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遭受宫刑的原因,司马迁为什么要被施宫刑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意识，维护大一统的封建秩序，而他自己却废王道行霸道。他运用暴力思维，依靠权力专制，内修法度，外拓疆土，企图打造一个日不落帝国。汉武帝，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对于一切阻碍和影响他实现宏伟愿景的人，包括他的老婆孩子，总是出手很重，轻者残废，重者毙命。司马迁为斩杀颇丰，但终因援军不至，寡不敌众，陷于绝地而被俘的李陵将军辩解，而被汉武帝处以宫刑。许多人猜想汉武帝之所以野蛮地处理司马迁，是由于司马迁把李陵孤军奋战，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兵败而降的原因，归咎为汉武帝的大舅哥、贰师将军李广利的救兵未至，得罪了汉武帝。笔者以为，这太小看汉武帝了。

汉武帝即位后，一改大汉向匈奴示弱、以求苟安的处境，以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概，坚决打击经常欺负大汉的匈奴，并欲把匈奴赶出大漠。为此，汉武帝秣兵厉马，重用军事奇才，擢拔有功之人，并精心培育有忠心、有血性、有担当、有宁死不屈精神的威武之师。一支军队如果缺少不怕死的精神，必是一触即溃的孱弱之师，与胜利无缘。正因为汉武帝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对一切消解军人英雄情结和不怕牺牲精神的言行格外敏感并坚决回击。

司马迁高度赞扬李陵提五千兵卒，深践戎马之地，横挑疆胡精锐，抑数万之师的英雄壮举，又为李陵兵败降胡辩解，称从李陵冲锋陷阵的表现看，李陵是诈降，寻机报国。司马迁的发言有事实根据也有主观臆想，但这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司马迁应该话锋一转，说一句最能让汉武帝认同的话：是军人就应该战死在疆场！因为少说了这句话，汉武帝和司马迁的思想就有了天冠地屦之别，司马迁遂被打入牢狱。

汉武帝对李陵是很赏识器重的。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因受祖荫，虽未立寸功，却自幼便受封为侍中。汉武帝厚待功臣，亦希冀将门出虎子，便在李陵弱冠之年即封其为“骑都尉”，统军五千，在酒泉、张掖驻防。即使李陵降敌逾年，汉武帝依然苦心不舍，盼之绳其祖武，一门忠烈万古流芳，甚至派遣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探察李陵是不是诈降，如果李陵并未降，汉武帝希望公孙敖出其不意，侥幸救出李陵。汉武帝多么希望李陵将军能够厄运当头，大义凛然，忠于汉室，或捐身立节，名震海内，以垂范后人呀！可事实不然。当汉武帝闻知李陵帮助匈奴操练士卒，已经成了叛徒，遂狂暴不已，决定族陵家，并判处司马迁死刑。汉世法令，最恶诞谩罔上，甚至有的大臣“虽枉杀人，一语陈情，则赦之不问，所以开臣下不敢为欺之路也”。这也是汉武帝严惩司马迁的重要原因。按照汉律，交纳五十万钱可赎身或宫刑可替代死刑。司马迁家境并不富裕，根本交不出五十万钱，只能接受死刑或宫刑。本想一死了之的司马迁为了撰写《史记》，痛苦地选择了无异于奇耻大辱的宫刑。汉武帝对司马迁处以宫刑，固然是荒谬和残忍的，太过分了。但从汉武帝对待司马迁的态度，可以看出汉武帝是在刻意维护军人不可或缺的宁死不屈的信念，是在涵养一个民族英勇刚毅的浩然正气和无畏进取的精神动力。汉武帝挥师北伐，屡败匈奴，致使“漠北无王廷”，非汉军拥有飞马快刀、坚盾利器，而是汉军的谋略和敢于亮剑、不怕牺牲的精神，比匈奴略胜一筹，这是汉武帝强军思想的胜利。

匈奴属游牧民族，有好战的基因、好战的习俗和好战的条件。匈奴，逐水草而迁徙，随畜牧而转移。儿能骑马，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挽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尚力尚勇尚骑射，是游牧民族的传统，匈奴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其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素养优势。同时，在骑兵为王的时代，谁拥有精锐骑兵，谁就占据了战场的主动权。骑兵需要马匹，优秀的骑兵需要优质马匹，中国有两个地方盛产马匹：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东北在蓟北之野，西北在甘凉河套一带。养好马尤其是优质军马，需要成群结队养，需要高寒地带，需要长山大谷，并有丰美水草和旷野。游牧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生存环境，决定了匈奴具有汉民族不可比拟的骑兵优势。这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交战，以少胜多，甚至独霸中原、主宰华夏的重要原因。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是他留给子孙的一大隐忧。赵匡胤黄袍加身时，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赠辽国。赵匡胤若想统一天下，巩固国防，必图燕云十六州。因为，燕云十六州地处关塞要地，是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的天然防御线，中原失去燕云十六州，就等于门户洞开，草原铁骑随时都可长驱直入，严重威胁大宋的安全。燕云十六州掌握在异族手中，使得北宋的北部边界既无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和坚固的防卫线，又无发展马政可依托的天然优质牧场，仅仅依靠茶马互市和国内零星的牧马场，组织不起强大的骑兵军团，成为后来北宋灭亡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原政权发展骑兵也很拖累国家。大宋特设机构和官员，从边远地区购买并向内地运送马匹，岁逾万匹，沿途耗资巨大，而中原因气候、环境等原因，很多地方不适于放牧和训练骑兵，盖与游牧民族相比，中原幼马存活率和成马体质都有不小差距，养军马成本高，亦造成很大损失。后唐明宗李嗣源曾询问枢密使范延光全国的马匹数目，范延光回答说：“全国共有三万五千匹。”唐明宗很感慨，说“太祖在太原时，骑兵只有七千人。先皇自始至终也仅有一万匹马。现在有这么多军马，还不能一统天下，这是我养兵练将无方啊。”范延光随即上奏说：“国家养的马匹太多了，一个骑兵的开销，可以养五个步兵，三万五千名骑兵的费用可以抵得上十五万步兵的开支，这么多奇兵既不能发挥作用，又白白消耗国家财力。”唐明宗说：“诚如卿言。肥马贫瘠吾民，民何负哉？”（《容斋随笔》卷五）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横扫千军如席卷，征服了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开化地区，靠的是强大的骑兵突击力量；满清八旗入关时只有六万兵丁，到顺治五年才不过十万余丁，清朝以区区十万多丁，能最终灭亡有270年历史、拥兵数百万、人口近两亿的大明朝，也与清朝拥有精锐骑兵部队有重要关系。欧洲骑士战争亦如此。欧洲重甲骑士以其勇敢和跨马冲锋所产生的冲击力，曾经在欧洲世界所向披靡。

秦军号称虎狼之师，仅用十年时间就扫灭六国，可谓天下无敌。但秦始皇仍派重兵镇守边关，并不惜国力民力修筑长城，可见秦始皇对付疆胡还是有些心虚的。秦始皇把物质长城修筑在边关，以抵御游牧民族侵略，取守势，而汉武帝把精神长城修筑在人心，以征讨好战的游牧民族，取攻势。这是汉武帝的军队击败强大的匈奴骑兵的很重要的因素。

司马迁敢言人之不敢言，士风凛冽，令人敬佩，但他认识问题的高度远不及汉武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不仅仅是对敌人的空头警告，更体现了汉武帝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决心。在汉武帝看来，一个将军是战死疆场还是兵败而降，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汉武帝认为李陵降敌，是丢国家的脸，是在辱没民族尊严，人若没有尊严，国家和民族难以自强。历史上异族之所以能无数次地打败汉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当数量的汉奸助纣为虐。汉奸自己没有尊严，更不会顾及国家和民族尊严，这是非常可怕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是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的重要因素。（金一南：《从空前觉醒到伟大复兴——论抗日战争胜利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无论敌人多么强大凶狠、现实多么不如人意、处境多么艰难危险，但在国家危亡之际，都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与核心利益，这是国人的责任、生命的底线和价值理性、精神立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键时候的挺身而出，是通过长期的正确的思想行为养成教育和管理，使个人的价值观上升为国家、民族价值观的结果。

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侵略军仅在2万人左右，却能肆意蹂躏中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屡屡割地赔款，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人饱受异国的欺压和剥削；七七事变前，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全部兵力不超过8400人，而在华北的中国军队仅宋哲元部就不下10万人，日军却敢于挑起卢沟桥事变，而且仅仅一个月华北就沦陷了。其重要原因，如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所言：“从中国民众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护治安，这都无碍大局。”（金一南：《从空前觉醒到伟大复兴——论抗日战争胜利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人们只有家庭观念、家族意识，而无民族观念、国家意识，国家必然是一盘散沙，近代以来一些国家敢于欺负中国的重要理由也正在于此。

家与国不可分离，家族与民族不可割裂。国破家亡，亡国灭种，总是相伴相随。一个人不能没有民族气节、民族自尊心，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否则，这个民族只能任人宰割，更不会跻身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汉武帝把儒家思想定为一尊，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构建精神法律，培养爱国主义情操，增强民族凝聚力。这当然也是汉武帝的实践取向。统治者可能更关心自己的统治而非民族认同，但若维护自己的统治，就不能不强化民族认同。

汉武帝高调处理李陵和司马迁案件，其用心是放大牺牲献身的意义，以增强人们的国家意识、民族观念，塑造军人忠诚的品格。汉武帝对叛徒和为叛徒张目者如此厌恶、痛恨、惩治，也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由于汉武帝强力开疆拓土，导致徭役、兵役不断，狂征暴敛不已，人民负担沉重，大批农民流亡，多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为巩固政权，防止出现破窗效应，汉武帝必然要对背叛者乃至为背叛者找借口的人零容忍、严惩处，这与汉武帝阳儒阴法、暴力思维是一致的。在弱肉强食的古代，汉武帝坚决打击屡屡欺凌大汉、烧杀抢掠边关的匈奴，这种以战争促和平的思想，不应受到非议，但凡事皆有度，汉武帝不该过分地扩大地盘、无休止地征战，弄得“天下断狱万数，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容斋随笔》）由励精图治变成穷兵黩武。

《汉书·司马迁传》说“受刑以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有作家气愤地说：“一个失去最起码尊严的男人，‘尊宠任职’，又有何补益？中书令为内廷官，必须阉人才能担任。司马迁的男根没了，正好干这个差事。说白了，等于告诉大家，他没有那玩意了，是狗男女，更是侮辱。”此为作家意气之言，自秽其书，经不起推敲。汉武帝创设察举制和上书拜官，不拘一格选拔贤良和孝廉，实现了选官制度的历史性突破。卫青、霍去病分别是从奴仆和奴产子中选拔出来的；而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儿宽，以及严助、朱买臣等人都是从贫苦平民中选拔上来的；御史大夫张汤、杜周和廷尉赵禹则是从小吏中选拔出来的。就连金日磾这样一位匈奴休屠王的太子，降汉后在宫中养马的奴隶，也官至车骑将军，且与霍光、上官桀、桑弘羊一齐被选拔为托孤的重臣。北宋文学家苏轼感喟道：“古之人，惟汉武帝号知人。盖其平生所用文武将帅、郡国边鄙之臣，左右侍从、阴阳律历博学之士，以至钱谷小吏、治刑狱、使绝域者，莫不获尽其才，而各当其处。然此犹有所试，其功效著见，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于霍光，先无尺寸之功，而才气术数，又非有以大过于群臣。而武帝擢之于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后世之事。而霍光又有忘身一心，以辅幼主。处于废立之际，其举措甚闲而不乱。”（《霍光论》）在中国历史上能做到像汉武帝这样唯才是举、知人善用的皇帝绝无仅有。在汉武帝看来，司马迁受宫刑，是“罪有应得”，而提拔司马迁是看中了司马迁的能力。怀私则远人。阉人也不止一个司马迁，汉武帝为何要提拔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由此而论，汉武帝严处司马迁确实是为“公”而非为“私”，至于司马迁因言获罪，汉武帝刑罚过重，不是同一个性质的问题。

司马迁“挟私以成史”，导致李陵和司马迁案千古聚讼纷纭。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三十：“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南宋洪迈《容斋随笔》载，司马迁作《史记》，于《封禅书》中述武帝神仙、鬼灶、方士之事甚备，故王允谓之谤书。并说宋真宗景德、祥符间，王文穆、陈文忠、陈文僖、丁晋公诸人造作天书符瑞，详细实录，以固宠容悦，然真宗仙逝，王文穆公却欲藏书于梓宫以灭迹，盖与太史公谤书意异而实同。历史上早有人看出司马迁对待汉武帝“挟私以成史”。

汉武帝本身就是大英雄，在大汉与匈奴的战争中，功绩显赫，扬威于世。汉武帝希望英雄辈出，大汉需要英雄辈出，没有英雄辈出，何来汉武帝的累世功业。不仅大汉需要英雄辈出，哪朝哪代不需要英雄辈出？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一个不懂得景仰英雄的民族，必将是一个颓废的民族，没有希望的民族。

如今追溯中原王朝被野蛮民族侵略、施虐的血泪史、伤心史、屈辱史，更让人钦佩汉武帝威武不屈、气吞山河、敢打必胜的强健精神和豪迈斗志。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北宋年度国家财政收入曾高达1.62亿两白银，南宋尽管偏居一隅，但年度国家财政收入也曾高达1.2亿两白银，是世界首富。史料记载：当时繁华的东京城，五星级大酒店（正店）就有七十二座之多，每家饮客常在千人以上；工商店铺多达六千四百家，商人计算利益的算盘劈啪作响，不舍昼夜，店小二戥金称银，焚膏继晷；州桥夜市人山人海，“家家帘幕人归晚，处处楼台月上迟”。宋代通过绿色革命，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为1:100，欧洲则为1:10或1:15，粮食产量是欧洲的10~12倍，百姓生活不断改善，北宋一位大臣曾抱怨说：现在农夫走卒也居然穿上了丝制的鞋子了。世界知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历史统计图表显示，中国人均GDP水平在战国到唐朝几乎没有明显上升，反而是北宋、南宋的三百年间有较明显的上升，大约从元初以后一直到19世纪初500多年间处于停滞状态，此后就大幅度下降。

然而，经济处于中高速发展的宋朝却是一个军事弱国，连西夏、吐蕃、契丹都打不过，与金人交手更是一败涂地，被迫割地、赔款、纳贡、称臣，甚至宋徽宗、宋钦宗还被金人俘虏至五国城坐井观天，宋朝君臣、百姓受尽了屈辱，宋朝最终被元朝灭亡。

公元1127年，汴京城破，徽钦二帝为金人所掳，与后妃、皇室、贵戚、臣工等一起，共约一万四千多人，分七个批次，被押解北上。此前，金人强索金银帛锦无数；尽索司天宫、内侍、僧道、秀才、监吏、裁缝、染木、银铁各工、阴阳、技术、影戏、傀儡、小唱诸色人等及家属；掳走帝姬、宗姬、族姬、宫女、女乐、妓女和普通妇女几千人，仅选收处女就达三千人，包括金人刻意搜罗的13岁以下的少女；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冠服、祭器、八宝、九鼎、圭壁、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倡优，皆被掳掠，府库蓄积为之一空。（《宋史》卷二十三）

被押北去的人们，跋涉数千里，历时近两年，沿途瘐毙的、杀戮的、冻馁而死的、失足跌崖的、涉水没顶的、忍受不了被金朝官吏和押解兵逐日逐夜奸污而无颜存世的，到终点，死者人数过半；苟活的为奴仆、为妾侍，也有被当作牲口卖掉的……“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餱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历史上，异族铁蹄肆意蹂躏中原之恶，罄竹难书。比如，公元1109年（北宋徽宗大观三年），全国户数为2088万，人口约11275万：（《宋史》）到公元1265年（元世祖至元二年）全国户数为1500万，人口约7500万。（《元史》）因为战争，死于刀兵，死于伤病，死于瘟疫，死于水火，死于饥寒，死于绝望，死于悲伤，死于羞愧者，是个天文数字。念及无助，虑及悲号，思及惨状，令人胸堵块垒、心寒齿冷。保卫文明需要图书，保卫国家则需要军队。没有英雄的军队，保卫国家、捍卫和平，只能是句空话，历史的悲剧还会重演。

人们对天堂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来自地狱打出的欺骗广告。虽然，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或组织间的相处之道，逐步由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但那些“仿佛只有用头骨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的野蛮人和伪善组织依然存在。他们冠冕堂皇地宣扬化剑为笔，描绘人类和平篇章，暗地里却磨刀霍霍，梦想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宰世界。世界诡异，什么情形都可能出现。譬如，当我们手握宝剑的时候，他们会装模作样地捧着经书，扮作文明人布道者，掩害人之心，显度人之诚，劝我们放下宝剑，闭上眼睛，双手合掌，虔诚地默念圣语，然而，当我们听信他们做完这一切睁开眼睛时，会惊愕地发现，经书在我们手里，而宝剑却到他们手里了。因此，对一切花言巧语、一切虚情假意、一切做亲昵状的伪善，我们都要保持警惕，多几个心眼，做一个至死都要剑在手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