不死。终于被黄祖忍不住杀掉了。

孔融（153-208），才高八斗，为人又有担当，但是刚直任性，想说啥说啥，无所顾忌，而且有点偏激。对曹操也是冷嘲热讽。最后曹操受不了，把他杀了。但是孔融实际上很欣赏曹操，也是一心要辅佐曹操的。

第六，曹操的唯才是举与士风的“脱轨”。

名教熏陶下的士人，本来就是很讲究言行规范的。但是到了三国时代，曹操却极力倡导“唯才是举”，原因至少有两个：

第一，他本人就顶着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当然也就不是很在乎是人的操守；

第二，战乱年代，当然更强调不拘一格用人才。

而到了他儿子曹丕，则更是倡导通脱，也就是不拘小节，随便。

曹丕在接见大臣的时候，喜欢把自己的老婆、小老婆都拉出来见面。

名士王璨好学驴叫，死了以后，曹丕和大家去祭奠他，曹丕建议大家都学一声驴叫。

这种祭奠方式倒是很真情，但是实在是有失体统。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魏晋放达的风气，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弥漫了。

作者：专栏《探寻魏晋风度的心迹》主讲人——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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