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164江南枭匪覆灭记

一

南京名胜夫子庙，坐落于城内偏南侧的秦淮河畔，系东南第一文化古建筑群，也是著名的“秦淮文化”的精华之地和闻名遐迩的小吃美食世界。历史上，夫子庙曾在南宋建炎年间、元末明初、清咸丰年间、抗战初期累遭兵火焚劫。至1949年南京解放时，夫子庙作为历史文化古建筑群的功能已经丧失过半，但仍保持着大江南北数百种小吃的东南饮食文化特点，故在当时依旧为这座著名古城的一个繁华处所。

本文所记述的这起建国初期的江南名案的帷幕最初就是在夫子庙拉开的——

1949年1月13日中午11时许，一个身穿藏青色夹西装、外罩黑色花呢大衣、头戴鸭舌帽的30多岁的国字脸男子，来到了夫子庙秦淮河畔的“集大成酒楼”。跑堂客气地把他引进店门，按照客人的意思将其引领至临窗的一副座位，一边用抹布擦拭着其实已经一尘不沾的桌子，一边口齿伶俐地介绍着本店菜肴特色：以淮扬菜为主，兼理苏锡、徽甬、京粤、川湘诸帮，故名谓“集大成”。

“国字脸”漫不经心，一副似听非听的样子，接过另一位跑堂端上来的茶水，微呷了一小口，缓缓开口道：“你替我选4样清淡的菜就可以了，中盆的。酒？……来半斤白干就行了。几位？哦，放两副筷碟吧。”

跑堂马上报出了4样菜肴和酒的名称，得到客人的认可后，一边扬声吆喝着通知厨房，一边快速取来两副餐具。“国字脸”扫视了一下四周，把手中黑色牛皮公文包放在桌子靠窗口的那一侧。

如果用一架高级摄像机把“国字脸”放公文包时的那一瞬间的神情拍摄下来，进行慢速度播放的话，就会发现他的神情似乎有点异样，那是一种紧张和诡谲相交织的神色，由此可以想象这个公文包内多半装着具有重大机密或者极有价值的东西，需要予以特别防范。

“国字脸”事后回想起来，他对于自己的疏忽一定会深感后悔。因为他竟然没有留意到，已经有人在跟踪他了。

跟踪“国字脸”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二十五六岁的大个子男青年，身高超过1米80，一张凶悍的脸上长着特别容易引人注目的两条扫帚浓眉，大冷天竟然只穿着一件球衣，外罩一件草绿色美国军用夹克衫，没有扯上拉链。此人一定长期坚持某项体育锻炼，练就了一身发达的肌肉，即使隔着一层球衣，也能看得见那两块发达的胸肌。这“扫帚眉”是在“国字脸”跟跑堂说话时上楼的，没有看“国字脸”一眼，背对着“国字脸”看着楼梯口一侧墙上的价目表，所以没有引起“国字脸”的注意。

另一位跟踪者倒是使“国字脸”的目光在其身上稍稍停留过瞬间，那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身体看上去很瘦弱，苍白的脸上还戴着一副眼镜，穿着一件质地考究、制作精良的丝棉祆，看上去是一个出身富家的高中学生。“眼镜”不是跟“扫帚眉”一起上楼的，他是在“扫帚眉”上楼后片刻才慢慢腾腾地一步步捱上来的，一条腿有点微瘸，似是扭伤了的样子。别看“眼镜”年岁轻，却是一副老食客的架势，上楼后冲跑堂打了一个手势把跑堂招到跟前，询问有什么时鲜菜肴，然后在“国字脸”座位侧后面的一副单人座位前落座。“眼镜”的举止使“国字脸”觉得异样，但这种异样当时给他的感觉仅仅是“与众不同”，而没有与其防范意识联系起来。他只以为这个富家子弟是来花钱买醉以图一乐的，这也是历代文人追求的“秦淮文化”的一种形式。

接下来，“国字脸”就发现情况不对头了，那个“扫帚眉”看了片刻价目表后，竟然径直来到他的座位前，用屈起的手指关节叩着桌面，凶声凶气道：“让开！”

“国字脸”暗吃一惊：“什么？”

“叫你让开！老子要坐这里呐！”

“为什么？”

“我算了一命，瞎子说我面临灾难，今日午时必须在这家酒楼的这个位置待上一个时辰，方可得以解脱。”

“国字脸”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钻进一个套套，顿时火往上涌：“如果我不让呢？”

“扫帚眉”仰面大笑：“哈哈……敢跟老子吹胡子瞪眼睛，你也配？”笑声未落，他的手里已经像耍魔术似的亮出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

跑堂一看苗头不好，马上奔过来两面求告，有几个食客也开口相劝。跑堂已经看出“扫帚眉”显然不是善类，是很难对付得了的，就把重心放在“国字脸”身上，劝说他换座位，言语中还用上了“惹不起躲得起”的老话。哪知这话竟激恼了“国字脸”，冷笑道：“惹不起？就这主儿我还惹不起？我就只好躲着他了？”

“扫帚眉”马上扬起了匕首：“小子，你是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国字脸”看也没看他一眼，一边起身一边脱下了外面的风衣。“扫帚眉”见状，一把推开隔在中间的跑堂，二话不说举刀就捅，在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预计“血溅当堂”，悲惨一幕已经无法避免了。这时，奇迹出现了：只听见“国字脸”大喝一声，双手疾如闪电似地挥出，没有人来得及看清他的手是怎样接触对方的，只听见“扫帚眉”一声惊呼，人就软软地就地瘫倒了。那柄匕首，被弹飞到两米开外，撞在一根柱子上，落于地上。

“怎样？”

“扫帚眉”双手捂住腹部，一脸的痛楚，语不连贯道：“佩服！佩服！小辈有眼无珠，冒犯了前辈，向您老人家赔罪！”说着，便挣扎着想撑起身子，可惜力不从心，跑堂儿便去搀扶。

就在这时，“国字脸”忽然想起了他的那个公文包，转脸一看，果真已经不翼而飞！他的脸色顿时煞白，却不失镇定。原地站立着转眼四下一扫，暴喝一声：“站住！”不假思索地伸手抓起桌上的茶杯，劈手朝已经窃取了公文包正往楼梯口撤退的“眼镜”投去。杯子砸在“眼镜”的后脑勺上，“眼镜”趔趄着朝前冲出一步，歪斜着身子跌倒在楼梯口。“国字脸”飞步上前，抢起了公文包。

这时候，在场所有人都已经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了，纷纷把目光投向“扫帚眉”和“眼镜”。“扫帚眉”看来是腹部挨了一记重击，爬起来后还是手捂着肚子直不起身子的样子；“眼镜”那下挨得更惨，后脑勺已经渗出鲜血，而且躺在地板上连坐也坐不起来。

到这一步，酒楼的老板不出场也得出场了。老板一声招呼，全店的跑堂儿、厨师、杂役就都出动，拦住了双方的去路。连戴着瓜皮帽，鼻梁上架着啤酒瓶底般厚的眼镜的账房先生，也捧着白铜水烟筒站在楼梯中间的平台上助势：“请大家都稍稍留步，等警察先生来处理。”

而在这之前，楼上的武打戏一开始，这账房先生就已经打电话向夫子庙派出所报了警。派出所就在咫尺之距，说话间就来了3个警察。这时，“眼镜”已经爬起来了，一个跑堂儿替他包扎了伤口。警察稍稍问了问情况，就让3个当事人去派出所处理。

直到这时，无论是双方当事人还是警察，都不曾料想到这件事将会朝着一条异常的轨迹发展着。这条轨迹是到了派出所后，由于一个警察的一句话引起的，这个警察姓刘，所里同志都称他“老刘”，其实年龄也不过30来岁，他是3名出警警察的负责者，当时称为“小组长”，相当于后来的探长。老刘先查看了“眼镜”的后脑勺是否还有鲜血渗出来，又问头晕不晕，确认没有什么危险后，这才下令：分别询问情况，确认身份和住址，然后再请示所长看怎样处理。一转脸看见“国字脸”手里拿着的那个黑色牛皮公文包，随口道：“把双方当事人随身携带的物品也登记一下。”

就是这句话，引起了“国字脸”的惊慌。不过那是在眼神中一掠而过的一丝慌张，老刘没有留意到。“扫帚眉”、“眼镜”被两个警察分别带到另外的屋里去接受询问，“国字脸”留在原处，由老刘询问。新中国成立初期，民警处理此类情况时没有固定的程序，也不讲究方式方法。所以，当“国字脸”掏出一包香烟递给老刘一支时，老刘也就很自然地接了过来，还顺手划燃火柴给“国字脸”点上了。

两人抽着香烟刚要进行谈话时，隔壁屋里有人叫着让老刘去接听分局打来的电话。老刘一离开，“国字脸”的脸上就掠过一道如释重负的轻松，然后，他马上起身往外走，当然没忘记拿上他那宝贝皮包。可是，“国字脸”刚出门就被走廊里正在擦拭窗子的十七八岁的青年唤住了：“喂！你怎么走了？”

“国字脸”微笑着解释：“哦，我把钱包忘记在饭店里了，取了马上过来。”

这个擦窗的青年不是民警，而是一名积极要求进步而又出身无产阶级的社会青年，主动向人民政府要求为革命工作义务出力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陆从省会大城市到地处偏僻的小城镇，各地都涌现出一批这样的积极分子，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后来就成为政府各部门的正式干部。但是，当时这种积极分子大多还没长全胡子，经验当然无从谈起。因此，这个小青年竟然相信了“国字脸”的话，没有向老刘报告一声就同意让这人离开，但他还保留着一份心眼，便对“国字脸”说：“那你把皮包留在这里。”

“国字脸”稍稍一怔，两道目光飞快地在院门口那几个站着说话的警察扫视了一下，只好无奈地把公文包放在走廊的长条椅上，让脸上浮现着那份安然的微笑，从容地走出了派出所大门。

“国字脸”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

老刘接听完电话，听那小青年说了“国字脸”去饭店取钱包之事，因为他要按照分局的布置赶紧整理出一份材料报送上去，所以也没有多想此事，说了一句“回头他来了让他在走廊里坐着等一会”，就进了办公室。

半个多小时后，另外两个民警已经问毕了“扫帚眉”和“眼镜”。两人自然假装不认识，坚决不承认是“连档模子”作案，这样，“扫帚眉”的过错就不过是跟“国字脸”打架，而“眼镜”虽然乘乱偷窃了那个皮包，但没有得逞，而且自己也受了伤挨了教训。而类似这种案子，在当时并不算得上什么的。因此，那两个民警商量下来的处理结论是：将两人教育释放。

他们去请示老刘，老刘刚把那份分局急着要的材料处理完毕，这才想起“国字脸”还没有回来，但还是没有引起警觉，说这事基本上就这样处理吧，不过还得弄清楚那个皮包里有多少钱，如果价值大，恐怕就不能这样处理了。于是就打开皮包查看，包里没有钱钞以及任何值钱的东西，装着的只是一些“工程计划书”、“合约”之类的手写文件，还附着几份图纸。探长也没有细看，就把东西重新装入皮包，说看来那戴眼镜的小子还是这一行里的雏儿，没有轧准对象就下手了，白干了一回活，还失手导致受了伤。算了，教育他们几句，放他们走吧。

“扫帚眉”、“眼镜”两人欢天喜地地出了派出所大门，他们不知道，马上就有厄运临头，他们其中的一位停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只能以小时来计算了！

二

在为这位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送行时，需要介绍一下这个不幸者的简历——

“扫帚眉”，男，25岁，姓名：印有富，籍贯：江苏省南通县，职业：无业流民。他的那个连档模子“眼镜”，19岁，名叫邱承发，江苏省丹阳县人，富家出身，其父原当过国民党的县长，后来又成为汪精卫汉奸政府的中级官员，邱承发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自然充分享受到了荣华富贵。可惜好景不长，抗战胜利不久就因其父被国民政府枪决家产抄没而家道败落，成为一名流浪少年。

印有富抗战时参加过汉奸政府的“和平军”，据说还担任某汉奸师长的卫士长。抗战胜利后，他曾被国军抓捕过，很快就逃跑了。因为不是什么必须要惩办的要犯之类，所以之后也没有人再想起他。但印有富自己却不清楚，只道人家已经把他的姓名上了通缉榜，于是不敢出头露面。但吃饭穿衣这样的基本谋生问题却是需要解决的，于是他就去了当时的江苏省会镇江市，凭着在军队练就的格斗本领混入了当地的一个地痞团伙“十三大义帮”，不到半年就当上了帮内的小头目。

“十三大义帮”并不是一个大帮，也没有青帮、洪帮那样的历史根底，又缺乏国民党军政势力的后台，所以在江湖上的地位始终处于中下等位置。而每次镇江市警察局要向省政府或者南京中央政府表示他们的存在价值，或者为了应付上面检查社会治安时，就会把“十三大义帮”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之一，毫不留情地给予扫荡式打击。这样，“十三大义帮”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时，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镇江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于所有反动帮会、流氓团伙一律严厉打击，“十三大义帮”遂彻底粉碎，侥幸逃避了法网的团伙成员纷纷作鸟兽散逃离镇江。

印有富和邱承发两人作为一对结拜弟兄结伴逃到了南京，邱承发意外遇到了一个亲戚，获得了若干资助，两人便得以在秦淮河畔的石狮巷口搭建了一间小屋，购置了几件工具，摆了一个修车小摊，专修自行车、黄包车和童车。几个月下来，生意倒还不错，手头积蓄了一点活钱。这对难兄难弟都不是甘于信奉靠劳动吃饭的主儿，不久就动起了歹念，偶尔悄然干起了偷窃、抢夺的勾当。在跟“国字脸”遭遇之前，他们已经干成了三桩活儿，弄得了一些赃款赃物。

这天，两人盘算着去夫子庙物色一个合适的目标，好好整上一票，准备去上海过一个开开心心的春节。他们在夫子庙那里转悠了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物色到了“国字脸”，对他那个黑色皮包产生了丰富的想象力，于是就搞了那么一出戏。哪知运气不佳，不但失了手，邱承发还受了伤，两人差点就陷进了局子。

印有富、邱承发两人被放出来后，回到了石狮巷他们的修车摊子兼住处，换下了那身作案时使用的行头，穿上了修车的工作服，一边沮叹命运不济，出师不利，一边给邱承发的后脑勺伤口上涂了些红汞，然后只好重新干起了修车活儿。

两人正把一辆上午一个客户送来修理的三轮车拆开时，忽然从巷子里冒出两条汉子来，其中一个推着一辆自行车，另一人跟在后面。邱承发瞥了他们一眼，只觉得这对主儿是一脸的阴沉，可能因为先前在“大集成”吃了败仗的原因，他的心里便本能似的产生了一种畏惧感。事后想来，正是这种感觉，使他逃过了一劫。

那两条汉子来到摊头前，把自行车停下，其中一个开口道：“修车的，给咱检查一下这车是怎么回事，怎么刚打的气只骑了几分钟就没了？”

印有富在修车时当然不像先前在“大集成”时那么横，当下就陪笑说多半是车胎漏气了，咱给你二位看看。说着，蹲下身子伸手去捏后车胎。几乎是同时，寒光一闪，一把刀子从上向下疾速刺进了他的后背！

邱承发因为已经生出了畏惧感，便有了一份本能的防范意识，那人刚把手伸向怀里，刀子还没亮出时，他已经拔腿朝马路对面狂奔。奔出半条马路听见背后传来印有富的那声临死前的惨呼时，便马上狂叫：“杀人啦！救命啊！”

这叫声使凶手产生了胆怯之意，两人当即合骑了那辆其实没坏的自行车从巷子的另一头逃离了现场。

派出所出警的是老刘带着的3名警察，其中两人正是先前跟印有富、邱承发打过交道的，见死者是印有富，那份惊奇自不待言。老刘在询问幸存者邱承发后得知印有富被杀的情况后，头脑里马上产生了两个感觉：一是这两个修车者可能是有什么积案背景的主儿；二是这件凶杀案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隐秘。于是，在勘察过现场，做好一应程序性的手续后，他就决定把邱承发带走。

因为是命案，所以必须上报。这样，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很快就派来了几名刑警。刑警先去现场察看一番后，留下两人跟派出所的民警一起在现场访问线索，那位为首的姓汤的中年领队向老刘询问相关情况。当他听说死者印有富之前曾为“大集成”那事儿进过一趟派出所，放出去后没多长时间就遭受了杀身之祸，就断定此事除非正好是跟“大集成事件”没有关系的以前的仇家寻仇，否则那一定是另有隐情了。

是否属于仇家报复，那先得了解死者生前的情况。于是，老汤、老刘决定马上讯问邱承发。

邱承发到这当儿了哪里还敢隐瞒，就把他的家庭背景以及后来如何辍学流浪加入了“十三大义帮”等等事宜一五一十作了一番交代。前面说过，“十三大义帮”在镇江不过是一个中等偏下档次的地痞流氓团伙，又没有反动政治背景，所以邱承发此刻的交代对汤、刘两人来说并不吃惊，也不大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死者印有富的情况。于是就问邱承发是否知道印有富犯过人命案子欠下过血债，或者结下了大仇家之类的情况。邱承发说据他所知，别看印有富身高架大一脸凶相，但胆子其实并不大，所以打架斗殴虽频，但从未杀过人，也没有致人残废。

这样，那看来就得从另有隐情方面去考虑了。

于是，老刘就想起了之前发生的“大集成酒楼事件”，一说，老汤顿时来了兴趣，说那个“国字脸”离开派出所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连他那皮包也不要了，这不是奇怪了吗？那个皮包里装着什么你们看过吗？老刘说里面没有什么钱钞之类，只有几份合同、图纸。如果那人来拿也就还给他了，可是奇怪的就是那主儿一走就不过来了，而放出去的印有富莫明其妙丢了性命，这不得不让人把这两桩事儿连起来考虑了。说着，就从橱里拿出了那个皮包：“要不，我们再检查检查？”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老汤的情况，老汤参加革命有些年头了，早在抗战前他在老家无锡当小学老师时，就已经在从事地下党工作了。国共合作组建新四军时，他被组织上调往新四军军部跟着后来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干保卫工作。解放战争时期，老汤调往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从事刑事侦查工作。南京解放后不久，老汤的老领导曾任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的龙潜，奉命从华东军区后备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教导师政治委员任上调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正好得知老汤在南京治病，就把他留了下来。以老汤的资格，到这会儿他应当有个一官半职了，可是由于他在无锡从事地下工作时，据说有一段历史一直无法调查清楚，所以就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理由，走到哪里都得耽搁下来。尽管龙潜局长点名把他留下，安排在市局搞刑侦工作，但却没有任何职务。前不久龙潜被陈毅点名调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离开了南京市公安局，由陈龙接任局长。老汤便请求离开市局到基层工作，陈龙局长挽留无效，就让老汤自己选择去向，他去了秦淮分局。当然还是由于历史原因，不可能担任什么职务，干的是属于刑事侦查那一块的机动力量指挥员的工作。

老汤这样的省师范学校毕业生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已经算是革命队伍中少有的知识分子了，加上他多年的地下工作和保卫工作的经验，可以想象得到，当他一看“国字脸”遗下的皮包里的那几件东西后，顿觉疑窦重重：首先是那3份手写的建筑工程合约，不但别字连篇、语法错误，而且有几页还是重复的；其次，后面所附着的那几份图纸，不像合约中所说的建筑工程式样。因此，老汤断定：此事大有蹊跷！

这时，跟老汤来的那几个分局刑警从现场回来了。老汤指着其中一个皮肤白净、模样斯文的青年刑警说，小王听说你老爹是建筑营造商，你自己也上过建筑学校，料想看得懂图纸，你过来看看，这几份是什么图纸？

小王果然是内行，他过来只一看，就认出这3份图纸的底细。原来，这3份不是什么建筑图纸，而是在普通平面图上面加画了一些建筑图纸上常用的线条，以粗细分辨，故意让人以为这是建筑图纸。那么平面图上画的是什么呢？小王说从图纸下面的英文简标来看，一张是飞机场，一张是邮电局，一张是广播电台。

这下，不但老汤、老刘，所有在场的警察都惊得或睁大眼睛，或张开了嘴巴：飞机场、邮电局、广播电台这3处都是重要所在，什么人用得着这三张平面图？这不是稍稍一猜就能想得到的吗？况且，这些平面图是借用建筑图纸和合约来予以伪装的，而且，那个持有这些图纸的家伙在面临着可能会被派出所盘问图纸的情况下，扔下皮包惶惶开溜了，这些加起来，如果还没有想到跟“破坏”之类的词汇联系起来，那肯定是脑子进水了。

这时，老汤当即让老刘把正接待一位民主党派人士的派出所所长请来，略说了一下情况，说此事得马上向分局、市局报告。从以前我在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工作时破获过的特务案件来看，同时对这飞机场、邮电局和广播电台3个重要单位发生兴趣的，不仅仅是一般性的破坏阴谋了，很有可能是跟“反革命暴动”这样的特大案件有关了，所以必须马上向上级报告。

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人选，新中国成立初期调动频频，从1949年5月市公安局成立到同年12月，一共有3人出任局长一职，5月至8月是周兴，从周兴手里接过局印的是龙潜，到了12月，一个名叫陈龙的东北汉子从龙潜手里接过了局印。这是一位非同小可的政治保卫战线的大将，何以见得？单凭从不向党内同志赠送礼品的毛泽东主席亲自赠送陈龙一块“英纳格”手表就可见一斑！

陈龙，原名刘汉兴，1910年10月出生于辽宁抚顺。早年投奔东北军21旅659团当兵，多年的征战生涯使他练就了双手持枪百发百中的神枪绝技。1931年投入抗日救国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8年经新疆到延安。原想返回白山黑水的东北工作，组织上却分配他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先后任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科长，二室副主任、主任。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党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任命陈龙担任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的卫士长。在重庆的43个日日夜夜里，白天他寸步不离地守护在毛主席身旁，毛主席参加酒宴，他接杯代饮；各国记者蜂拥到毛主席身边，他贴身保护；毛主席出门专访，他探路开道。晚上，毛主席休息后，他汇集各方情报，布置第二天的警卫路线，不清楚的必定亲自前往现场勘察。蒋介石的招数，都是刚刚孕育出笼，就被我情报人员掌握，转告陈龙，陈龙再向周恩来汇报，一起及时制定方案，各个击破，最终安全地将毛主席送回延安。正是有了这43天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从心底喜欢上这个智勇双全的卫士长。为表达他的心愿，毛主席一改往日不送礼的习惯，特送给陈龙一块手表和“忠心耿耿”四个大字，还提出将陈龙调到身边工作。但陈龙一直想回东北和那些同他生死与共的战友一起解放和保卫故土，便求见毛泽东当面谈了自己的想法。毛泽东支持了陈龙，亲自挑选了自己的3张照片，题词后赠送陈龙留念。

陈龙带领30多名干部去了东北，先后任北满分局社会部部长，沈阳市公安局长等职。他狠狠打击了日本特务机关、国民党特务队、各种伪装的间谍特务组织，平定了多起反革命暴动，将所辖地区治理得秩序井然。陈龙创建的这套反间谍经验，后来作为城市公安反谍工作的经验，在全国予以推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毛泽东进驻北京，党和国家的内务、外事活动日趋频繁。解放不久的北京城敌人还不断制造破坏颠覆事件。毛泽东第二次提出调陈龙到北京中南海工作。陈龙反复斟酌，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即将崩溃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和海外帝国主义分子，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派遣特务间谍进行暗杀、爆破等恐怖活动，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他经过十几年与敌人的反复较量，已掌握了对付这些形形色色敌人的办法，能直接和这些暗藏在国内的敌人作斗争，比他做其他工作更合适，会对党和国家领袖的安全起到更大的保障作用。想到这些，他立即写了一封长信，托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转达，坦率地谈了对中央领导人安全保卫工作的看法，希望毛主席能谅解。

陈龙又打电话给汪东兴请求面见毛主席，毛泽东当即说“有请”。陈龙见到毛泽东后，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和想法，说起国内外敌人正在施展的种种阴谋，及对中央首长安全保卫工作重点和侦察工作的担忧。毛泽东仔细倾听着，很快就理解了陈龙的心愿。

这次谈话之后不久，陈龙就接到通知调任南京市公安局长。他上任后不到一个月，就接到了秦淮分局的这样一个案情报告。经验老到的陈龙一听那个丢弃的皮包里有飞机场、邮电局和广播电台的平面图，马上断定：这是敌人要搞反革命武装暴动！当即下令：立刻组建专案侦查组，查清该案情况，悉数逮捕所有参与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

当晚，专案侦查组就成立了。专案组13名成员大部分来自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小部分从秦淮区等几个分局抽调，老汤、老刘也在其中。老汤被任命为副组长。

随即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议，公布了3份材料：一份是那个“国字脸”丢弃的皮包里的那些合约、图纸，一份是法医对于印有富死因的鉴定报告，还有一份是讯问邱承发的笔录。众人正讨论着时，陈龙忽然进来了，摆摆手让大家继续发言，自己坐在一个角落里专注地听着。

在场这些侦查员既然被点名抽调来参加这样一个大案的专案侦查，自然各有一份本领，大家七嘴八舌谈了一通，都是谈到了点子上，最后形成共识：以追查黑色公文包的主人“国字脸”为中心，争取迅速取得突破。这时，办公室同志来请陈龙去接听北京电话，陈龙便朝众人拱拱手，说同志们这样讨论很好，大家辛苦了，我等着听好消息，从口袋里掏出两包香烟放在桌上，匆匆离开了。

众人于是抽着香烟继续讨论如何进行具体侦查工作，决定分3路同时进行：一是向夫子庙“大集成酒楼”方面进行查访，争取获得跟“国字脸”相关的线索；一是从印有富命案现场石狮巷着手调查，看能否获取凶手的线索；还有一路则是从杀死印有富的伤口推断出凶器是一把三角刮刀这一点上进行调查，找到凶手的线索。这三条路的走法不同，但是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查获“国字脸”的下落。尽管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印有富的被杀跟“大集成酒楼事件”有关联，但是，专案组诸君都认为，凶手是受“国字脸”方面的指使而冲印有富下的手。

长话短说，次日上午，3组侦查员当即开始进行调查工作，去大集成酒楼和石狮巷现场查访的那两个组都没有收获，只有调查三角刮刀的那一路侦查员访得一条线索。昨晚专案组对3路人马进行分工时，考虑到访查三角刮刀的这一路工作量大，所以配备了6名侦查员，分为3个小组同时进行。这里为了叙述的方便，将这3个小组称为“ABC组”，这3组都由出身南京熟悉本地社会风情的侦查员组成，其中B组的两名侦查员都是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刑警，都在1947年就参加了地下党，因此解放后就作为政治可靠分子充实到了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

旧时有若干年工作经验的刑警，为了侦查案子的需要，基本上各自都有只有自己掌握的“耳目”，以便需要时能够随时使用。这些对象，通常由叫花子、地痞流氓、帮会小卒和头脑活络的守夜人、清道夫、黄包车三轮车夫、小商贩等组成。当然，江湖上有投桃报李的规矩，你要他们给你提供情报线索，就得给他们报酬，或者提供方便。有的刑警手头掌握的对象较多，有时拿不出活动经费支付给他们，就只好动用自己的薪水打发人家。B组的这两位侦查员既是旧刑警出身，自然也掌握着一些“耳目”。但解放后这些对象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基本上已经没有联系了。此刻手头这起案件非常重要，所以两人商议：看来得需要动用以前的“耳目”关系了。于是，他们就去拜访了一个名叫李阿得的无业人员。

李阿得30多岁，靠混混谋生。所谓“混混”，就是介乎于乞丐、地痞之间的一种角色。旧时的乞丐、地痞之流，都是有各自的帮伙的，势力大的还有名号，比如印有富参加的镇江“十三大义帮”之类。而“混混”，则不参加任何一个帮伙，但帮伙有活动时如果需要“混混”到场，或者“混混”自己想参加，也可以前往。这种身份比较自由，不受约束，但是却享受不到在帮伙的待遇，比如受人欺负了，遇到困难了，帮伙就没有义务替你出头，帮你解困。

李阿得如此一混就混了十几年，从抗战前一直混到南京解放，没有干过一天正经的活儿，却过着相当于城市平民的生活，甚至还混到了一个老婆。解放后，人民政府清算帮伙罪行，有材料表明李阿得曾参与过数次对平民百姓敲诈勒索的帮伙行动，甚至有一次还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引起了严重后果。本来，凭这点就可以把李阿得逮捕法办。公安机关也已经有了这个打算，据说鼓楼分局已经开出了逮捕证。但是，就在行动前，却发生了一桩戏剧性的事情：一天下午，一辆美制军用小吉普开到了李阿得的家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位带着两个警卫员的解放军团长，跟李阿得热情握手，还让警卫员从车上搬下了大米、食油、衣服等物品往屋里放。

一家伙顿时引起了轰动，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解放军团长在抗战时期当新四军侦察队长时，曾奉命到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市内采购西药、电池、五金工具等军需用品，行踪被敌人侦悉，在其下榻的饭店里将其逮捕。敌人认为肯定会有同伴前来接头，于是决定守株待兔。侦察队长乘机打死了看守他的两个汉奸后逃了出来，很快就被敌人发现，日伪方面当即进行全城大搜捕。侦察队长在混乱中乘黑夜的掩护躲进了李阿得的破屋，受到了素不相识的李阿得的掩护，得以脱身。现在，这位侦察队长当上了团长，参加了解放南京的渡江战役，进城后经过反复打听，终于找到了已经搬家的李阿得。

这件事马上通过居委会传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知道分局当晚要抓李阿得，因为有了此事，就马上向分局汇报。鼓楼分局领导认为李阿得当年此举是一桩立功行为，于是决定撤销逮捕令，改为传讯教育。李阿得还经派出所方面介绍，有了一份正当工作——当上了驻军军需品仓库的清洁工。

李阿得从此倒还真有了脱胎换骨的念头，把自己当作“公家人”，一举一动都努力模仿公家干部，整天把团长送给他的旧军服穿在身上，甚至还主动学习识字，每天一空下来就捧着份报纸假装阅读。

B组的两个侦查员找上门去时，李阿得正在家里“看”报。见来了两个警察，马上热情招呼，张罗着要沏茶。侦查员说我们不喝茶，是来向你打听一桩事情的，说着就把印有富的尸体照片拿出来，问是否知道这种三角刮刀伤口是何人所为。侦查员这一步算是走对了，李阿得一看伤口马上就说，这肯定是“赤练帮”的“快刀夏二”所为。

“赤练帮”是南京地区丐帮的一个分支帮伙，以“蛇叫花”为主。所谓“蛇叫花”，就是随身带着蛇要饭的叫花子。这种乞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身怀治疗蛇毒绝技的，以替人疗伤、入宅捕蛇谋生；另一类没有治毒绝技，抓了无毒蛇带在身上，靠吓唬人进行要挟性质的乞讨。“赤练帮”就是由后一类人员组成的。他们捕捉无毒的赤链蛇，或盘于手臂、脖颈，或藏于口袋、帽子、怀间，出没在店铺、民居门口，藉此行乞。

“赤练帮”的这套行乞手法同丐帮的其他派别构成了生存威胁，于是，矛盾由此而产生。最先他们肯定是丐帮内部协商解决，但利益当头显然是无法解决得了的。谈不成，那就动手吧。一动手，“赤练帮”的无毒蛇就对付不了同为丐帮成员的其他叫花子了，于是就抄家伙。一次次的械斗，使“赤练帮”造就了几位出手不凡的高手，其中最狠的那位姓夏，自称“夏二”。夏二的常规武器是赤链蛇，那是对付平民百姓的谋生工具；另一种特殊武器则是三角刮刀，专门对付江湖上跟其过不去的人，出手奇快，刀刀见血。久而久之，江湖上就呼其为“快刀夏二”。

李阿得这样一说，B组这二位侦查员也隐约想起以前确实听说过“赤练帮”有这么一个人，于是就作为一条线索向专案组领导汇报了。专案组长江恒大跟副组长老汤一商量，决定再次讯问邱承发，了解凶手外形。

老汤、老刘和B组两个侦查员前往看守所讯问邱承发。邱承发已经被印有富的血溅当街命归黄泉一幕惊得魂不守舍，第一天陈述那一幕时有点模糊，这回经过侦查员的耐心启发，总算镇定了些，边回忆边叙述，断断续续把凶手的外形勉强说了一番。

经分析，侦查员认为邱承发所说的凶手外形跟“快刀夏二”基本相符，便下达了拘传令。

但是，要想在偌大一个南京城查寻一个居无定所的乞丐，那不是一桩很容易的事情。这事还多亏了李阿得，他听说专案组要拘传夏二后，便自告奋勇愿意打听夏二的下落。20小时后，果然打听得夏二近日栖身于中山陵附近的一座土地庙里。

当晚，夏二落网。从他家里，搜出了那把行凶的三角刮刀和还没有来得及处理的血衣。

三

专案组立刻提审夏二，原还担心这家伙来个“一言不发，拒不交代”之类，给侦查员出一个难题。但这份担心倒是多余的，夏二的三角刮刀出手快，交代的速度也快，稍稍一问，便马上交代了行凶杀死印有富的幕后指使者，一个名叫鲁大石的人让他下的手，报酬是50万元人民币（旧币，相当于现在的50元）。他自己留了40万元，另外10万元给了那个也出现在现场，但没有下手，而只是骑了自行车载着他逃离现场的同伙封四宝。（封四宝在获悉夏二被捕后，逃离南京前往老家苏北宝应藏匿，不久被当地公安局逮捕。）

于是，话题便转到了鲁大石身上。鲁大石是什么人？跟你夏二是什么关系？他是怎么让你杀人的？等等。

据夏二说，他跟鲁大石已经相识两年了。1948年元月，那时他还是南京黑道上的一名声名显赫分子，一把三角刮刀奠定了其在“赤练帮”内不可动摇的核心骨干地位。那段时间，夏二住在德胜门草鞋巷口的一所被火烧去了大半而被房主暂时废弃了的住宅内，对于丐帮来说，那已经算是一座豪宅了。一天，夏二看到巷口围着一群人正在观看一份告示，他不识字，挤进去也看不懂那上面写了些什么内容。于是他向别人打听，这才知道原来是有人丢失了一辆摩托车，悬赏20枚大洋寻找，找到者可拨打一个电话号码通知失主，失主一手交赏银一手取车。

夏二被20块大洋的悬赏所吸引，于是就决定寻找那辆摩托车。其时他在“赤练帮”内已经收有徒弟若干人，分布于全城各处行乞兼带偷抢骗捞。夏二便向众徒传下命令，让按照《告示》上所说的留意寻找怎样怎样特征什么牌照的一辆摩托车。叫花子打听消息自有一番别样本领，结果不到两天就有徒弟前来向夏二报告，说那辆摩托车在尧化门街的一个修车摊的角落里放着，不过牌照看不真切，因为被人故意涂上了泥巴。

夏二生怕情报有误，亲自前往尧化门街以行乞为掩护察看过，确认就是失主所说的那辆摩托车，遂按照头脑里记下的电话号码联系到了失主。他跟失主在约定地点见面，一见之下却暗吃一惊。原来那个自称“鲁先生”的失主竟是一身便衣侦缉队的打扮，身穿皮夹克衫，头戴鸭舌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宽框墨镜，腰间鼓鼓囊囊显然揣着家伙。对方见夏二一脸惊色，便说你不必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干的活儿有点特殊，不过跟你这种人肯定没有关系的。说着，递上一支香烟，说兄弟咱言归正传，你说吧，我那辆摩托车在哪里？

夏二估摸这位“鲁先生”不是警察局的便衣，就是军统（那时已改为“国防部保密局”，但社会上还是以此称呼）、中统，或者是宪兵团侦缉队。于是他担心对方食言不付赏银，所以说话有些吞吞吐吐。对方马上明白了他的担心所在，从手上摘下戒指，想了想，又把腕上的手表也捋了下来，递给夏二，说兄弟这两件东西作为押金放在你那里，拿到了摩托车你跟我去取20枚袁大头，如果我不给你，你就把这两件东西拿走便是。夏二这时也起了狠心，暗忖你若赖账，那老子就一刀插了你，“快刀夏二”的名头可不是凭空乱喊出来的！

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是：夏二领着这位鲁先生去了修车摊，不但收回了摩托车，还把送去改装的那个临时车主给抓走了，鲁先生答应给的赏银一分不少地付给了夏二。

从此，夏二和这位鲁先生交上了朋友。对方大约每月一两次请夏二上馆子吃饭，顺便托其打听一些消息，每次听回音时不管是否打听着实，都会送给他一些东西或者钱钞。交往了一段时间，夏二终于知道了这位鲁先生的真实身份，他名叫鲁大石，是国防部保密局的少尉。

两人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南京解放前大约两个月，鲁大石就没了消息。夏二这种人，对于政治当然没有那份敏感，他每天最紧要的是填饱自己和手下那十来个徒弟的肚子，所以也没有把鲁大石的失去联系跟当时的时势联系起来。直到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张贴布告通缉国民党反动分子时，他才隐约意识到鲁大石早已远走高飞，再也见不着了。

哪知，大约过了两三个月，夏二就碰到了怪事。解放后，“赤练帮”成员的日子就难过了，原先那套靠亮出赤链蛇乞讨的模式受到了人们的抵制，一个不对人家就报告派出所，警察一来就对不起，抓你没商量，抓住后就送往收容队。收容队到了一定人数，就把收容下的人送到苏北去开荒。至于亮刀子，那更是属于已经不敢想的事儿了。刀子属于凶器，亮刀子比亮赤链蛇的性质要严重得多，有可能直接折进局子。如此，夏二的谋生就受到了威胁，一个月里总有几天觉得肚里空空，天冷了还要担心如何御寒。不过，一连数月，只要夏二和两三个还跟着他的徒弟面临饥寒时，总会有人偷偷把食物、衣服和少量钱钞放在破庙里，给他们解决燃眉之急。

夏二不知何方人士伸以援手，反复回忆，也没有想起自己曾经对谁有过哪怕些许的恩施，所以肯定没有人偷偷报恩。这个疑题，直到事发前的下午才得到破解。

事发前下午两时许，夏二照例在秦淮河畔的关帝庙门前晒太阳，关帝庙那块地盘一向属于“赤练帮”的领地，丐帮的其他帮伙成员是不能到这地盘来乞讨的，否则就犯了江湖规矩。夏二被暖洋洋的太阳侍候得浑身舒服正待昏昏欲睡时，被人唤醒了。定睛一看，“哎呀”一声便跳了起来——站在面前的竟是已有将近一年没有见过面的鲁大石！

鲁大石打个手势阻止了夏二开口说话的企图，扯着他就走。走到附近的一家旅馆，进了一个房间，鲁大石看样子遇到了很着急的事情，递上一支香烟后开口便说：“夏二啊，这一阵还混得过去吧？再怎么困难总还不至于挨饿受冻什么的吧？”

夏二心里一动，马上反应过来：“哦！鲁先生是您不断在救济兄弟啊？”

“小意思。这段日子我自己过得也不大顺畅，所以只能略表心意了。不过，你的情况我倒是一直让人注意着。”

夏二这才想起对方的军统少尉身份，心里只觉得一阵后怕：曾经有公家人向他了解鲁先生的情况，幸亏他守口如瓶没有透露，否则人家要解决他还不是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鲁大石说：“今天找你，是想请你帮个小忙……”

夏二欠身：“请先生吩咐，夏二保证马到成功！”

“这里不远处有条石狮巷你总知道的吧？巷口最近出现了一个修车小摊，那两个家伙很讨人厌，我不想看见他们，你去把他们打发掉。”

“遵命！”夏二寻思撵走一个修车摊还不是小事一桩？

鲁大石拿出一沓钞票放在桌上：“这是50万元辛苦费。”又在钞票上放上一把钥匙，“门口停着一辆自行车，你去找个帮手协助，完事后骑车撤离现场，车不必还我了，就算是给你的封口钱。你那把三角刮刀使着还顺手吧？要不要拿把匕首给你？”

夏二这才知道不是撵走修车摊的小事，而是杀人的大事，顿时愣了。别看他“快刀夏二”的名头在江湖上喊得很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活儿没少干过，但事实上之前从来没有犯过命案。鲁大石看他神色有异，微笑道：“夏二，你如果不想干，也可以，我另请高就……哈哈！”

夏二知道这“哈哈”是什么意思，马上点头：“没问题！鲁先生您就听我的好消息吧。”

鲁大石拿出一个包袱扔在床上，说这个房间就留给你了，回头你把同伴约来了，先把衣服换一下，然后去把活儿干了。这件事办妥了，我会记着你的，不久以后还有重赏。

交易就这样谈成了。仅仅过了半个多小时，血案就发生了。

如此，石狮巷命案的幕后指使者就是那个保密局少尉鲁大石了。鲁大石为何要让夏二杀人？是为了灭口还是报复？抑或其他动机？这，夏二一概不清楚。看来只有让鲁大石到案交代了。

鲁大石在哪里？夏二说他不知道，因为鲁大石从来没有跟他说起过住所之类的话题。

换一个角度，那么鲁大石有些什么爱好？平时喜欢跟什么人交往？他的亲戚朋友之类你是否知道？

这一说，夏二提供了一条线索：以前曾经听鲁大石说过，他有一个相好名叫阿瑛，长得很漂亮，是“日日春舞厅”的舞女。

行了！就循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

专案组查下来，南京确实有一家招牌名为“日日春舞厅”，位于建邺区石榴园路上，是抗战胜利后第二年由一个上海老板到南京开的，舞女全部是他从上海带来的，该舞厅属于中等规模，没有发现有什么背景。解放后已经将舞厅列为特种行业，必须向公安机关治安部门进行登记，侦查员查了“日日春”的舞女，确实有一个艺名阿瑛的上海籍舞女，真名叫宋雯瑛，23岁，未婚。

专案组长江恒大下令对宋雯瑛进行外围调查，侦查员于是开始跟踪这个漂亮舞女。发现她住在离“日日春舞厅”仅隔两条横马路的一所公寓内，独自租了一个房间，自己不烧饭，一日三餐是在舞厅和公寓对面的一家小饭馆吃包饭的。从公寓看门人那里了解到，宋雯瑛平日生活很有规律，舞厅、下榻处两点一线踩得很准，除了伴舞外没有其他活动内容。那么她是否有男朋友？看门人说他没有听说过，他自南京解放后被人介绍到这个公寓来当看门人到现在，没有发现有男性朋友来公寓找过宋雯瑛，也没有男人给她打电话。（公寓使用传呼电话，由看门人先接听后传呼。）

这是公寓看门人的说法，那么舞厅方面是怎么说的呢？侦查员打听到鼓楼分局有一个刑警和“日日春舞厅”某个舞女有些亲戚关系，于是就通过他约那舞女谈话，了解到宋雯瑛在南京解放前大约一年开始谈了一个男朋友，约30岁左右，据说是当便衣警察的，那个男的经常驾着一辆美国军用摩托车来舞厅接宋雯瑛下班。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南京解放前夕，那个男朋友就不来了，之后一直到现在也没有露过面。

那么，平时是否有电话打到舞厅来找宋雯瑛呢？这个，不好意思，干舞女这一行的肯定每天都会接到一些电话，而且都是男的，哪天哪个舞女没有电话找她了，她大概也得改行了。

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对“日日春舞厅”的电话进行24小时的秘密监听。

监听到第三天，下午4时10分，一个自称“阿石”的男子打电话找宋雯瑛。侦查员从监听到的内容判断，这个“阿石”应该就是目标鲁大石，而他并不是在跟宋中断联系后第一次通话了。不过，宋雯瑛的态度似乎很冷淡。使侦查员欣喜的是，“阿石”向宋雯瑛提出了见面一叙的请求，宋勉强同意了，两人约定次日中午11点半在鼓楼“大新华饭店”见面。

专案组马上研究，决定在“大新华饭店”设下埋伏抓捕那个“阿石”。

第二天，那个“阿石”就被捕了。

经讯问，被捕者“阿石”果然就是夏二所说的命案幕后指使者鲁大石。这个人的落网，对于专案组理清案情，部署下一步的侦查工作，以及最后破获这起大案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

鲁大石，29岁，浙江省绍兴人，1939年在上海初中毕业后参加国民党军统局在上海的外围组织，从事秘密地下活动，曾在军统组织行刺汪伪政权“外交部长”陈篆的行动中立过功而受到戴笠的点名嘉奖。1945年抗战胜利后，鲁大石正式参加军统，成为一名情报特工。接受了一年训练后，鲁大石以少尉军衔担任军统江苏站情报员。1947年，军统局改称保密局后，他又调到南京本部从事情报内勤。

鲁大石在军统被视为“戴老板”的人，原本可以青云直上，但戴笠死后保密局成了毛人凤的天下，他就属于失势派。几年下来一直待在少尉情报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到南京解放前夕还把他作为潜伏人员留了下来。根据上峰命令，鲁大石仍干他的老本行，当情报特工，具体分工是：联络社会闲散人员，了解民众思想动态。因为没有发展组织和搞破坏活动的内容，所以这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差使。鲁大石手里原本就掌握着一批社会底层人员的关系，如“赤练帮”之类，于是他还保持着跟这些人或明或暗的联络。对于“赤练帮”，他采取的是暗的方式，不时派人悄悄留意夏二等人的动静，看到遇上困难了，就让人暗暗送些东西或是零钱去，作为笼络人心的手段。至于情报，因为不过是一些抽象的思想言论内容，以鲁大石这样一个聪明人，根本不必真的去打听，而只要自己稍稍留意一下街头人们的议论，再看看报纸，基本上就能不时针对当前形势编造出一批又一批了，报上去上峰还总是说“不错”。

鲁大石原想就这样混下去算了，等到美国人协助老蒋打回大陆，他就有出头之日了。哪知，这天他正在秦淮河鱼行桥畔租住的临时住处翻阅当天报纸研究形势动态时，忽然来了一个男子——“国字脸”邹谷。鲁大石认识邹谷，那还是以前在军统局戴笠手下时，知道这老兄是从军统特训班出来的情报特工，属于正牌特务，因为凡是特训班出来的，都是接受过各种收集情报的训练，还擅长擒拿格斗、射击爆破之类的行动术技能。像鲁大石这样半路出家的野路子情报员，通常见到他们就只有恭敬的份了。

这份恭敬一直保留到眼下，鲁大石马上向邹谷热情问候，同时心里很是纳闷：这老兄怎么也留在大陆了？又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正这样想着时，邹谷掏出香烟盒，抽出一支递给鲁大石。鲁大石便知道香烟里有上峰指令了，撕开取出一圈薄纸，用放大镜照着一看，果然是上峰用暗语下达的指令，让他按照来人的指令去办一桩事情。

什么事情？自然就是找夏二之类的角色去杀那两个修车人了。

邹谷一脸的愤怒，问鲁大石：马上解决，有什么困难吗？

鲁大石回答：没有困难。如果没有意外，今天一定解决。

很好！事情解决后，你给我打个电话。邹谷说着随口报出了一个电话号码，鲁大石便记在心里。情报特工的记性自然都是出类拔萃的。

鲁大石的交代到此结束。这边专案组马上通过电讯部门查问邹谷的那个电话，得知是一个资本家住宅的私人电话。随即进行外围调查，查得那个资本家在解放前夕已经去了香港，留下几个子女。因为房子宽敞，就把其中一间租给了一个商人。

这个商人，就是在“大集成酒楼”跟印有富打架后，又把皮包丢弃于派出所逃跑的“国字脸”邹谷。

当天深夜，邹谷就落网了。陈龙局长闻讯，把专案组正副组长江恒大和老汤召去，亲自过问审讯方案，根据他在东北反间谍的经验，当场作出了几点事后证明行之有效的指示。专案组于是慎细制订了审讯方案，直到次日黎明时分方才对邹谷进行讯问。

用根据陈龙局长的指示制订的审讯方案对付邹谷，这个科班出身的情报特工很快就败下阵来，乖乖作了交代。

邹谷跟鲁大石一样，也是在南京解放前夕受命作为潜伏人员留在了南京。他是科班出身，搞情报工作有专业经验，被任命为“国防部保密局大陆东南地区第五情报组少校组长”，公开身份是西药和医疗器械中介商。从南京解放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里，上峰没有向邹谷下达什么指令，他倒也确实做成了几笔生意。1949年10月中旬，邹谷忽然接到命令，让他去镇江开会。在镇江，他见到了几位以前在军统局和保密局曾经熟悉的同事，当然也有几个是陌生脸孔。会议召集者名叫蒋云龙，邹谷不认识，据其自我介绍，原是国军第六兵团的少校营长。蒋云龙在会上宣布，由他发起的“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自即日起正式成立，此事已经得到台湾方面的批准和支持，在座各位同志的关系就是根据蒋先生的指令向我这边提供的。然后谈了一些打算，大意是准备首先在南京发动武装暴动，制造轰动全世界的特大事件，然后将武装力量拉到大别山去打游击，与此同时还可以在浙江和安徽的几个城市策划发动武装暴动，配合国军光复大陆。

这次会议意味着邹谷以往的轻松生活的结束。会后没几天，蒋云龙就在南京万腾茶馆约见邹谷，说“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下设之“南京行动总队”已经成立，目前正在着手发展下属大队的力量；又说邹谷是军统特训班科班出身的情报特工，是“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最佳的情报人才，因此决定委以重任，让他收集南京的飞机场、广播电台和邮电局的地形情报，绘制成地图，以便发起暴动时使用。蒋云龙还通知邹谷说，从现在起，你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由我亲自掌握，活动经费也由我下拨。说着就拿出台湾密令给邹谷看，又把200万元人民币（旧币）发给了邹谷。

邹谷于是就开始布置手下特务着手收集这方面的情报。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努力，终于将情报收集齐全了。于是，他便运用以前在军统特训班学到的技能，绘制了三份详尽的地图，出于保密考虑，又以普通建筑图纸的式样加以伪装。到1950年元旦，邹谷算是圆满完成了使命。这段时间，蒋云龙一直没有露过面，只是有两次派人给他送来经费和收集情报用的照相机、胶卷和冲印设备。元旦后大约一周，蒋云龙给邹谷打来电话，询问活儿完成否，让邹谷在1月13日中午去夫子庙大集成酒楼，届时会有人前来，对上暗语后就可以把图纸交给对方。蒋云龙很谨慎，再三叮嘱邹谷必须对图纸妥加伪装。邹谷于是又炮制了几张虚假合约，跟图纸放在一起。此举使他后来得以从夫子庙派出所侥幸脱逃成功。

邹谷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个科班出身的老牌特工竟然一时大意阴沟里翻船，在两个小偷手里裁了个跟斗，而且导致图纸失陷在派出所。邹谷逃离派出所后，越想越恼火，竟然以以前军统对付此类事情的思维作出了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决定：把印有富和邱承发解决了！

当时，邹谷并不知道印有富、邱承发是何许人、居住何处，但能够确认这两个主儿肯定是没有什么后台背景的，杀了也就杀了。他也真是胆大，竟然就在派出所斜对面的茶馆楼上坐着喝茶，候得印有富、邱承发两人被放出来，就下楼去跟踪。待到弄清那两人是何许人、位居何处后，就炮制了一份密令，亲自去鱼行桥畔找鲁大石，让其找人下手。鲁大石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关系其实已经由保密局转到了“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蒋云龙手里，而蒋云龙又把他作为机动力量临时调配给了邹谷，而邹谷之前因为没有用得着鲁大石的地方，所以一直没有露面，此刻有使命需要下达，就直接去找了鲁大石。

解决了印有富出了口气后，邹谷开始担心如何向蒋云龙那边有个交代了。他不笨，知道自己把皮包丢弃于派出所的后果多半会是怎样，不敢抱侥幸念头。但是，此事真相不能被蒋云龙知晓，否则肯定会被密裁。刚想到这里时，蒋云龙打来了电话，询问中午失约的原因。邹谷谎称他在赴约时似乎发现有可疑对象跟踪，所以当机立断离开了“大集成”。蒋云龙竟然对此不疑，说那另外约个时间吧，明天下午3点，你到鼓楼那边的葛老大茶坊，我派人去取图纸。

于是，邹谷就把留下的图纸底稿作了一番伪装，又炮制了数页合约，拼凑成一份情报，次日按时前往约定地点，交给了蒋云龙派来的那个特务。

如此一招，竟然混了过去。当天晚上，蒋云龙打来电话，对邹谷大加赞赏，说已经上报台湾给他记了一大功。惊魂甫定的邹谷这时除了祈祷夫子庙派出所没有识破皮包的秘密外，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对付此事了，寻思如果蒋云龙那里要一如既往的将暴动计划进行下去，到那时候他只有临时溜号的选择了。不料，还没有到那时候，公安局已经找上门来了。

邹谷的供词立刻上报，陈龙局长看了之后点头笑道，果然不出所料，敌特动的正是这个脑筋。于是下达命令：继续侦查，将包括蒋云龙在内的全部敌特分子一网打尽！

四

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时，陈龙再次亲临参加，和侦查员一样畅所欲言发表意见，还鼓励侦查员一起探讨不同观点的问题。如此一直分析了几个小时，终于达成了一致共识。

众人分析：蒋云龙发起的“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就其名称看来，在目前不过是一个虚张声势的说法，敌特肯定没有力量能在三省范围内组织起一支反革命武装。而从蒋云龙不过是一个国军少校这一点来看，这个反革命武装组织也并非是受台湾国民党特务机构方面的指使而组建的，否则，不可能指派一个少校军官来主持这样一桩大事。估计是台湾方面听说有这样一个人在大陆发起武装反共行动，那当然是求之不得，估计不久还会有将蒋云龙升衔封官的命令下达。

但是，并不是说上述原因警方就可以掉以轻心不予重视。蒋云龙既然已经成立了辖属于“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之下的“南京行动总队”，那估计“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的计划可能是先在南京发起反革命暴动，因此，不管怎么说，敌人的力量还不容小觑。因为暴动不是普通案犯做一起什么刑事案件，而是一场有可能大规模流血的武装行动，那敌人方面肯定必须做好人员和武器这两个方面的充分准备。如此，这个“南京行动总队”的人数至少得有上百人，因为蒋云龙准备攻打和控制的目标有飞机场、广播电台、邮电局，没有上百名武装人员别想动这个脑筋。

这样，问题由此产生：怎样侦查才能达到把所有敌特分子一网打尽的目的？以陈龙局长在东北打击敌特分子武装暴动阴谋的经验，敌人通常是先搭建一个领导班子，然后发展下面的组织，如果是军事组织结构的，那就从“纵队（兵团或军）—总队（师或者旅）—联队（团）—大队（营）……”这样逐级往下发展。发展组织是先从单个骨干分子着手进行，比如，“纵队”级头目看中了某个可靠对象，就将此事向其交底，对方自然同意参与，那你就去发展成员，秘密招兵买马，招得多少人多少武器就根据数量让你当什么官，然后把你招到的人马编成一支跟封你的官职相符级别的队伍，随意给你一个番号就是。

之所以要说上面这些话，是为了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这种逐级发展而组成的组织，上一级的头目是不知道下一级头目手里掌握的成员的详细情况的。如果有一个叫张三的人，哪天走在路上跟以前在军统时的某个上级不期而遇，被上级看中，于是就跟他说我们准备发动暴动，迎接蒋介石光复大陆，你也参加吧，以后可是有功之臣，当个将军不成问题。张三觉得这笔买卖值得做，就点了头。好！从这时起，你张三就是“本军”骨干了，你去物色对象拉队伍吧，到时候拉到多少人就封你当哪一级的军官！张三胡乱折腾一阵，向上级报告说我已经发展到多少多少对象，都是跟共产党有血海深仇且精通单兵作战的可靠勇士。上级大喜，说你把名单拿来给我备案，然后领取委任状。张三送来的名单上面自然只有不知是真是假的姓名，没有地址。上级也不可能问他要这些“勇士”的地址，因为上级不可能直接使用这些人，真到发动的时候，是张三通知他的这些下属，也是张三指挥这些下属。

说了这些，就应当明白了一点：像“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这样的组织，应当也是“军”级头目发展“总队”级头目，“总队”级头目再去发展“大队”级头目，“大队”级头目再去发展“中队”或者“分队”。因此，如果想破获“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全“军”，那就应当先控制“军”级头目，比如蒋云龙。蒋云龙被捕后，供出他手下的“南京行动总队”头目，警方便去抓捕“总队”头目。“总队”头目到案后交代他下面的“大队”级头目，如此一级一级往下捋，就能达到破获全“军”，一网打尽的目的了。

所以，专案组的侦查方案是：先对付“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的发起人、总头目蒋云龙！为防止蒋云龙落网后拒不交代，故所以得秘密监视蒋云龙的行踪，看他跟外界有些什么联系，最好能据此顺藤摸瓜找到另外线索，这样即使一时还不能把另外线索调查清楚，但也足以作为审讯时对付蒋云龙的武器了。因此，决定在发现蒋云龙的下落之后，暂时先不下手抓捕，而是实施跟踪，弄清楚他跟什么地方什么人员有过接触联系。

如何查摸蒋云龙的线索？这是一个难题。因为蒋云龙原先在国军里的官做得太小，不过区区一个少校，即使去问国军第六兵团的司令长官，也不可能听说过他的手下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这种角色，到了解放后，在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里，就好比一滴水掉进了长江，哪里还分辨得出？而专案组此刻要做的，恰恰正是要把这滴掉落进长江的水，予以鉴别出来。

专案组分析，目前掌握的线索中惟一认识蒋云龙的人，就是邹谷。而邹谷跟蒋云龙没有主动联系的方式，他甚至连蒋云龙是否住在南京这一点也不清楚。这样，看来只有靠邹谷解决这个问题了。专案组经请示陈龙局长获准，决定把邹谷放出去对蒋云龙进行“钓鱼”。

专案组长江恒大亲自跟邹谷谈话，交代政策，鼓励邹谷争取立功赎罪。邹谷知道自己的历史和现行罪行之大，已经做好了判死刑的心理准备，此刻听说人民政府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自是感激涕零，跪地磕头。江恒大又提出警告，告诉邹谷警方已经作了严密的布置，让他不要试图有其他任何方面的非分之想。

然后，就是制订一个如何“钓鱼”的详尽方案。邹谷租借的房子比较隐蔽，还是让其住到原先的地方去。那天他是在晚上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