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关机一天，世界炸了

“赵德胜分红十七万，你一分没有。”

李经理把烟灰弹在我办公桌上，玻璃板烫出一个白印子，他不急不慢地补了一句：“建国，不是我说你，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十年，你还真当自己是后勤的？分红名单上没你，那是领导和股东们集体的意见，我替你争取过，没办法。”

他转身走了，皮鞋踩在走廊的地砖上，吧嗒吧嗒，一下一下，像踩在我太阳穴上。

办公室开着空调，冷气扑在我后脖子上，可后背那一片汗已经把衬衫洇透了。隔壁工位小刘探了探头，又缩回去，键盘噼里啪啦响得像什么都没发生。我盯着桌上那个烟灰烫痕，从白变灰，又从灰变焦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十七万”三个字像癞蛤蟆一样蹲在那里，鼓着肚子喘气。

我没说话。我向来不说话。

下班时我最后一个走，把柜子里的茶叶罐揣进帆布袋，又把抽屉里三盒没开封的签字笔、两卷胶带、一沓废纸背面还能用的打印纸全部装进纸箱。保安老周跟我打招呼：“林哥，今天这么早？”

“嗯。”

我没多解释，老周也没多问。他认识我十年，知道我就这德行，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

回到家，媳妇孙红梅正在厨房炒菜，油烟机嗡嗡响，她扯着嗓子喊：“今天发分红了吧？赵德胜那个项目不是成了吗，你们部门该分不少吧？”

我站在玄关，把帆布袋挂在钩子上，纸箱搁在鞋柜旁边。红梅从厨房探出头，一眼看见纸箱，手里的锅铲顿住了：“你……你被开了？”

“没有。”

“那你这搬东西回来是干什么？”

“清理工位。”

她没再追问，把菜端上桌，一盘蒜薹炒肉，一盘西红柿鸡蛋，一盆紫菜汤。她坐下给我盛饭，筷子递过来的时候手有点抖，但声音还算稳：“多少？分了多少？”

“一分没有。”

三个字出口，厨房的油烟机还在响，电视里新闻联播的声音嗡嗡的，锅里剩的油还在噼啪，但这些声音都像隔着一层水。红梅端着碗的手停在半空，碗里的米粒白生生的，她看了我三秒钟，把碗墩在桌上，汤洒出来一小片。

“林建国，你再说一遍。”

“赵德胜十七万，我一分没有。”

她站起来，椅子腿在地砖上蹭出尖利的一声。“你在这公司干了十年！十年！赵德胜来了才三年，他那个项目从头到尾哪一样不是你在后面给他兜着？预算是你做的，方案是你改的，连他跟甲方吃饭点的菜都是你推荐的！十七万，他一分都不分给你？”

“这是领导决定。”

“领导决定？李经理是你同学吧？你们俩一个宿舍睡出来的吧？他赵德胜是他小舅子，他当然向着赵德胜！可你呢？你为他跑前跑后，他那办公室的绿萝都是你浇水！——”

“红梅。”我打断她，“先吃饭。”

她盯着我，嘴唇抖了又抖，最后把碗端起来，一口一口扒饭，眼泪掉进碗里，她也不擦。我埋头吃菜，蒜薹有点咸，紫菜汤凉了，西红柿鸡蛋炒得有点碎。我们谁都没再说话。

吃完饭我刷碗，红梅进了卧室没出来。厨房窗户开了一条缝，外面的风钻进来，带着楼下烧烤摊的油烟味。十点半，我洗完碗擦干净灶台，把垃圾袋扎好放在门口，洗了澡，在客厅沙发上躺下。

手机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

赵德胜发了三条微信，我没点开，看预览第一条是“建国哥，分红的事你别往心里去，改天请你吃饭……”第二条是语音，第三条还是语音。李经理打了两个电话，我没接。群里有二十多条@我的消息，是项目收尾的一些杂事，平时这些事都是我管。

我把手机翻过去扣在茶几上。

第二天是周六，早上六点我就醒了，天刚蒙蒙亮。我拿着手机进了卫生间，坐在马桶盖上，想了想，长按电源键。

关机。

然后我回到卧室，红梅还在睡，眼角有泪痕。我轻轻躺在她旁边，闭上眼。

再睁眼的时候，窗帘缝透进来的光已经偏西了。我摸过床头柜上的手机，按开机键。

屏幕亮起来，然后像疯了一样开始震动。

未接来电：89个。

短信、微信、钉钉、QQ消息：169条。

我盯着那个数字，手机还在震，屏幕上的消息列表像瀑布一样往下滚。红梅不在旁边，客厅有说话的声音，不止一个人。

我穿上拖鞋走出卧室，客厅里坐着四个人。

李经理、赵德胜、周副总，还有红梅的弟弟孙小军。

茶几上堆着七八个外卖盒子，红梅红着眼睛看我，李经理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赵德胜西装领带歪到一边，周副总手里攥着手机。

“建国！”李经理第一个站起来，“你可算开机了！出事了！”

我没说话，走到茶几边，弯腰拿起自己的杯子，里面还有昨晚剩的凉白开，喝了一口，然后慢慢在沙发空位上坐下来。

周副总把一份文件拍在茶几上，纸页散开，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红章。

“德胜那个项目，甲方今天上午发函，验收不通过，全部返工，合同约定的尾款一千二百万，一分不给，还要追究违约责任。”

赵德胜的脸煞白：“建国哥，那个核心参数是你定的，验收标准是你跟甲方技术部对接的，当时我出差，全程都是你……”

他终于说了句人话。

我看着他，又看了一眼茶几上那叠文件，然后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水。水是凉的，从喉咙一路凉到胃里。

“嗯，”我说，“是我定的。但那版标准，李经理让我改过，改完我没发给你。”

满屋子人全愣住了。

红梅的眼泪掉下来，我冲她轻轻摇了摇头。

窗外夕阳正往下沉，橙红色的光从窗帘缝里挤进来，正好落在茶几那叠文件上。六月的风从阳台吹进来，带着楼下槐花的甜味，和我衬衫上三天没换的汗味搅在一起。

我放下杯子。

“所以你们今天来，是让我背锅，还是让我救场？”

客厅里安静得能听见厨房水龙头没拧紧的滴水声。

“嘀嗒，嘀嗒，嘀嗒。”

第一个人开口的是孙小军，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弯腰从茶几底下拽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我那盒茶叶。

“姐夫，”他说，“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昨晚姐给我打电话，哭了半宿。我来，是想问问你，你要是真不想干了，我那边有个仓库缺个管事的，活儿不累，一个月四千五。”

红梅“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看着小军手里那盒茶叶，那是上个月赵德胜去杭州出差带回来的龙井，给我送了一盒，我当时说了句“谢谢”，放柜子里一直没拆。

窗外有鸟叫，楼下有小孩在哭，远处有汽车鸣笛。

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只不过我关机了一天。

它就全乱了。

第2章 十年龙套

我得从头说。

我叫林建国，今年三十四，湛江本地人，家住霞山区一个老国企家属院里，爸妈都是退休工人。我从小就不爱说话，幼儿园老师评语写“安静懂事”，小学班主任写“内向稳重”，初中同学给我起外号叫“木头”。

不是不会说，是觉得很多话没必要说。说了别人也不听，听了也不懂，懂也不在乎。那就不如省点唾沫。

高考那年我考了个普通二本，学工商管理，毕业后在人才市场晃了半年，最后进了现在这家公司——湛江华远贸易有限公司，做行政后勤。说是行政后勤，其实就是打杂：定机票、订盒饭、修打印机、换饮水机的水桶、给领导办公室的绿萝浇水。

十年，我从行政助理做到行政主管，工资从一千八涨到六千二。六千二在湛江不算低，但也不算高，我媳妇在社区医院做护士，一个月五千出头，两个人加一起一万出头，供一套八十平的房贷，养一个上小学的儿子，日子紧巴巴但过得下去。

公司是做建材贸易的，说白了就是中间商，从上游厂家进货，再卖给下游的施工方。十年前公司就十来个人，现在五六十号人，老板姓周，就是今天来的周副总——那时候他还是周经理，我是他招进来的第一个员工。

周副总这人吧，说不上坏，就是……利己。他需要你的时候，你是“建国啊公司的元老”；你挡他路了，你就是一个“做后勤的”。这话不是他说的，是李经理说的，但他没反驳。

李经理是我大学同学，一个宿舍住了四年，上下铺。他叫李海涛，山东人，长得五大三粗，嘴皮子利索，上学的时候就爱张罗事。那时候我帮他打饭，他帮我点名，关系不错。毕业他去了广州闯了两年，后来回湛江，正赶上公司招人，我把他推荐给周副总，周副总面试后觉得他“有冲劲”，直接让他做了业务部主管。

三年后，我还在行政部，李海涛已经是大客户部经理了。

赵德胜是李海涛的小舅子。不是亲小舅子，是他老婆的表弟，但关系近，赵德胜管李海涛叫“姐夫”，在公司也这么叫。他比我小五岁，大专学历，长得精神，嘴巴甜，来了三年，去年开始独立负责项目，今年这个项目成了，分红十七万。

项目是他负责的，但活儿是我干的。

这话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一个做后勤的，凭什么干业务上的活儿？

我说实话，不是我抢着干，是他们扔过来的。

去年八月，赵德胜拿下一个大单，给湛江一个新建的工业园区供应一批特种建材。甲方是国企，技术要求特别细，验收标准有四十多页。赵德胜拿到合同那天晚上给我打电话：“建国哥，帮帮忙，技术这块我不熟，你帮我看看验收标准，我请你吃饭。”

我一晚上没睡，把四十多页标准一条一条看完了，标出十七个风险点，做了个对照表发给赵德胜。

第二天他跑到我工位前：“建国哥你太牛了！这表我直接发给甲方，他们技术部的人都说专业！”

后来呢？后来这个表就变成赵德胜做的了。公司开会，他PPT里用这个表，周副总问：“谁整理的？”赵德胜说：“我熬了三个通宵。”

李海涛在旁边点头：“德胜这孩子踏实。”

我没说话。

这种事发生了不是一次两次。去年十一月，甲方要调整供货方案，赵德胜跑我办公室：“建国哥你英语好，帮我翻译一下这个附件。”我翻了。后来方案通过了，赵德胜请部门同事吃饭，没叫我。

今年三月，项目进入关键期，赵德胜出差去佛山，临走前把一堆文件塞给我：“建国哥，你帮我盯一下，我回来请你吃大餐。”我盯了整整两周，每天晚上加班到十点，连儿子家长会都是红梅去的。

赵德胜回来那天，带了佛山的特产，给李海涛一份，给周副总一份，给前台小姑娘一份，给我？

“建国哥，不好意思啊，买少了，下次补上。”

我笑着说没事。

红梅为这事跟我吵过不止一次。

“林建国你是傻子吗？他赵德胜把你当驴使，你还冲他笑？”

“都是同事，能帮就帮一把。”

“帮一把？你帮他拿十七万，他给你什么了？给你一盒茶叶？还是给你一张空头支票？”

“红梅，我不图那个。”

“那你图什么？”

我图什么？我图个安稳。我这个人没什么大志向，不想争不想抢，就想安安稳稳过日子。公司的人对我客客气气，领导不找茬，同事不挤兑，我就知足。赵德胜拿我当工具人，我知道，但至少他嘴甜，见了我一口一个“建国哥”。李海涛拿我当垫脚石，我也知道，但念着四年上下铺的情分，我也不想撕破脸。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软，怂，怕麻烦。

所以分红名单上没有我的时候，我甚至没觉得意外。

那天李海涛把烟灰弹在我桌上，我盯着那个烫痕，想的不是怎么去争、怎么去闹，而是这玻璃板是不是该换了，上次后勤采购的清单里我报了一块新的，财务还没批。

你看，我就是这么个人。

回到家，红梅问分红的事，我说一分没有。她哭，她骂，她摔了筷子。我能说什么？我说“对不起”？我说“我无能”？我说“你当初就不该嫁给我这种窝囊废”？

我什么都没说，我去刷碗了。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想了一夜，想的不是十七万，是我这十年。

十年，我在这家公司从二十四干到三十四。周副总的儿子出生我包过红包，李海涛结婚我帮他布置过婚房，赵德胜入职那天是我去火车站接的。公司打印机坏了是我修，饮水机没水是我换，年会抽奖的纸条是我一张一张写的。

可我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一句“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十年”。

坐在马桶盖上，我盯着手机屏幕，手指按在关机键上。

关机，就一天。我就想清净一天，就一天。

我没想到这一天，世界就炸了。

第3章 客厅对峙

客厅里那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先开口。

红梅哭够了，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出来，脸上还挂着水珠。她走到我身边坐下，手搭在我胳膊上，指甲掐进肉里，不重，但我知道她在发抖。

李海涛把烟掐灭，往前探了探身子：“建国，不是我逼你，甲方那边周一就要给答复，今天周六，明天周日，满打满算就两天时间。那个参数表到底怎么回事？你刚才说改过，改了什么？”

我把杯子放下，手指在杯壁上慢慢转了一圈。

“那个验收标准里第三条第五款，关于材料抗压强度检测方法，原标准是参照国标GB/T 17671，但我发现甲方用的是他们内部的企业标准，比国标严格百分之十五。我当时给德胜的对照表里标了红，建议提前跟甲方沟通确认。”

赵德胜猛地站起来：“红？我没看到什么红！你给我那个表就是黑白的，什么颜色都没有！”

“我发给你的是彩色的。”

“我收到就是黑白的！”

李海涛看他一眼：“德胜，你先坐下。”

赵德胜不情不愿地坐回去，李海涛问我：“那你后来改的那版，改了什么？”

“我按甲方企标重新做了检测方案，把对照表里的参数全部调高到企标水平，然后把新的方案发给德胜了。”

赵德胜又跳起来：“你什么时候发给我了？！”

“四月三号，下午四点半，你邮箱。”

赵德胜掏出手机翻邮箱，手指戳得屏幕啪啪响。翻了两分钟，他脸色变了。

“我没看到……”他声音小了，“那段时间我在外地，邮箱里的未读邮件特别多……”

李海涛抢过赵德胜的手机看了两眼，脸也黑了。“邮件是发了，但德胜没读，后来就过期了。建国，你怎么不打电话跟他说一声？”

“我打了。”

赵德胜愣了：“你什么时候打的？”

“四月三号晚上七点，你电话关机。第二天上午我又打了一个，你说在开会，让我发微信。”

赵德胜张嘴要说什么，李海涛摆了摆手，转向我：“那……你后来没有再确认？”

“我确认了。”我站起来，走进卧室，从衣柜顶上的纸箱里翻出一个文件袋，抽出一沓纸走回客厅，递给李海涛。

那是四月十号赵德胜发给甲方的最终版方案，上面白纸黑字，用的还是国标，没有按企标调整。方案最后一页有赵德胜的签字。

李海涛翻了翻，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把文件摔在茶几上，纸页散了一地。

“德胜，你签这方案的时候不看内容？”

赵德胜嘴唇哆嗦：“我……我那天急着发，建国哥之前给过我方案，我以为就是那一版……”

“你以为？你签字的方案你不看？”

周副总一直没说话，这时终于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建国，你把方案发给他之后，有没有提醒他改了哪里？”

“有。我给他发了微信，截了前后对比图。”

赵德胜一把抓起自己手机翻微信，翻了两下，脸色由白转青。他慢慢抬头，看着我：“建国哥……那条微信，你没发给我。”

我看着他，眼睛眨都没眨。

“我发了。”

“没有！”

“你看看聊天记录，四月三号下午四点五十一。”

赵德胜低头又翻，拇指在屏幕上划拉了两下，停住了。客厅安静得能听见他咽唾沫的声音。

“是发了……”他声音小得像蚊子，“但是……我当时可能没点开……后来消息太多，就沉下去了……”

李海涛把赵德胜的手机拿过去看了一眼，然后还给他，揉了揉太阳穴：“行了，现在不是追究谁的责任的问题。建国，甲方那边现在拿着这个方案来找我们，说我们提供的材料不达标。问题是，我们的货已经按方案要求发了，现在甲方说验收过不了，尾款全部冻结。你说怎么办？”

我终于抬起眼皮看着他。

“李海涛，你让我背锅，还是让我救场？”

这句话我刚才问过一遍，他们没人接。现在我又问了一遍，周副总先扛不住了，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

“建国，公司这些年，你是老人，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分红的事我确实没顾上，是我的问题。但现在这个事，不光是德胜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公司的事。一千二百万的尾款，加上违约金，公司扛不住。”

我看着周副总的手搭在我肩膀上，那只手戴着一块劳力士，表盘上的蓝宝石玻璃在灯下闪了一下。

“周总，我改的那版方案，发在德胜邮箱里，他没看。微信截图发给他，他没点。我打了电话，他关机。”

“我知道，我知道，是德胜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我摇摇头，“是我的问题。”

所有人都愣住了。

“我发邮件之前就知道他会不看，我发微信之前就知道他可能不点，我打电话之前就知道他十有八九在关机。可我什么都没做。没去找他当面说，没去找李海涛汇报，没跟您打招呼。”

我顿了顿，把杯子里最后一口水喝完。

“因为我觉得，反正我说了也没人听。”

客厅里安静了很久。

红梅攥着我胳膊的手松了又紧，紧了又松。孙小军站在阳台门口，背靠着门框，手里转着车钥匙，一圈一圈的。赵德胜低着头，李海涛盯着茶几上的散落文件，周副总的手还搭在我肩上，但已经没了力道。

窗外天黑透了，楼下的烧烤摊开始热闹起来，烤串的香味顺着风飘上来，孜然混着辣椒，腻乎乎的。远处有人放烟花，砰的一声，半空炸开一朵，又砰一声，又一朵。

周副总把手收回去，从兜里掏出一张卡，放在茶几上我手边。

“建国，这是十万。你先拿着。分红的事，我跟财务说了，下周一补给你。”

我看着那张卡，银灰色的，招商银行的，背面还有没撕掉的标签。

“周总，这不是分红的事。”

“我知道。”

“您知道什么？”

周副总叹了口气，重新坐下来，把茶几上散落的文件一张一张捡起来，摞齐，用烟灰缸压住。

“我知道你在公司这十年，干的不止是后勤的活。我知道德胜的项目没有你根本做不成。我知道海涛有时候护犊子护得过了。我知道我欠你一句公道话。”

他抬起头看我，眼睛里居然有点红。

“但我也是没办法。建国，公司是什么？公司就是一台机器，你是螺丝钉，德胜是轴承，海涛是传动带，我是那个开关。开关一动，全跟着转。我也想拧紧每一颗螺丝，可我这手只有两只，拧了这个松了那个。”

我看着他，想起十年前他招我进来那天，也是这样的夏天，也是这样的傍晚。他坐在原来那个办公室的破沙发上，递给我一杯白开水，说：“建国，咱这公司小，但踏实干，以后有你的位置。”

十年了。

那个破沙发早就扔了，换成了真皮的。那个位置呢？

我的位置还在行政部，还在修打印机换水桶。

可今天晚上，他们全都坐在我家的客厅里。

茶几上是十万块钱的卡，旁边是散了一地的验收方案，窗外是烧烤摊的烟火气和放烟花的声音。红梅靠在我肩膀上，头发上的油烟味还没散，孙小军在阳台门口转着车钥匙看着我。

我忽然觉得有点累。

“周一上午九点，”我说，“我去公司，跟甲方开视频会。我手上有完整的企标对接方案，甲方技术部的陈工认识我，我去跟他谈。”

李海涛猛地抬头：“建国……”

“但有一个条件。”

“你说！”

“分红我不要了。十万我也不要。”

周副总皱起眉头：“建国，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离职。”

两个字，像两颗石子扔进水里，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

红梅猛地坐直了，孙小军的车钥匙不转了，赵德胜的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李海涛的烟掉在地上。

周副总愣了三秒，把那张卡往前推了推。

“建国，别冲动。这十万你先拿着，分红下周补给你，再……”

“周总，”我打断他，“我不是在谈条件。我是在通知您。周一我把甲方的事处理完，办离职手续。”

我看着茶几上那摞文件，最上面是赵德胜签字的方案，角落里有一小块水渍，不知道是红梅的眼泪还是我杯子洒出来的水。

“这十年，我认了。但后面还有下一个十年，我不想再认了。”

客厅里的座钟敲了八下，铛，铛，铛。

一声比一声闷。

第4章 往事如茶

那天晚上人走了以后，家里只剩我和红梅。

她把茶几上的外卖盒子一个一个收进垃圾袋，用抹布擦了又擦，玻璃板上的油渍、烟灰、水印全擦干净了，还盯着那块地方看了好一会儿。

“建国，”她背对着我说话，声音闷闷的，“你真想好了？”

“想好了。”

“六千二的工作，说辞就辞？”

“嗯。”

她转过身，抹布攥在手里，指节发白。“家里房贷一个月两千八，儿子课外班一个月一千六，水电物业电话费加起来七八百，还有……”

“红梅。”

我走过去，把她手里的抹布拿下来，搭在水池边。“我明天开始找工作。周一处理完甲方的事，我就去人才市场。”

她看着我的眼睛：“你真不心疼？十万呢，够咱家还两年房贷。”

“心疼。”

“那你还不要？”

“因为那不是我的钱。”

红梅张了张嘴，眼圈又红了，这次没哭出来，只是把脑袋抵在我胸口，闷声闷气地说：“你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太死心眼。”

我搂着她，手在她后背上拍了拍。洗发水的味道钻进鼻子里，是超市打折时买的二合一，一股廉价的花香味。可我觉得好闻，因为这味道我闻了十年。

晚上躺在床上，红梅睡熟了，呼吸均匀，偶尔翻个身。我睁着眼看天花板，水泥预制板上的裂缝从灯座旁边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张歪歪扭扭的地图。

我想起十年前第一次来这家公司面试。

那阵我刚毕业半年，在湛江一家小广告公司干了三个月，老板跑路了，工资欠了两千没结。我揣着简历满大街找工作，走到华远贸易门口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在招行政。

面试我的是周副总，那时候他还不是副总，名片上印的是“业务经理”。他看了我的简历，问了几句，然后说：“你话不多，但条理清楚，我们这小公司不需要话多的人，需要做事的人。”

他给了我一份试用合同，月薪一千八，试用期三个月。

我签了。第二天就上班。

上班第一天，办公室的打印机卡纸了，没人会修，我蹲在地上鼓捣了二十分钟，弄好了。周经理——那时候还叫周经理——从办公室出来看了一眼，说：“行啊建国，有两下子。”

后来办公室所有机器坏了都找我，饮水机没水了也找我，办公用品没了也找我，年会、聚餐、团建、出差订票，全找我。我成了公司的大管家，大事小事都经我的手。

第二年李海涛来了。是我推荐他来的。

那天他给我打电话：“建国，我在广州混不下去了，回了湛江，你那儿有没有什么门路？”

我说：“我公司招人，你要不要试试？”

他来了，面试过了，从业务员干起。我们住一个宿舍的情分还在，下班偶尔一起吃个炒粉喝个啤酒，他跟我诉苦说客户难缠、业绩压力大，我给他出主意，告诉他哪个客户好说话、哪个领导好说话。

第三年他升了主管，请我吃饭。大排档，一打生蚝，一锅海鲜粥，两瓶二锅头。他喝多了，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以后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

我笑了笑，没当真。但那时候我心里是暖的。

第四年他结婚，我帮他布置婚房，贴喜字、吹气球、摆酒席的座位表。婚礼那天我忙前忙后，他敬酒的时候拉着他老婆过来给我敬了一杯：“这是建国，我大学上下铺的兄弟，亲兄弟！”

我喝了那杯酒，替他挡了好几轮敬酒，最后醉得不省人事，还是他老婆叫了代驾把我送回去的。

后来他升了大客户部经理，我们之间就慢慢变了。

他开始叫我“建国”而不是“兄弟”，开始让赵德胜来找我办事而不是自己来，开始在公司会议上说“行政那边要配合好业务部门”，开始在我加班帮他做完方案之后说一句“辛苦了”就走。

我不怪他。位置变了，人就得变。这是规律。

我怪的是我自己。

怪我自己不会说“不”，不会争，不会抢，不会在别人拿走我的东西的时候伸手拽回来。

赵德胜第一次找我帮忙，是帮他做一个客户拜访的PPT。我做到凌晨两点，第二天他拿着PPT去见了客户，客户夸他“专业”，他回来请全部门喝了奶茶，没我的份。

我当时想，算了，一杯奶茶而已。

第二次他让我帮他做一个报价单，我把市场价、成本价、利润空间全给他算清楚了，他拿去报给客户，客户一口答应，他拿了提成五千块，给我发了个两百的红包。

我收了，说“谢谢”。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我开始记不清了。反正他找我帮忙，我从来没拒绝过。不是因为他人好，是因为我这个人不会拒绝。

红梅骂过我：“你帮他做那么多，他分你钱了吗？他请你吃饭了吗？他哪怕说一句‘建国哥辛苦了’也算个人！”

我说：“他叫了。”

“叫一声哥就值十七万？”

我答不上来。

值不值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我不帮他，他可能去找别人。别人不会像我一样把四十多页的标准一条一条看，不会像我一样熬夜做对照表，不会像我一样把每个数字都算三遍。

他需要我。这个认知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点用。

所以我一直没翻脸，一直没撒手。

直到分红名单出来那天，我才明白一件事：在他赵德胜眼里，在我李海涛眼里，甚至可能在周副总眼里，我“有用”，但我“不值钱”。

有用是螺丝钉，不值钱是因为螺丝钉满大街都是。

换一颗螺丝钉，机器照样转。

这是我那天坐在马桶盖上想明白的。想明白之后我就关机了。

关机不是为了赌气，是想试试，这颗螺丝钉如果不在，机器还转不转。

结果我看到了，不转。不仅不转，差点散架。

我翻了个身，枕头上有一根红梅的长头发，我捏起来，在手指上绕了一圈，松开，又绕了一圈。

周一上午九点，我要去公司跟甲方开视频会。

甲方技术部的陈工，四十多岁，戴眼镜，抽烟厉害，说话喜欢敲桌子。我跟他打过三次交道，第一次是两年前，一个很小的项目，我也是帮赵德胜做对接，陈工看了我做的资料，加了句“这个方案不错，谁做的？”赵德胜说“我做的”。我没吭声。

第二次是去年八月，工业园区那个项目启动，陈工来公司开技术交底会，我坐在后面做会议记录。会开到一半，陈工提了个专业问题，赵德胜答不上来，李海涛打圆场说“这个我们回头确认一下”。散会后陈工路过我旁边，看了我一眼：“你是行政的？”

“嗯。”

“刚才的会议记录能发我一份吗？”

“可以。”

我发了，附了一份补充说明，把会上他没说清楚的三点技术细节用括号备注了。

第三次是今年三月，陈工打电话到公司问一个检测数据，赵德胜不在，电话转到了行政部。我接了，报了一组数字，陈工沉默了两秒：“你是上次那个行政？”

“嗯。”

“你懂技术？”

“稍微懂一点。”

他没再说别的，挂了。

就这三面之缘，我要靠这三面之缘去谈一千二百万的尾款。

听起来像个笑话。可我没笑。

因为我心里清楚，陈工要的不是关系、不是面子、不是谁去跟他喝酒称兄道弟。他要的是有人能把他那四十多页的企标一条一条说清楚，能告诉他我们的材料到底哪里达标、哪里没达标、怎么改才能达标。

我做过那个工作。

我能说清楚。

窗外的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惨白的光铺在飘窗上。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开始过那四十多页标准，一条、一条、一条。

跟过去十年一样，我在脑子里把所有事都过了一遍。

然后我睁开眼，侧头看了一眼红梅。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正睁着眼看我。

“睡不着？”她问。

“嗯。”

“我也睡不着。”她把被子往我这边拽了拽，“建国，明天周末，我跟你一起去人才市场。”

“你不是值夜班？”

“我换班了。”

她把手从被子底下伸过来，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小，比我的小一圈，手心有茧，是护士常年换药瓶磨出来的。

“不管你去哪儿，”她说，“我跟你走。”

我攥紧她的手，掌心的茧硌着我的手心，有点疼。

但心里踏实。

第5章 周日早市

周日早上七点，我和红梅出了门。

六月的湛江热得早，太阳刚出来就烤得柏油路面发软，空气里都是咸湿的海风味。我们骑电动车去霞山那边的人才市场，红梅坐在后座，手搂着我的腰，脸贴在我后背上。

“你出汗了，”她说，“昨晚没睡好吧。”

“嗯。”

“我给你带了绿豆汤，在包里，你待会儿喝。”

我没说话，但嘴角往上翘了翘。电动车拐过海滨大道，风灌进领口，把衬衫吹得鼓起来，红梅在后面帮我按下去，手指凉凉的。

人才市场在工人文化宫二楼，我们到的时候才八点二十，门口已经排了二三十号人。红梅从包里掏出两个包子，递给我一个：“路上买的，猪肉白菜，趁热吃。”

我咬了一口，面皮有点厚，馅儿咸了，但热乎的，就着风吃下去，胃里舒服多了。

九点开门，人往里涌。招工摊位摆了四排，电子屏幕滚动着招聘信息，保安拿着喇叭喊“不要挤、不要挤”，声音被电风扇搅得嗡嗡的。

我一家一家看，行政主管、后勤经理、办公室主任、仓库管理，工资四千到六千不等，要求都差不多——三年以上经验、熟悉办公软件、有责任心。我拿了几份申请表，在走廊的塑料椅上坐下来填。

红梅蹲在我旁边，帮我递笔：“这个你写‘熟练’还是‘精通’？”

“熟练。”

“写精通呗，你用了十年Office。”

“写精通万一面试问起来，露馅。”

“你哪会露馅？你Excel都比他们技术部的人用得溜。”

我看了她一眼，她冲我眨眨眼。我知道她是想让我自信点，可我这人就这样，不喜欢把话说满。

填完三份表，交上去，面试官看了我的简历，问了几个常规问题，然后说：“你之前做了十年行政，怎么想到要换工作？”

“想换个环境。”

“工资期望多少？”

“跟原来差不多就行。”

面试官点点头，让我回去等通知。红梅在旁边急了，插嘴问：“大概多久能给消息？”

面试官笑了笑：“这个……看情况，一到两周吧。”

出来的时候快中午了，太阳晒得头皮发疼。红梅拉着我去路边的小店吃了碗牛腩粉，把碗里的牛腩夹了两块给我：“你多吃点，瘦了。”

“你自己吃。”

“我减肥。”

“你一百斤减什么肥。”

她瞪了我一眼，还是把牛腩夹到我碗里。我低头吃粉，汤有点烫，辣油呛嗓子，我咳嗽了两声。

下午我们又跑了两个地方，一个在开发区，一个在赤坎。赤坎那家是做物流的，招仓库主管，面试我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刘，说话利索。

她看了我的简历，问：“你在华远做了十年，怎么突然要走？”

“想换个跑道。”

“跑道？”她笑了笑，“你这个年纪，换跑道成本不低。”

“我知道。”

“那你有什么优势？”

我想了想，说：“我肯学。什么岗位给我，我都能沉下来做。”

刘主管看了我几秒，把简历收进文件夹：“行，有消息通知你。”

从赤坎出来，天已经阴了，海风变凉，眼看要下雨。红梅坐在后座，搂着我腰的手收紧了：“建国，你刚才那句话说得挺好的。”

“哪句？”

“你说你肯学，什么岗位都能沉下来做。你以前从来没说过这种话。”

“以前用不着说。”

“那现在呢？”

电动车拐进巷子，风小了，路两边的芒果树叶子沙沙响，远处有雷声闷闷地滚过来。

“现在，”我说，“不说了不行了。”

晚上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把今天填的所有申请表翻了一遍，在笔记本上记下每家的联系电话和面试时间。红梅在厨房做饭，菜刀剁在砧板上的声音咚咚咚的，规律又踏实。

手机响了，是孙小军打来的。

“姐夫，今天找工作咋样？”

“跑了三个地方，等通知。”

“别急，我上次说的那个仓库，四千五一个月，活儿轻松，你要想来随时来。”

“小军，谢了。我先自己找找看。”

“行，随你。”他顿了顿，“姐夫，昨天的事你别往心里去。李海涛那个人，我姐跟我说了，就是个白眼狼。你帮他那么多，他连个屁都不放。还有那个赵德胜，什么玩意儿，让他滚蛋算了。”

“小军，别这么说。”

“我就要说！你是我姐夫，我不帮你说话谁帮你？”

我笑了笑：“行了，挂了，你姐在做饭。”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雨终于下起来了，瓢泼似的，打在阳台的雨棚上噼里啪啦，楼下的芒果树被风刮得东倒西歪，叶子翻着白边。

红梅端菜出来，看见我在发呆：“想什么呢？”

“想明天。”

明天周一，九点视频会。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又开始过那四十多页标准。

一条一条，一条一条。

像是在心里搭积木，把每个数据、每个参数、每个检测方法都码得整整齐齐，然后从头到尾推一遍，看哪里可能出问题，哪里甲方会揪住不放。

这个习惯我保持了很多年。

以前是为了帮别人做方案，明天是为了救自己。

雨越下越大，天黑得像个锅底。红梅把客厅的灯打开，暖黄色的光照在餐桌上，一盘炒青菜、一碗蒸蛋、一碟子咸鱼，还有一盆冬瓜汤。

她把筷子递给我：“吃饭。”

我接过筷子，夹了一块咸鱼放进嘴里。

咸，齁咸。但是香。

第6章 周一视频

周一早上八点二十，我到公司。

前台小陈看见我，愣了一下：“林哥？你不是……”

“我还没办离职。”

“哦，哦，”她赶紧让开，“周总他们在三号会议室，甲方那边八点四十连线。”

我点点头，没去行政部，直接上了三楼。走廊上遇到财务的小张，她手里抱着一摞凭证，看见我也怔了一下：“林哥……”

“早。”

“早、早。”

她侧身让我过去，眼神躲闪。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整个公司昨天可能都在传——林建国要走了，林建国跟周总拍了桌子，林建国拿了十万块钱走人。

传就传吧，反正我今天来就是办事的。

三号会议室的门开着，周副总坐在长桌一头，李海涛坐在旁边，赵德胜站在窗边抽烟。看见我进来，三个人同时抬起头。

周副总站起来：“建国来了，坐。”

我在长桌另一头坐下，对面墙上挂着一面大屏，屏幕上已经出现了甲方的会议界面，视频窗口里坐着三个人——中间是陈工，左边一个年轻女的应该是秘书，右边一个中年男的我不认识。

八点四十，连线接通。陈工推了推眼镜，看见我出现在镜头里，表情微微变了一下。

“华远这边，今天谁主讲？”

周副总刚要开口，我抢了先：“陈工，我来讲。”

陈工盯着我看了两秒：“你是……行政那个？”

“对，林建国。之前跟您对接过三次。”

“我记得你。”他翻了翻面前的文件，“你今天是代表华远来谈验收的事？”

“是。”

我把面前的笔记本电脑打开，调出PPT，投屏到大屏上。PPT是我昨天下午临时做的，整整三十页，每一页都是对照那四十多页企标做的分析。

“陈工，我先把情况梳理一下。贵方提出的验收不通过，集中在三个点：第一，材料抗压强度检测方法不符合贵方企标；第二，供货批次中的抽检数据与方案不符；第三，质保文件不齐全。”

陈工旁边的年轻女秘书点了点头，在键盘上敲了几行字。

“关于第一点，”我切换到第三页PPT，“贵方企标第三条第五款，对检测方法有明确要求，我公司提交的方案中采用了国标GB/T 17671。但事实上，我们在今年四月三号内部调整过一版方案，将检测方法修改为与贵方企标完全一致，只是由于内部沟通失误，这版方案没有及时提交给贵方。”

陈工的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你意思是你们有符合标准的方案，但没给我们？”

“是。”

“证据呢？”

我调出邮件截图和微信聊天记录的照片，投到大屏上。“这是四月三号下午四点半，我发给项目负责人的邮件，附件是新版方案。这是当天下午四点五十一分，我发给他的微信截图，标注了新旧方案的核心差异。”

陈工往前凑了凑，盯着屏幕看了半分钟，然后坐回去，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新方案呢？现在能发我一份吗？”

“可以。”我点了发送键，“已经发到您邮箱了。”

陈工低头看了一眼手机，确认收到，然后抬头：“第二个问题，抽检数据。”

我翻到第十二页PPT：“关于抽检数据，我方对每一批次的材料都做了内部留样和检测记录。原始数据存放在公司档案室，我刚才已经让人调出来了。”

我从桌下拿出一个文件夹，抽出一沓纸对着镜头晃了晃，虽然隔着屏幕看不清细节，但厚度足够表明我没撒谎。

“如果贵方需要，我可以现场发电子版。”

陈工沉吟了几秒：“电子版发来。第三个问题，质保文件。”

“质保文件齐全。每批材料的出厂合格证、第三方检测报告、物流签收单、现场验收单，全都在。我昨晚连夜整理了一份完整的档案目录，已经发到您邮箱。”

陈工没说话，低头按了按手机。会议室安静了大概半分钟，只有投影仪风扇嗡嗡转的声音。我听见赵德胜在窗边按打火机，啪嗒，啪嗒，按了两下没点着。

陈工抬起头：“林建国，你这些资料，是什么时候整理的？”

“大部分是项目进行中同步归档的，昨天我把缺漏的部分补全了。”

“所以你跟我说，你们公司其实所有材料都达标，只是提交的方案错了，抽检记录没同步，质保文件没及时给？”

“是，流程上的问题。”

“流程问题？”陈工的语气没变，但音量高了一点，“你们知不知道，就因为这个‘流程问题’，我这边的验收报告从合格改成了不合格，工程进度表往后推了两周，上面领导问了我三次什么时候能解决？”

会议室里气压低了下去。

周副总想说话，我在桌下踢了他一脚。

我对着镜头说：“陈工，我替公司跟您道歉。确实是我们的问题，该认的错我认。但材料本身合格，这一点我可以拿十年的行业经验做担保。您要是不放心，我建议贵方再做一次现场抽检，我本人到场配合，全程不遮挡、不回避。”

陈工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桌上。他旁边的中年男低头跟他说了句什么，陈工摆了摆手。

“林建国，”他说，“你这个人有点意思。”

我没接话。

“我跟你们打了三年交道，前两年都是跟你们业务部的人对接，说句不好听的，他们讲的东西我听得云里雾里。只有你，每次你给我的邮件、备注、补充说明，我都看得明白。”

他顿了顿，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

“这样吧，现场抽检是必须的，时间定在这周三上午，你到场。质保文件我已经收到了，我先看。抗压强度那个方案，我这边技术部再审一遍。如果都没问题，验收我可以让一步。”

周副总在旁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李海涛终于开口了：“陈工，谢谢您，谢谢您！”

陈工没看他，看着我：“林建国，周三见。”

视频挂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三秒，然后周副总猛地站起来，走到我身边，在我肩膀上重重拍了两下：“建国，好样的！”

我没笑，把笔记本电脑合上，文件夹收进帆布袋，站起来。

“周总，甲方的事我处理完了。后续现场抽检我会去。但我今天办离职。”

周副总的笑容僵在脸上。李海涛手里的烟掉在地上没捡。赵德胜站在窗边，手里的打火机终于点着了，火苗蹿出来，差点烧到他的指头。

“建国……”周副总的声音沉下来，“事情还没完，周三抽检完了再走不迟。”

“我说了，抽检我会去。办完离职，我以个人身份去。”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说：“周总，我不想再当螺丝钉了。我今天用这十年的东西帮公司解决了一个问题，但下一个问题呢？下下个呢？我不在了，谁来做？赵德胜？李海涛？还是您亲自上？”

周副总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我把帆布袋甩到肩上：“周三上午九点，我直接去甲方那边，不用公司派车。离职手续今天能办就办，办不了我明天再来。”

我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李海涛叫住我。

“建国。”

我停住，没回头。

他声音有点哑：“咱俩……四年上下铺，十年同事。你真要走？”

“海涛，”我说，“你昨天晚上在我家待了两个小时，你问过我一句话吗？问我为什么走、打算去哪儿、有什么困难？你没有。你从头到尾只关心那个项目、那笔钱、那个责任。”

身后没有声音。

“所以别拿上下铺说事了。那都是十年前的事。”

我抬脚走出了会议室。

走廊里没人，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光柱里飘着细细的灰尘，像碎金子一样浮在半空。我穿过走廊，下楼，经过前台的时候小陈叫了我一声，我没停。

走到公司大门口，外面是六月湛江的大太阳，明晃晃的，刺得人睁不开眼。知了在路边的榕树上叫得撕心裂肺，空气里全是沥青被晒化的味道。

我站在门口，掏出手机，给红梅发了一条微信。

“视频会结束了，甲方同意重新验收。我出来办离职了。”

三秒后她回：“我在医院值班，中午回家给你做饭，想吃什么？”

“随便，你做的都行。”

“那我买条鱼，清蒸。”

我盯着屏幕上“清蒸”两个字，笑了。

太阳晒在后脖子上，烫烫的，可我第一次觉得，这大太阳底下站着，还挺舒服的。

第7章 离职风波

办离职比我想的复杂。

人事部的小陈——不是前台那个，是坐办公室的——拿着我的离职申请表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然后说：“林哥，你这个流程得先部门主管签字，再分管领导签字，最后周总签。”

“李海涛在楼上，周总也在楼上。你帮我拿去签。”

小陈为难地看着我：“林哥……要不你自己去？”

“我去了他们不会签。”

“为什么？”

我没解释，直接在申请表上“部门主管意见”那一栏写了“李海涛已阅”，然后签了时间。又拿去找赵德胜——他现在名义上也算个项目组长——让他签了“协作部门意见”。赵德胜手抖着签了，笔迹歪歪扭扭。

最后我拿着表回到三楼，敲了敲周副总办公室的门。

“进。”

我推门进去。周副总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摊着刚才视频会用的资料，他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着的烟，看见我进来，把烟放下了。

“建国，你真决定了？”

“嗯。”

“不再想想？”

“想了一整个周末。想得够多了。”

他叹了口气，靠在椅背上，伸手揉了揉眉心。“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在想，这十年，我到底对你怎么样。”

我没说话。

“你刚来的时候，公司才十几个人，你一个人管后勤，什么活都干。后来公司大了，我本来想让你做行政经理，可海涛说他的业务需要人手，我就把行政经理的位置给了别人，让你继续做主管。”

“我记得。”

“去年年底公司评优，你提名了，但最后选了赵德胜。因为那会儿正是项目关键期，需要鼓励他。”

“我知道。”

“分红的事，”他顿了顿，“是我疏忽了。德胜报上来的是项目组全员名单，我看了，没注意到里面没有你。”

我看着他的眼睛，他很真诚，我知道他是真的愧疚。但愧疚不能当饭吃。

“周总，您不用解释。我理解您的难处，一家公司要平衡太多东西，顾不上我是正常的。”

“建国……”

“但我不干了也是正常的。”

他沉默了很久。窗外的蝉叫得震天响，办公室里空调嗡嗡地吹，他桌上的那盆绿萝我认出来了——是我上个月换的，原来那盆叶子黄了，我去花鸟市场买了这盆新的，三十块钱，自己掏的钱。

“行，”他终于开口了，拿起笔在离职申请表上签了字，“周三抽检的事，你以公司名义去，费用公司出。你的工资发到这个月底，社保公积金我让人给你多交一个月。”

“谢谢周总。”

“还有，”他从抽屉里拿出那张银灰色的卡，推到我面前，“这十万，你拿着。不是分红，不是补偿，是你这十年该得的。你要是不收，我心里过不去。”

我看着那张卡，又看着他。他的眼睛下面有乌青，显然确实没睡好。

“周总，我收可以，但我有个要求。”

“你说。”

“赵德胜的分红，十八万——我听说实际是十八万不是十七万——让他拿五万出来，分给部门其他人。那两个跟他一起跑现场的年轻人，还有帮忙整理资料的文员，都出了力。他一个人拿那么多，不合适。”

周副总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建国啊，你都要走了，还管这些事。”

“我不是管。我是说，您要是想留人，就别让干活的人寒心。我已经寒了，其他人还热着。”

他把卡又往前推了推：“行，这事我来办。卡你收着。”

我拿起卡，放进衬衫口袋里。卡是硬的，贴着胸口有点凉。

“周三抽检的事，我这边准备一份详细的现场方案，下午发您邮箱。到时候我直接去甲方那边，您不用派人跟着。”

“好。”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周副总在后面叫了我一声。

“建国。”

我回头。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给我打电话。”

我点点头，没回头走了出去。

从公司出来的时候十一点二十，太阳已经很高了。我骑电动车回家，路上经过菜市场，进去买了一条鲈鱼、一把葱、一块姜。卖鱼的大姐认识我：“哟，你今天不上班？”

“休假。”

“你媳妇爱吃鱼，我这鲈鱼今天早上刚到的，新鲜得很。”

我称了一条，二十二块钱。大姐利索地刮鳞去内脏，用塑料袋装好递给我。我接过来，塑料袋凉凉的，里面的鱼还在蹦。

回家的时候红梅已经下班了，正在厨房洗米。她看见我手里拎着鱼，接过来说：“还真买了？”

“你不是说想吃？”

“我说说而已，你就真买。”

她嘴上埋怨，手上的动作没停，把鱼冲洗干净，在鱼背上划了几刀，抹上盐和料酒，搁在盘子里腌着。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她忙活，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头发上，有几根白的。她今年才三十三，白头发比我还多。

“红梅。”

“嗯？”

“离职办完了。”

她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切姜丝。“工资发到月底？”

“嗯。社保多交一个月。”

“那还行。”她把姜丝铺在鱼身上，撒了几粒枸杞，上锅蒸。“找工作的事不着急，慢慢来。我前两天算了算账，咱家还有点积蓄，撑个半年没问题。”

“我知道。”

“你别有压力。咱过得了好日子，也过得了紧日子。”

蒸锅冒出白汽来，厨房里弥漫着姜和鱼的味道。我走过去，从背后搂住她的腰，下巴搁在她肩膀上。

“红梅，谢谢你。”

她往后靠了靠，头枕在我肩上：“谢什么谢，两口子说这个。”

“就说一句。”

“行，那就这一句。再多就腻了。”

我笑了，没松手。

鱼蒸好了，红梅淋上热油和蒸鱼豉油，端上桌。我盛了两碗饭，一人一碗，坐在餐桌前，窗外有风从阳台吹进来，凉丝丝的。

吃了一口鱼，嫩，鲜，甜。

“好吃。”

“那当然，也不看谁做的。”

我看着红梅吃饭的样子，忽然觉得，这十年虽然窝囊，但有一件事我做对了——娶了她。

手机响了，我拿起来看，是孙小军发的微信：“姐夫，周副总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劝你别走。我没劝，我跟他说我姐夫有自己的主意。”

我回：“你倒诚实。”

他又发：“我还跟他说，你要是早十年这么对我姐夫，他也不至于走。”

我看着这条消息，没回。

把手机扣在桌上，夹了一块鱼肚子上的肉放到红梅碗里。

“多吃点。”

第8章 周三现场

周三早上八点，我到了甲方公司门口。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栋灰白色的五层办公楼，门口挂着“湛江工业园区建设指挥部”的牌子。保安查了我的身份证，登记了来访信息，放我进去。

陈工在三楼等我。他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铁皮文件柜，桌上堆满了图纸和规范，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

他看见我进来，掐了手里的烟：“来了。坐。”

我坐下，他从文件堆里翻出几张纸递给我：“你发的材料我看了。抗压强度那版新方案没问题，质保文件也齐全。现在就差现场抽检。”

“我带了取样工具，也带了资料。”

“行，走吧。”

现场抽检在工业园区工地，离办公楼三公里。陈工开车带我过去，路上他一直没说话，到了工地才开口。

“你离开华远了？”

“嗯。”

“为什么？”

“干够了。”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工地上的监理和施工方代表已经等着了，陈工跟他们交代了几句，然后让我带路去材料堆放区。

我打开随身带的工具箱，拿出取样器、密封袋、标签纸、记号笔。每一批次的材料堆放位置我都记得很清楚，这是去年帮赵德胜整理资料时记在脑子里的。

“第一批次，三月十五号到的货，放在A区三号位。”

我带他们走过去，从三堆材料中各取了一份样品，装进密封袋，贴上标签，写上批次号、取样日期、取样人签名。

“第二批次，三月二十八号到的货，B区一号位。”

“第三批次，四月十二号……”

一个多小时，我取了十二组样品，每组三份，分别标注清楚。陈工在旁边全程录像，监理签字确认。取样结束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头顶了，工地上没遮没挡的，晒得人头皮发疼。

陈工把录像关掉，收了手机，掏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

“我不抽。”

他自己点上，吸了一口：“你干了十年行政，怎么懂这么多技术上的事？”

“自学。”

“自学？”他挑了下眉毛，“四十多页企标，你没学过工程材料的人，能看明白？”

“慢慢看，一条一条查资料，不懂的打电话问厂家技术员。看多了就懂了。”

陈工盯着我看了几秒，把手里的烟弹了弹灰：“你知道之前跟你们对接的那个赵什么……”

“赵德胜。”

“对，赵德胜。他来了多少次，每次问我‘陈工这个标准什么意思’‘陈工这个数据怎么填’。你是他背后那个吧？”

我没否认。

陈工哼了一声：“我说呢，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懂行的行政。”

他抽完烟，把烟头在水泥墩上按灭：“这批样品我送第三方检测，周五出结果。不出意外的话，验收没问题。你回去等消息吧。”

“谢谢陈工。”

我收拾好工具箱，准备走。陈工又叫住我：“哎，你既然不在华远了，有没有兴趣来我们这边？指挥部缺一个技术资料员，活儿不轻松，但比你那个行政岗有前途。”

我愣了一下。

“工资呢？”

“五千五到六千五，五险一金，双休。”

我沉默了两秒：“陈工，我考虑一下。”

“行，想好了给我打电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上面有手机号。”

我接过名片，放进帆布袋内侧的夹层里。

从工地出来，我骑电动车回家。经过海滨大道的时候，海风吹过来，把衬衫吹得鼓起来，路边的椰子树哗啦啦响。天很蓝，蓝得像一块洗干净的布。

我掏出手机给红梅发微信：“抽检做完了，很顺利。甲方那边有个技术资料员的岗位，让我考虑。”

红梅秒回：“多少工资？”

“五千五到六千五。”

“比你现在少几百，但甲方稳定。你啥想法？”

我想了想，回她：“我考虑考虑。”

“考虑啥？直接答应啊！你傻啊？甲方耶！”

我看着屏幕上的感叹号，笑了。红梅很少用感叹号，她打字跟我一样，平平淡淡的。今天用了三个，显然是高兴坏了。

我没马上回复陈工，想给自己留点时间。从华远出来才三天，我不想慌慌张张又跳进一个坑。技术资料员的活儿听起来不错，但我想先回家，吃顿饭，睡个午觉，好好想想。

电动车拐进小区，门口保安老刘跟我打招呼：“建国，今天没上班？”

“去办事了。”

“你媳妇刚才回来拿了快递，笑得跟朵花似的。”

“是吗？”

“她没跟你说？”

我笑了笑：“她跟我说了。”

把电动车停好，上楼，开门。红梅没在客厅，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音，咚咚咚，比昨天更响。

我换了拖鞋，走到厨房门口：“红梅。”

“嗯？”

“甲方那个活儿……”

她转过身，手里攥着菜刀，眼睛亮亮的：“你想好了？”

“想好了。我先答应他。但我要问清楚具体工作内容、晋升路径、加班情况。不能像以前那样，什么都不知道就埋头干。”

红梅把菜刀放下，走过来抱住我，脑袋埋在我胸口：“建国，你终于会替自己想了。”

我搂着她，闻到油烟和葱花混在一起的味道。

“人总得长点记性。十年够长了。”

第9章 陈工的电话

周五下午，陈工打电话来了。

我正在阳台晾衣服，手机搁在洗衣机上，震得嗡嗡响。我擦了把手接起来，陈工的声音带着点笑：“林建国，检测结果出来了，十二组样品全部合格。”

我悬了几天的心终于落了地：“谢谢陈工。”

“验收报告我周一签，尾款正常走流程。你们周副总刚才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又是感谢又是道歉的，我都替他觉得累。”

我没接话。

陈工又说：“技术资料员那个事，你想好了没有？”

“想好了。我想去，但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清楚。”

“你说。”

“第一，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除了资料整理，还涉及什么？”

“主要是工程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报送，配合监理和施工方做资料对接。你之前做的那个企标分析工作，其实也属于资料员范畴。第二呢？”

“晋升路径。这个岗位做久了能往哪走？”

陈工沉吟了一下：“技术资料员往上可以做资料主管，再往上是项目资料负责人。你要是肯学，还可以往技术管理方向转。说实话，以你现在的水平，直接做资料主管都够了，但岗位编制暂时只有资料员。”

“第三，加班情况。”

“工地嘛，抢工期的时候肯定要加，但不会像你在华远那样一个人扛所有的活。我们这边有规范，加班有补贴。”

“好，我没问题了。”

“那下周一能来报到吗？”

“可以。”

“行，你带身份证、学历证、离职证明来三楼找我，我给你办入职。”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发了会儿呆。楼下有小孩在追着跑，笑声尖尖的传上来；对面楼的老太太在晒被子，拍得砰砰响；远处的天空有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

红梅从客厅探出头来：“咋样？”

“过了。下周一入职。”

她“啊”了一声，拖鞋都没穿就跑过来，一把抱住我：“我就知道你行！”

“轻点轻点，衣服要掉了。”

她松开我，眼睛亮晶晶的：“今天得庆祝一下！我去买菜，买点好的！”

“别买太贵的。”

“今天我做主！”

她风风火火地换鞋出门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道口，低头看看手里的手机，屏幕还亮着，显示通话记录——陈工的名字上面，是周副总今天上午打来的未接电话，我没接。

我点开周副总的号码，犹豫了几秒，回了过去。

“建国？”周副总接得很快，“你可算回电话了。”

“周总，我刚才在忙。验收的事陈工跟我说了，没问题了。”

“我知道，他给我打完电话我马上就打给你了。建国，这次真是多亏了你。”

“应该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你……找到新工作了？”

“找到了。下周一去甲方那边，做技术资料员。”

“甲方？”周副总的声音有点复杂，“那挺好的……比在华远稳定。”

“嗯。”

“建国，”他忽然说，“那个十万，你收了没？”

“收了。”

“那就好。那笔钱是我个人给你的，不是公司的。你以后有什么难处，随时来找我。”

“谢谢周总。”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揣进裤兜，继续晾衣服。衬衫、T恤、红梅的护士服，一件一件抖平，用衣架撑好，挂在晾衣杆上。

风从阳台外面吹进来，衣服轻轻摆动，阳光在湿布料上闪出细细的光。

我想起十年前第一次见周副总的那天，也是这样的阳光。他递给我一杯白开水，说“踏实干，以后有你的位置”。那时候我信了，踏踏实实干，一干就是十年。

现在回头想，那个位置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挣的。

红梅回来的时候拎了一大袋子菜，有虾、有排骨、有西兰花，还有一瓶红酒。她把东西放在厨房地上，喘着气说：“今天做大餐！你等着！”

我走进厨房帮她洗菜，水池里的水哗哗流着，虾壳在手里凉凉的。她系上围裙，锅铲抡得虎虎生风，油锅滋啦滋啦响，香味很快就飘满了整个厨房。

“建国，”她一边炒菜一边说，“那十万块钱，你打算怎么办？”

“存着。”

“存定期？”

“活期吧，万一急用。”

“行。剩下的咱慢慢攒，儿子上初中之前把房贷还一大半。”

“嗯。”

她回过头看了我一眼：“你咋不问问赵德胜那边咋样了？”

“他咋样了？”

“我听小军说，周副总让他把分红拿出来分给部门的人，他不愿意，跟周副总吵了一架。后来李海涛去找他谈了一晚上，今天上午他同意了，拿了六万出来分。”

“六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