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四川村民捞出一枚印章，卖给贩子赚了1300万，最后被捕

2016年春节，四川一公司董事长在家中设宴款待朋友。酒过三巡，大家相谈甚欢，宴会的气氛也十分融洽。席间，一位朋友叫住还在把酒言欢的众人，高声道：“都听说董事长有件镇宅之宝，往常从不示人，今日值此良机何不拿出来分享一下？”

一听有珍宝，众人都来了兴趣。董事长本想推脱，奈何招架不住，只能吩咐人取来。不久一只雕刻精美的盒子呈到众人面前，打开后只见其中只有一方印章，通体金黄，印章背上的虎钮雕刻得惟妙惟肖，而印章正面的字迹较为清晰。细细端详下，只见金印上刻有文字——永昌大元帅印，众人见了啧啧称奇。

不一会儿，警察就来到了董事长家中，称接到报警有人私藏文物，随后便带走了金印。后经过专家鉴定，这方印章竟是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本该在博物馆的文物金印为何会被私人收藏？而金印到底有怎样的来头，竟引起警方如此大的反应？

警方接到举报，收缴珍贵文物

原来，在宴会上有人看出印章的价值不菲，判断这应该是属于国家的文物，随即报了警。警方刚拿到这方金印时，只觉得印钮上的立虎形象栩栩如生，线条流畅造型精妙绝伦，定然是价值不菲，便由专人连夜请来相关专家进行鉴定。

专家仔细检查了印章上所写的文字，发现上面的落款是崇祯十六年十一月，也就是1643年11月。为了保险起见，专家借助现代荧光检测技术，确定这枚印章制造的确切日期就是1643年。

这一结论立刻引起警方的高度关注，他们立刻传唤了印章的持有者，面对专家给出的结论，原本还坚称是传家宝的董事长顿时就蔫了下去，低着头承认，这是三年前自己从一个文物贩子手中淘来的。

警方细查来源，锁定文物贩子

原来，多年前限于技术和认识等因素，我国的文物发掘和保护工作并不像现在这样完善，许多村民在自家宅基地或者田地里耕作时发现文物或遗址是常有的事。而有些人正是看准了国家相关管理的漏洞，专门扮成当地人去收这些文物。

他们利用村里人对文物的不了解，往往多给几百元的甜头换取当地人的信任，以低于物品本身价值的成本大量囤积，再找其他专门从事文物倒卖的贩子高价卖出，以赚取差价。往往一件文物要经过几手甚至数十手倒卖，层层加价，最后被一些有钱人看中收为私藏。

而这方金印就是这样落入了该董事长的手中，因为交易发生在三年前，交易双方又不会以真实身份交易，这就给警方的侦查工作带来了较大困难。但为了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文物，让它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警方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不久后找到了线索，顺藤摸瓜找到了当初收这方金印的贩子。在三年前，他是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边的一户村民中收来的。事不宜迟，警方立刻查找相关负责单位，并与其取得了联系。

原来，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文物保护的观念越来越强，而彭山区江口镇岷江附近地区更是如此。早在2005年江口镇修建岷江河道时，施工方就发现在原定的选址地点施工时总是能挖出一些文物，这些文物雕琢精美，一看就极具研究价值。

很快相关情况也引起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经过协商，在2010年，此条河道被列为眉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根据文献记载，明末张献忠将军曾沉银于此。

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不高，担心贸然发掘会对文物产生损害，相关单位只是将此地保护起来，并没有急于发掘，直到2016年才开始第一次发掘工作。相关保护的通知也吸引来了数量庞大的盗采者，他们中有当地人也有外地人，但他们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河道中的文物。

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岷江河道旁村庄的村民宋某很快进入了警方的视线，经过文物贩子指认，此人就是出售金印的人。事不宜迟，警方立刻展开抓捕。

村民潜水盗宝，直接卖出千万

看着眼前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宋某再也无法抵赖，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经过。原来，宋某早就听说岷江河道发现文物的事情，梦想着不劳而获的他早就盯上了河道里的文物，可害怕被发现就一直没有行动。

2013年，盗掘文物已经在当地成了一种不公开的秘密，看着身边的邻居一个个都靠盗墓发了财，宋某再也坐不住了。趁着夜色，他也来到岷江边。自幼在江边长大的他水性极好，憋气更是比常人都好不少。

虽然视线昏暗，但熟悉地形的他丝毫不紧张，不凭借什么器械，一下子就扎到了水底。借助微弱的月光，宋某在江底摸索着，可他摸到的除了砂石就是垃圾，哪里有什么文物。无奈，宋某只得浮到水面上，稍作休息又潜了下去，几次都没什么收获。

喘着粗气的宋某咒骂着，可他并不愿意放弃，心里盘算着再试一次。这次宋某这次换了个地方，在江底摸索着。突然，一块凸起引起了他的注意，整片区域摸索下来，宋某发现这块凸起并不像之前摸到的砖块那样尖锐，而是十分圆润。宋某定了定神，决定将它挖出来。

可纵使他水性优于常人，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挖出来的。借着江边微弱的灯光，宋某竟看到手里的东西泛出微微金色。这让宋某大喜过望，细细摸起来发现东西模样并不规则，但通体十分光滑并不粗糙。宋某如获至宝，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快步回了家，一路上做贼心虚的他不停地朝身后张望。

一到家，宋某就拿出刚挖出的东西，用牙刷在水流的冲洗下仔细地清理着，物品慢慢地显出了原来的模样。宋某在灯光下细细地端详着，那东西样子十分凶猛，像极了画本中对神兽的刻画。宋某虽然不知道这东西的来历，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手感让宋某觉得这肯定就是件宝贝，这让他兴奋得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大早，宋某就来到附近的文物贩子那里，他想让懂行的人看看这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交谈中，宋某留了个心眼，并没有直接说这东西是从岷江河道中挖出的，而是说是从自家地里挖出来的。

贩子接过来后仔细端详，又称重又拍照，许久才将东西交还给宋某。还将宋某拉到一边，低声说这是一个金虎，而且从花纹和磨损程度看已经有不少年头了，还表示自己愿意出几十万买下这只金虎。

宋某心中大喜，心想自己这次可算是发财了。但他并不急于出手，宋某觉得这个贩子如此痛快，这只金虎的价格肯定远不止于此。他打算再去别处碰碰运气，一连问了好多家，果然价格水涨船高。

这时宋某又计上心来，他想这只是一只金虎就引来这么多人争相购买，看来岷江河道里有古董的传言是真的。如果自己再去一趟，万一发现其他更多的古董自己岂不是赚得盆满钵满。想到这里，宋某便不再逗留，转身回家，静静等待着夜幕的降临。

夜深了，宋某又一次来到前一天挖出金虎的地方摸索起来。让他意外的是，这次在不远的地方，又一次在河道低摸到了与昨天相似的手感。这下让宋某大喜过望，他断定这一定是件宝贝。没有什么犹豫，宋某带着刚挖出的东西匆匆赶回了家里。

这次宋某带回来的是件四方形状的物体，摸起来一面光滑，另一面则凹凸不平但十分有规律，像是有人故意雕琢出的纹饰。在灯光下一些细节也显现出来，只见那物品是四方形状，通体金色。一面刻满了花纹，像印章，但文字宋某一个也认不出来。

另一面则比较光滑，左右两侧印着两行字，分别是“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和“永昌大元帅印”，而中央则均匀分布着四个凹槽。宋某将金虎和印章摆在一起，看着金虎的四只脚，宋某联想起一旁印章上的凹槽。

宋某试着将他们接在一起，果然两个物品严丝合缝。这让宋某更加欣喜，单单一个金虎就能卖得如此高价，多一个印章底座岂不是赚翻了。

宋某起了个大早，找了一个新的贩子，这个贩子似乎是个行家，只看了几眼就告诉宋某如果可以，1300万直接成交。这对于一辈子过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的宋某可以说是个天文数字，怕贩子反悔，宋某连忙同意。

看着自己账户里到账的数不清位数的钱，宋某爽快地把金印交给了贩子。这几年宋某一直低调的生活，周围邻居只知道宋某发了财，也不知道他有那么阔绰。直到2016年，警方找上门来，宋某的罪行才被公之于众。因为证据确凿，又有宋某的认罪笔录，法院很快就对案件进行了审理，宋某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揭开文物秘密，学者众说纷纭

虎钮印上所书的“永昌大元帅印”究竟藏着什么秘密？为何一个大帅就能用上纯金的印章？自从印章被追回后，学界对于印章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根据宋某的叙述，金印被发现的地方位于岷江江口，而这一片恰恰是传闻中张献忠的沉银地，在后来的发掘过程中沉银传闻也被证实。

而通过对相关古籍的研究，专家确定印章确实曾为张献忠所拥有。而金印上所书“永昌”恰好为李自成的年号，学界对金印的归属原本十分统一。

但是随着后来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们逐渐分为两派，一派是认为金印是李自成所有，后来赐给张献忠；另一派则认为是张献忠自己所有。而作为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的刘志岩曾公开发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永昌大元帅印”是由李自成制作，专门赏赐给张献忠的。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学者刘志岩认为在明末清初的特殊背景下，各地的农民起义军纷纷揭竿而起，站在李自成这边，当时如果想实现称帝霸业，就必须团结各方的起义势力，招安无疑是既能保存实力又能达到目的的不二之选。

站在张献忠这边，面对当时雄踞一方的李自成，同时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张献忠自然不甘心屈居人下，明里假意接受招安，暗地里利用这一丝喘息之机入川割据，自然是自己的最佳选择。

对此金印的归属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很多学者也进行了简要的梳理概括、论证分析：

首先就金印本身而言，就有许多地方在逻辑上与“张献忠自制自用”的说法相悖。根据金印背部的落款以及相关技术手段的检测，已经确定金印的制作时间就是崇祯十六年冬月，也就是公元1643年11月。而整年率领自己的大西军转战于湖广地区的张献忠，早在崇祯十六年上半年就已经在现在的成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政权，并且还铸造了王印“西王之宝”。

虽然他此前也称自己为“西营八大王”，但此时所称的“西王”不仅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更是雄踞一方的农民起义力量的领导者，是割据一方的农民政权的统治者。如此说来，已经称王的张献忠自然没有必要，又在短短的半年后自封“永昌大元帅”。

其次，盖印的所属人称谓与张献忠的大西军有不小的出入。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大西军建军之初，张献忠就仿照明军设立了五军都督府。张献忠于成都称帝后，也对军队进行了规范，其中一条就是为方便管理，借以四个方位在军中设立了东西南北四将军，但并未见有关于大元帅一职的记载。

除此之外，如果真的是张献忠自封，称谓的不规范也是很大的一点。另外，于李自成而言，制作这方金印可谓合情合理。在崇祯十六年，李自成一路所向披靡，包括陕西在内的大片地区已经被其收入囊中。

而此时李自成面对的，除了苟延残喘的明军，就是割据一隅的张献忠的大顺军。李自成明白，同为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并不是他的首要目标，推翻大明的统治才是最得人心的，也是首要目标。

况且作为起义军，张献忠和李自成早有接触，并且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前文中提到张献忠的军队中没有大元帅一职，而在李自成的军队中，这却是最高级别的官职。这也恰恰说明，沟通后的李自成将自己军中最高的职位制作金印赐予张献忠，表明了双方领袖的态度，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后方安稳，一心对付明朝。

况且李自成在围攻北京前，多次以招安的手段扩大自己的实力，值此向推翻大明王朝统治发起最后的冲击之际，再次招安十分合理。肯定有读者会觉得同为起义军领袖，为什么张献忠要受封于李自成呢？

崇祯十六年，张献忠在湖广地区频频得手，但在张献忠称帝后，大西军频频受挫。接连的战败让此时的张献忠的实力已经受挫，对比李自成的大顺军已经趋于劣势。此时接受“招安”，不仅是让李自成放下戒心，达到自保的目的。更是能在湖广发展进入瓶颈后，得到入川的机会。

彼时的四川偏安一隅且易守难攻，这种示弱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喘息之机，为日后的割据打下基础。而受招安对张献忠也不是第一次了，在起义军发展的过程中，为了自己的利益，张献忠不仅向李自成示弱，还向朝廷低过头，这一次对他来说不过是独善其身的权宜之计。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的追回不仅引起了学界的大讨论，其中丰富的历史背景也引得社会各界的目光纷纷投向了江口沉银遗址。当地政府审时度势，牢牢把握住了这一机遇，不仅在遗址附近建起博物馆，向人们展示历史文物，还建立了一系列的配套设施，当地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而盗采文物的宋某在三年后锒铛入狱，非法所得也被追回，其家人也因为宋某的行为背上了永远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