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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军统资深特务潘崇声，将一个小小的药瓶交给大舅哥詹长麟，让他小心藏好。

瓶子十分小巧，里面装着什么，连潘崇声都不知道，只能看到包装上印着“USA”三个字母。

此时，两个人都没意识到，这个小小的药瓶，将会把整个南京闹得天翻地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起震惊中外的“金陵毒酒案”。

1、潜伏公使馆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一个叫王高科的“汉奸”开始说起。

1932年，王高科在日本人的介绍下，进入南京日本公使馆工作。

不久之后，他便被复兴社资深特务、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黄泗清给盯上了。黄泗清将他约到一茶楼中，先是将他痛骂一顿，然后痛心疾首道：“为日本人做事就是汉奸，为生活所迫仍不忘救国依旧是爱国青年！”

在黄泗清的一番说教下，王高科幡然醒悟，至此加入复兴社，成为一名特工。开始利用职务之便，为复兴社搜集日军情报。

王高科虽然能力出众，但他毕竟是一个人，单打独斗，难免有疏漏的地方。因此，他急需一个助手给自己打掩护。恰巧，这个时候，日本公使馆正在招募杂役。因此，王高科便将自己的好友詹长麟介绍了过来。

说起詹长麟，也是个头脑通透、十分有主意的人。

他当过兵，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来，因为母亲病危，88师团长黄永淮便特批他回家探亲，詹长麟得以回到家乡南京，在母亲身边侍奉。

按理来说，当时公使馆招募杂役，审核是相当严格的，需要满足四个条件。第一，不会日文，第二，家人在南京，方便控制，第三，手脚勤快，第四，长相端正。

詹长麟当过兵，又懂一些日文，按照他的条件，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进公使馆的。

但正所谓事在人为，在王高科的一番操作下，詹长麟还是顺利的进入公使馆，成为了一名杂役，此时的他，并不知道王高科将他介绍入公使馆的目的。

直到半个月后，一名神秘人找到詹长麟，将他约到鼓楼旅社二楼的一个房间里。

坐定之后，对方摘下帽子，直接开门见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称自己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这次来找詹长麟，是想将他介绍进复兴社，为国民政府工作。

闻言，詹长麟陷入了沉思，参加过淞沪抗战的他，见到战友一个个倒在身边，痛心疾首的同时，也对日军恨之入骨。他早就想为抗战做些事情，却苦于报国无门。此次自己赵世瑞找到自己，正是一个机会，他终于能实现自己抗战救国的抱负了。

见詹长麟陷入沉思，赵世瑞还以为他不愿意，当场气急，“啪”的一声将腰间的手枪拍在桌子上，没好气的说道：“今天，我已将自己的身份告知与你，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如若不然，就用这把手枪自尽吧！”

见赵世瑞生气，詹长麟这才回过神来，当即表示，自己愿意为国家做些事情。

就这样，詹长麟成为了复兴社的一名卧底，开始为国民政府传递情报。

1936年，詹长麟又将自己的哥哥詹长炳也介绍进公使馆。不久之后，他也加入了复兴社。工作中，两个人相互配合，互相掩护，为抗战的情报工作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随着战事的临近，公使馆对于人员排查愈发的严格起来。

在此期间，有好几名卧底相继落网。日军担心没除干净，于是将公使馆办公室的三名杂役全部遣散，王高科便是其中之一。詹氏兄弟因为在厨房工作，得以继续留在使馆工作。

由于詹长麟手脚勤快，为人又颇为机敏，受到不少日本人的喜爱。

因此，遣散杂役后不久，他便被安排到使馆办公室打杂。得知消息后，詹长麟欣喜若狂，这代表，他终于能接触到公使馆的核心机密文件了。

此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将南京闹到怎样一种天翻地覆。

2、非同一般的酒会

1937年，南京沦陷，日军炮制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詹氏兄弟虽然在使馆工作，得以保住性命，但他们的家人却未能幸免于难。妻子遭日军凌辱，家人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一切的一切，都让詹长麟痛心疾首。

此时的他在心中暗暗发誓，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机会很快便来了，1938年，复兴社重组，戴笠上台，将复兴社改为军统。

1939年6月，詹长麟在南京总领事的堀公一的办公室中，无意间发现一封信件。他虽然无法读懂全部，却从只言片语中，得知这封信的重要性。

因此，他当即将这封信抄录下来，送回军统破译，这才得知信上的全部内容。

原来，6月9日，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和他的随从三重等人将到访南京。这是自抗战开始后，日本本土到访中国级别最高的官员。为了迎接他，堀公一决定6月10日在领事馆召开盛大的宴会。

军统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

自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便一直想报复日军。一来解南京大屠杀的心头之恨，二来笼络人心，让全国人民看到国军抗战之决心。军统认为，此次宴会，便是他们报复的最佳时机。

既然是宴会，自然少不了酒，因此，投毒毫无疑问是最好的选择。

恰巧，负责宴会买酒的正是詹长麟本人，因此，他和哥哥自告奋勇，主动站了出来，表示愿意为南京的人民，为抗战做一些事情。

不久之后，军统资深特务潘崇声将一个小小的药瓶交给大舅哥詹长麟，让他找机会在日军的酒宴上下毒。至于瓶子里是什么，潘崇声没有说，根据詹长麟多年来的经验，他猜测，瓶子里十有八九是氰化钾。

氰化钾含有剧毒，50—100mg便可致人死亡，用来下毒，再合适不过了。

詹长麟知道，日本人喜欢喝黄酒，尤其钟爱南京中华路119号“老万全酒家”的绍兴老酒，老板名叫章桂生，是绍兴人。酿制的绍兴老酒名声很大，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店。

南京沦陷前，他关掉店铺，将上百坛老酒藏于地下，带着家眷连夜出逃。等到战后，他回到南京，发现店铺已经满目疮痍，藏起来的绍兴老酒却毫发无损。

因此，他的“老万全酒家”得知重新开张，并深得日本人的喜欢。

6月10日下午，詹长麟从“老万全酒家”买来数坛绍兴老酒。他知道，这些酒进入使馆之前，一定会遭到卫兵的盘查，因此，他并为将毒药提前放进酒中，而是藏在身上。

詹长麟在使馆工作多年，馆内的日本人都认识并信任他，因此并不会搜他的身。

就这样，詹长麟成功将酒和毒药带入使馆内。为避免节外生枝，他事先将毒药放在温酒的器皿中，并加入一点黄酒摇匀，然后放在柜子最不起眼的深处。

等到宴会开始前十分钟，他才将毒药拿出来，均匀的撒入黄酒中，摇匀，给到场的日军将领和汉奸们一一斟满，然后退到一边，暗中观察事情的发展。

不得不说，日本外务次长和总领事的面子还是很大的，这次宴会，领事馆、日军高层官员、“维新政府”的汉奸高官们几乎悉数到场，现场气氛十分热闹。

看着在场的日伪汉奸们将毒酒一饮而尽，詹长麟这才放下心来，借口肚子疼看医生，和门卫打了声招呼，便骑上自行车，向着傅厚岗的高云岭骑去。

到地之后，哥哥詹长炳早已等在那里，两个人换好衣服，趁黑向着宣武门的方向骑去。出了城之后，两个人来到一个叫燕子矶的地方，王高科早已等在那里。

二人将自行车沉湖之后，便跟着王高科一起前往江北，最后在六合县一个叫“徐家洼”的地方和家人团聚。之后，几个人便一直藏在哪里，等待南京的消息。

而此时的南京，早已在詹长麟的行动下，被搅得天翻地覆。

3、善终

宴会进行到一半，不知道谁喊了一句：“酒里有毒！”。

话音刚落，领事馆书记官宫下和领馆会计船山口便翻倒在地，不省人事，在场的日军高官、伪政府的汉奸们纷纷开始捂着肚子，躺在地上哀嚎起来。

使馆的守卫见状，赶紧打了南京同仁会医院的电话，将众人送到医院抢救。

虽然氰化钾是剧毒，但因为剂量太少，又经过黄酒稀释，毒性已经弱了很多。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绝大部分日军和汉奸都转危为安，只毒死了宫下和船山口两个无关紧要的人。

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日领事馆投毒！日军高层勃然大怒，当即关闭城门，开始全城盘查，第一个被怀疑的，便是“老万全酒家”的章桂生。

他们全家都被关入大牢，遭到严刑拷打，解释了好半天，才洗清掉身上的嫌疑。

在排查时，领事馆发现詹氏兄弟不见了，询问了城门守卫才知道，他们已经连夜出城，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想要他们命的人，一直就藏在他们中间。

抓不到詹氏兄弟，日军只能拿他们的亲戚泄愤，一夜之间，詹氏家族的人几乎被屠戮一空。连带着不少无辜之人，都惨遭日军毒手，可谓日军在中国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再说詹氏兄弟，逃出南京后，一直藏在“徐家洼”。等到风声过去后，才被转移到上海。之后，又转移到浙江地区，之后奔命于桂、湘等地区，直到抗战结束后才回到南京。

1946年，国民政府在中山东路的励志社奖励抗战有功人员，给了詹氏兄弟5万法币。拿着这笔钱，二人买了一块地，盖起一座三层小楼，做起了旅馆生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詹长麟没有选择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家乡生活。

晚年的詹长麟，热衷于锻炼身体、书法等爱好，直到2008年才因食道癌去世，享年95岁。

2009年12月，南京政府为詹长麟颁发了“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的儿子詹文斌代替父亲上台领奖，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承认“金陵毒酒案”当事人的功绩和地位。

“青山有幸埋忠骨，绿水无情送英灵！”

在抗战时期，还有很多像詹长麟一样的敌后英雄，用自己的生命铸成了新中国不屈的长城。他们和战场上浴血拼杀的将士们一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