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蒋介石偕蒋经国、毛人凤乘飞机离开成都飞至台北。此后他偏居台湾，直到去世都未再踏上大陆一步，给我国制造了难以解决的统一问题。

其实对于两岸统一，蒋介石不是没想过。他生前曾多次响应中共，想通过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有一次还差点成功。只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形势以及他的善变多疑而功败垂成，让人深感痛惜。

第一次谈判

1950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第三野战军担负解放台湾的任务，准备拿出1.5亿美元购买用于攻台的海军装备。并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所。粟裕也拟定了以3个兵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攻台方案。

中共磨刀霍霍，令台湾当局忧心如焚，一度推测解放军将于1950年7月上旬攻台。一时间，岛内人心惶惶，纷乱如麻。

蒋氏父子着了慌。蒋经国建议父亲与中共和谈，获蒋介石允准。他让蒋经国负责和谈事宜，委派密使前往大陆，与中共接洽。

蒋经国经过考虑，选中了李次白。

李次白是黄埔军校六期生，其兄嫂都是共产党员，妹妹又嫁给了陈毅的哥哥陈孟熙。一家人“红”了一大半，让李次白在国民党内一直得不到升迁，军统甚至怀疑他也是共产党。李次白一气之下，脱掉军装，开饭店当老板去了。

如今蒋经国既委以重任，而李次白自己也想为国家和民族做些贡献，随即欣然同意。

1950年5月下旬，李次白辗转来到上海，在妹夫陈孟熙的引见下见到了陈毅。

陈毅是三野总司令，正准备攻台事宜。得知蒋介石要和谈，遂将事情向中央作了汇报，并让李次白先不要回去，在上海等中央回信。

结果等了一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蒋介石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指示李次白：“国共合作之事不必说了。”

这样，国共第三次合作的第一次努力打了水漂。

第二次谈判

1955年5月，周总理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构想。毛主席也表示和台湾要“和为贵”，爱国一家。

中共的态度让1949年参加过国共和谈的章士钊激动不已，主动请缨与台湾沟通，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以中央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请他带到香港，托人转交蒋介石。

中共在信中提出了四条具体办法：

一、台湾的外交由中央统管，人事安排和军政大权，仍由蒋介石管理；

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可拨款补助；

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使用。

信的末尾说，希望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一看，“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1956年春，章士钊飞到香港，托《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将信转交蒋介石。

蒋介石听了许、章二人的会谈经过，又把北京来信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不语。

6月底，周总理就台湾问题再次发表公开讲话，表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爱国不分先后，不管过去多大罪过，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一概既往不咎。”

7月底，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的指示》，主要内容是：

台湾回归后可以一切照旧，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与大陆通商，可以先派人来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

周总理还具体说了蒋介石和蒋经国等人的职务安排：

蒋经国等人安排在人大或政协，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蒋介石自然要安排在中央，陈诚如愿到中央工作，不会排在傅作义之下……

这些设想，为后来的“一国两制”打下了理论基础。

中共的“和平攻势”得到蒋介石的响应。

1957年初，蒋介石指示宋宜山前往北京，了解中共的真实意图。

宋宜山是国民党名将宋希濂的兄长。宋希濂当时正在国民党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可借探亲的名义，公开去北京。

4月，宋宜山来到北京，在周总理的安排下，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进行协商。李维汉提出了四个条件，大体和上面的四条相近。

宋宜山回去后，按蒋介石的要求写了15000字的报告，由许孝炎呈交蒋介石。

由于报告中对中共和大陆有过多赞美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已被赤化。加上大陆当时开始了反右斗争，国内形势比较紧张，让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时机还不成熟，从而打消了与中共进一步接触的念头。

国共合作的第二次努力就此宣告破产。

第三次谈判

不过没多久，又一个肩负同样使命的人悄悄抵达北京。

他就是后来为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和祖国统一付出巨大努力的曹聚仁。

曹聚仁是文化界名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关门弟子，与鲁迅、叶挺、陈毅等人都有很深的交情，也是蒋经国的挚友。这样一个游走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人物，自然适合做“红娘”。

1956年7月，周总理在颐和园设宴招待曹聚仁。总理说：

“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商量。”

10月3日，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但毛主席却在这天接见了曹聚仁，足以见得他对台湾问题的重视。

交谈时，主席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表示愿意与蒋介石再次握手合作。主席建议曹聚仁到蒋介石的家乡看一看，看看蒋介石关心的老家的房产、祖坟等现状。

不得不说，主席是了解蒋介石的。果不其然，1957年5月，蒋介石指令曹聚仁再次返回大陆，到庐山和浙江奉化看看。

曹聚仁在庐山住了一星期，又到蒋母墓园扫了墓。所地之处，都一一拍了照片。

在写给蒋介石的长信中，曹聚仁说，庐山上的“美庐”风物依旧，那些贵重物品一件也没少——宋美龄用过的钢琴、蒋介石用过的轿子、餐厅里的银制餐具都还在原来的位置……

曹聚仁

看了信和照片，蒋介石内心感慨万千，让曹聚仁向毛主席转达他的感激之情。

主席知道蒋介石对庐山情有独钟，他告诉曹聚仁，蒋介石回来后，可以在庐山养老。为此，主席还制止了工作人员铲掉蒋介石在庐山题词的举动。

1958年，由于美国插手台湾事务，发生了持续十多年的金门炮战。基于这种形势，1961年，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了解放台湾问题的“一纲四目”。内容为：

“一纲”：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

“四目”包括：

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

第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第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

第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主席特别强调，这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意见，是官方的，不是我们个人的意见，请蒋介石放心。如果蒋介石有什么条件，可以尽管提，我们一定认真考虑。

此后，曹聚仁频繁往返台湾与大陆与台湾之间，为双方沟通付出很多努力。

1965年7月，蒋氏父子与曹聚仁在日月潭的涵碧楼上，以中共商谈的内容基础，拟出了六项条件：

一、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耕者有其田，其他内政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

三、台湾不得接受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

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的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可降低。

六项条件涉及到双方关心的几个重要问题，是毛主席与蒋介石通过曹聚仁进行多次交涉的结果，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如果再拟出相关细则，国共第三次合作即可达成，祖国统一也就水到渠成。

曹聚仁很兴奋，他回到香港后，立即将六项条件汇报给中共中央，心想只要北京同意，国家统一就可实现了。

可是还未等双方敲定相关细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蒋介石又疑心大起，否定了先前提出的六项条件，中断了与中共的联系。

第四次谈判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心系大陆，尤其是中美建交以后，台湾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蒋介石的年龄越来越大，思乡之情也越来越浓，重启与中共的谈判似乎已迫在眉睫。

可是曹聚仁已于1972年去世，蒋介石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与中共接洽。

北京方面，自1971年10月25日台湾被赶出联合国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又把和平解放台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92岁高龄的章士钊闻讯，又主动请缨，要求第四次赴港与国民党接洽。可是一个多月后，章士钊在香港病逝。功未竟而身先死，成为老人家的终生憾事。

毛主席与章士钊

这时，蒋介石又想到了国民党元老陈立夫。

1975年春节期间，陈立夫通过秘密渠道，邀请毛主席到台湾谈判。

但此时主席已身患重病，行走困难，周总理也住进了医院，两人都不可能亲自赴台。

主席找到邓小平，让他代表自己去台湾，把握契机，尽快实现两岸三通。

陈立夫很高兴，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希望两党再度合作，开创历史新局面。

就在陈立夫为国共合作做着准备工作之时，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病逝；一年半后，毛主席也与世长辞。祖国统一大业再度搁浅。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对大陆的政策就宽松了许多，不仅允许两岸三通，还多次会见北京委派的代表，收到大陆拍摄的老家的录像，看了之后泪流满面。

假以时日，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谈判极有可能重启。

可惜天不假年，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病逝。国共合作的大门尚未开启，就又匆匆关闭了。

邓小平感叹说，如果蒋经国还在，台湾问题不会变得这样复杂。

如今，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下，台湾问题已成为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但是收复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无论有再多的困难，我们也要勇往直前，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