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周总理扣押毛主席最高指令，逝世后才被发现，众人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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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中南海，孟锦云此刻正在主席身旁念一条讣告：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去世”

晚年久久没有表露过感情的毛主席一个字一个字地听着，眉头紧锁，紧抿着嘴唇，泪水不由自主地从眼眶边挤落下来。

“主席...”未等小孟继续开口，毛主席举起一只手阻止了她，随后没有转头，只是摆手示意她先出去。主席生前最亲密的战友也已经离他而去了，但他现在却连追悼会也去不了。

几天后，毛主席身边的人来通知他一件事。就在周总理去世后不久，他生前的秘书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保险柜中，发现了一封两年前主席亲自批示的文件，这份文件被周总理牢牢压了两年。

毛主席听闻内容后，又长叹出一口气：

“还是小邓的事啊，罢了，我理解他，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这封被周总理雪藏的手令涉及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子邓颖超，但周总理此举却并非出于私心。

邓颖超

邓颖超（右）与母亲杨振德（左）

邓颖超的父亲邓廷忠，原是清末广西南宁的镇台总兵，但因不小心得罪了上司，赌气借回家扫墓的名义转去云南另谋出路。事情败露后，邓廷忠一家被以欺君瞒上的罪名，被判流放新疆三年，那时的邓颖超只有三岁。

流放期满后，清廷本打算重新启用邓廷忠，但还没等回到北京，邓廷忠就因病暴死异乡。邓颖超的母亲孤身带着女儿来到了天津，以给人教书来赚些钱作家用。而她的女儿邓颖超，也在家庭的变故，时代的洪流中潜移默化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年仅15岁的邓颖超当时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五四运动”时，小小年纪的邓颖超也毅然投入了学生们的抗议人群中。

受母亲的影响，邓颖超从小就与其他同龄人不太一样。旧时代的女性大多地位十分低下，别说参与社会运动了，许多人连进入学校受教育的条件都没有。

而邓颖超却在如此小的年纪，就到处宣扬争取妇女独立、号召穷苦大众站起来参加爱国运动等等口号。为了尽可能拉拢更多人参与，邓颖超那时还带着许多队员在百姓的居住区走街串巷式地去宣讲理念。

当然，如此抛头露面的行为，自然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不光是北洋政府的军阀，甚至还有一些家财万贯的富人和封建维护者，都是如此。

青年周恩来（前排左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邓颖超与周恩来相遇了。那是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周恩来，头顶鸭舌帽，身穿一身黄绿衣服，脚上一双白皮鞋，就这么端正地坐在主席台上。邓颖超之前看过他的文章，周恩来也知道邓颖超的事迹，但双方都没有进行进一步交流。

1919年9月16日，天津成立了爱国组织“觉悟社”，邓颖超和周恩来都在其中。周恩来当时是学生会机关的负责人，邓颖超则是身先士卒带领学生进行运动的，在组织活动期间，二人的交往渐渐密集了起来，但却没有任何谈情说爱的氛围。

当时的社会封建习气仍未消散，饶是这些爱国进步青年，也在组织内禁止男女接触，并且组织成员间不许出现恋爱关系。以当时的条件，这些也都是为了更好地去宣传新思想。

对于这些新青年来说，他们尚未建立新的婚恋观念，又视旧的礼教清规为仇敌。所以常常普遍地，将所有的恋爱、感情和婚姻都抛之脑后。周恩来和邓颖超那时都对外表示自己是“独身主义”，尽管二人之间已经擦出了感情的火花，却不得不在迷茫中选择暂时压抑住自己的感情。

感情升温

让二人关系迎来转机的，是周恩来的留法经历。在那段时间，邓颖超已经毕业，正在天津从事教育工作。起初，二人之间偶有通信，是周恩来首先在信件中委婉地表达了情意，但邓颖超并不觉得他会喜欢自己。

当时她们中间还有个更漂亮的女同学，也是和周恩来同一批留法的学生，邓颖超认为周恩来一定会先看上她。但周恩来这边却表示，他已经跟对方谈过话了，表示那位同学和自己政见不合，今后也不会再往来。

之后周恩来寄来的信件就更多更频繁了，书信中全是满溢的思恋，希望和邓颖超尽快确定关系，而邓颖超这时却...有些害怕了。

从二人见面到分别，其实并没有经历什么浪漫的过往。而今分别已有三年，明明连面都没见过，为何周恩来对自己的情意却会越来越深？她不能理解。之后的两年，邓颖超在信件中主动避开了爱情方面的话题，更多地则是谈论国内政治局势，以及民族未来的命运。

在经历了这五年的感情和信仰考验之后，邓颖超同意了与周恩来的婚姻关系，二人的这次结合，既没有封建传统的婚礼习俗，也全无西式的宣誓忠诚，甚至连证婚人介绍人这些程序都没有，平淡如水。

邓颖超在后来回忆时也提到，当年她对这场婚姻还是很懵懂的状态，并没有抱有太多恋爱方面的因素。仅仅是因为二人的理念相合，而对方又表示爱她，两人的结合能进一步方便未来的工作，仅此而已。

但接下来，她又满怀笑意地补充道，她与周恩来的关系，并不是那种为了爱情而爱情，最终成为一团爆裂绚烂的烟花。而是在长久的陪伴、在漫长的行军作战、在工作中琐碎的互动中慢慢形成的，并且已经渗透、融化到了彼此的生活和精神信仰中。就如同他们那平淡如水的“婚礼”一般，长情而永恒。

风雨飘摇

婚后，没过多久，二人之间的生活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在廖仲恺被刺杀身亡后，周恩来连续失踪了两天两夜。等他回来时，身上的灰色西装已经沾上了不少血迹。

在那两天里，周恩来一直在与蒋介石商量要尽快抓到凶手的事，提出要封城戒严。可在行动当天，蒋介石却提前戒严了两个小时，周恩来的座驾突然遭到警卫枪击，司机被当场射杀，血一直流到了周恩来的衣服上。

这之后，周恩来因工作原因需要长期外出，而邓颖超却发现自己刚刚怀孕了。为了不影响工作，邓颖超瞒着周恩来擅自用中药堕了胎。周恩来回来后勃然大怒，质问她这么大的事为何不跟自己商量一下再决定，邓颖超也表示有些后悔，这次擅自主张差点儿毁掉她的生育能力。

身体稍微养好些之后，邓颖超再次身兼多职，不仅担任着中央妇女委员会书记、中央局秘书长的工作，还要再广东领导女性解放运动。在中央特科工作时，为了避免电报被敌人破译，周恩来亲自设计了一套情报密码，但这样一来，每次发报他就得亲自来一趟翻译。

为了分担周恩来的工作，邓颖超也将这密码自己背了下来，如果周恩来不在，她就代为翻译。

但在412反革命政变之后，广州也发生了415事变，邓颖超当时正好临产，负责保护她到德国医院的三个同志也接连被捕。而医生却告诉了她一个不好的消息，腹内胎儿体重超标，可能要难产了。

之后邓颖超经历了痛苦的三天三夜，孩子还是没有出来，而当时的医院也并没有剖腹产的技术。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就是可怜你了。”邓颖超摸着肿胀的腹部，决定强行取出这个孩子。

医生王德馨动用了产钳，将邓颖超腹内的孩子给拖了出来，但因为用力过大，婴儿的头颅受损，出来没多久就夭折了。

而此时，军阀的搜捕队已经闻风摸到了医院，在母亲杨振德与医院护士们的帮助下，邓颖超拖着自己刚生产的身体与丧子之痛成功逃了出去。在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后，周恩来冒险来到了广州接她们离开，并将邓颖超母女留在了武汉。

在接到一条电报之后，周恩来什么都没说就离家出走，从此一直失联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期间，便是周恩来赶去参加南昌起义的时间，为了恪守组织纪录，他并没有向邓颖超透露一个字。而邓颖超也在医生的嘴里得知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由于她之前生产后过度劳累，她的子宫在生产后未能顺利收缩，现在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

周恩来回来后只是叹了口气，并没有像第一次那般发火，他搂住哭泣的邓颖超，默默地宽慰她：“没有就没有吧，战火中有这么多无家可归的孩子，我们可以收养的。”

大公无私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颖超开始履行过去与周总理的约定。她向宋美龄请命，从国民政府那边要来了对战争孤儿的专项专款。此后七年内，邓颖超、宋美龄共同推动创建了53所保育院，收养了近3万名战争孤儿。这些被收养的儿童中，也不乏日后成为党政骨干的人才，在日后见到邓颖超时，他们都会喊一个共同的称呼，“邓妈妈”

建国之后，周总理负责了筛选国家部委员的工作，尽管邓颖超多次被举荐提名，她也确实有担此重任的能力。可周总理总是将邓颖超的名字拒之门外，没有给她安排任何职位。

对此，不光是在党内，就连曾经替国民党说话的民主人士张治中，也对周恩来的冷漠表示了质疑。而周总理面对这些指责时总是这么说：

“我不光是她的丈夫，还是国务院总理，国事家事搅在一起，那不是乱套了。”

邓颖超也理解周总理的的决定，此后就放弃了政府官方工作，改为退居二线继续从事妇女解放事业。后来在刘少奇的首肯下，邓颖超在中央妇委起草了新中国首部《婚姻法》，这一法规极大减少了当时国内广泛存在的强制婚姻和妇女买卖行为，为受害女性提供了离婚的支持。许多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婚姻乱象，也得以被彻底清算。

但面对邓颖超的种种功绩，周总理却依然保持了廉洁奉公的原则，本来作为妇联副主席，邓颖超的工资应当评级在四级左右，但经她本人要求，主动降到了五级。可周总理仍觉得太高，他认为邓颖超身体不好，不能如同健康人一样正常工作，工资水平拿六级就好。

还有在建国十周年国庆阅兵式上，邓颖超本来也在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名单上，但周总理觉得不妥，还是将她的名字划掉，此后也不让邓颖超再在妇联继续任职。

邓颖超与陈永贵

在被提起这些事的时候，邓颖超总是苦笑一声，说：“当总理的夫人真的很难。”她表示，周总理不管对人对己，都是一贯严要求。他还曾经给领导干部提出了“五大关”的廉政标准，即：“思想观”、“政治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一旦这“五关”没有过，就证明这个干部有腐化堕落的风险。

其中“亲属关”最难戒除，封建关系中尤以亲族关系最为反动，是中国五千年文化传承下来的文化糟粕，且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国家总理，周恩来决定以身作则，经手的任何事他都会秉公处理。

对于自己老家的那些东西，周总理甚至主动提出可以平掉自己家的祖坟，并且最好把自己家的宅子也拆掉，避免影响建设。

扣押的原因

1974年，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关于第四届人大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会议。会议中，“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提出，邓颖超退出妇联已久，可以由她来出任人大常委的副委员长一职。

邓颖超的功绩大家有目共睹，尽管排除掉张春桥的影响，大家也都赞成这个决定。毛主席得知此事后，他知道这件事还需要得到周总理的批准，而按照总理此前的举动，这项任命他肯定不会同意。

于是，毛主席挥毫下达了一道手令，说他同意这个任命。并托人转告给周总理，表示这也是他的意思。

显然，即便是毛主席亲自发来的手令，周总理也依然贯彻了他的原则，照旧在任命申请上批上了“不允”二字。还把毛主席的亲笔手令给锁到了保险箱里，此后没有向任何人提及。

周总理去世后，这条手令被重新发现，并由秘书传达给了毛主席。结果中央决定，既然周总理已经走了，那么就该继续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邓颖超也是在这时才得知此事，对此她只是淡淡地表示，自己服从党和组织的分配与决定。

邓颖超和周总理的关系复杂而又纠缠，二人生前经常吵架。但不管年龄多少，却总是让人看起来如胶似漆。周总理是病倒在工作中的，他为国家奉献的是自己的所有。邓颖超为了大局，也总是甘愿做出牺牲。

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如当年二人隔海互寄信件时，周恩来明信片上写的那样：

“我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夫妇一样，一起上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