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数学家引发的科学狂欢，怎样改变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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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月，《人民文学》发表了作家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一个月后《人民日报》用三个整版转载。一时间，洛阳纸贵，不管是不是文学爱好者，到处都是抢购杂志、街谈巷议的人群。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既非影视明星，也不是体育冠军名流显贵，而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数学家。

这篇当时的超级爆款，就是《哥德巴赫猜想》，主人公叫陈景润，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曾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

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是皇冠上的明珠。

陈景润就是全世界离那颗明珠最近的人。

在那个充斥了太多沉闷平庸的年代，陈景润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存在：性格内向，体弱多病，“文革”中被批判的书呆子，却在一间六平米的锅炉房里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将困扰数学家两百多年的数学难题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了那个时代最具想象力的传奇故事。

徐迟的报告文学问世后，陈景润一夜间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个已过不惑之年的数学家，成为全国青年男女的偶像。

他每天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成百上千封来信，姑娘们写来的上千封情书，装满了麻袋。哪怕写成“陈井运同志收”，或者干脆没没写收信地址，邮局也能将来信送到他手中。

他被邀请去全国各地讲座，很多人听不懂他口音极重的普通话，但报告会场场爆满。无数青年慕名而来，在笔记本上郑重写下：“学习陈景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攀登科学高峰。”

人们什么事都写信找他，从衣食住行到两地分居。英国路透社评论，“有一名中国数学家，在中国已被提高到民族英雄的地位”。

科学家成为人们最向往的理想职业，孩子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会铿锵有力地回答：“长大要当科学家！” 科学家的故事成为当时报纸的热门，很多城市的女孩子都希望找科技人员作为人生伴侣。

一篇《哥德巴赫猜想》，唤醒了一代人。

02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陈景润与老师华罗庚，同一众国家领导人坐上了主席台。

陈景润与邓小平握手

这是动乱年代后的第一次科学盛会，五千多名科技界代表参加了开幕会，年纪最大的90岁，最年轻的只有22岁，他们会上相逢，百感交集，“哽咽不能语，唯有泪千行”。

在主席台就坐的除了各部委领导，还有一串熠熠生辉的名字：王淦昌、华罗庚、苏步青、茅以升、钱学森、童第周……

86岁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身体不适，是被人推上主席台的，他坚持参会，还亲自写了讲话发言稿，里面说“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因为这句话，这次大会后来被称为“科学的春天”。

开幕式后，邓小平发表讲话，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提纲挈领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谈及知识分子，邓公讲道：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句今天看来平平无奇的话，在当时却无异于平地惊雷。在这句话说出来之前的很多年里，知识分子一直是“臭老九”，是要批斗和改造的对象。

台下很多人都哭了，中国农科院院长金善宝哭着说，我 82 岁了，从今天开始要当 28 岁来过。

44岁的物理学家陈佳洱热泪盈眶。1966年从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归国后，他在北大进行重离子加速器研究，却很快被席卷而来“文革”波及。他被批斗，被下放到外地养猪、种地、修铁路，以为“这辈子再也不搞加速器了”。

在会上，听到“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禁锢粉碎了，陈佳洱激动得难以自已。

这些改变并非没有阻力。有人对邓小平的讲话稿提出异议，“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应该谈一下嘛！” 起草小组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回复：“一个字都不要改！”

科学与常识回归人们视野，尽管过程一波三折。

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在医院照顾因病入院的妻子时，在医院走廊构思完成了一篇文章。投稿后，他对一个好哥们儿说，“我坐牢你要送饭”。

1978年5月，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在当时的中国如一声炸雷，引发激烈讨论。这篇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看后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回望那个春天，万物苏醒，生机勃勃，确乎是一个新的开端。

邓小平主持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站出来，在会上痛陈过去埋没人才的做法，强烈呼吁马上进行招生改革。

那时候时间已经是8月，高校招生通告刚刚送出，仍然延续过去推荐上大学的做法，但大家急不可耐，都觉宁可今年晚两个月招生也要改。

邓小平问教育部长刘西尧立刻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刘西尧回答：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马上指示：“来得及就（把报告）追回来。”

570万多人参加了这次高考，最终27.8万人被录取，录取率4.7%。无数个体命运的轨迹，自此改变。

1978年春，北大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03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乘坐日本新干线。

1964年便已开通的新干线铁路，时速200公里，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快速铁路系统。有日本记者问邓小平感受如何，他回答: “就感觉到快，有催人快跑的意思。”

邓小平乘坐新干线

急着向前赶路，弥补落下的课，是那个时代上上下下最普遍的心态。

不急是不可能的。

1978年，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总理谷牧带队，选派主管经济的高级干部出访欧洲。组团完成才发现，20多人中只有两人出过国，即便是机械部长这样的高级官员，竟然也是第一次出国。

在欧洲，他们被国外的发达程度震惊的无以复加。

谷牧在一家德国企业考察

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只有2000名职工，年产煤5000万吨，而国内同样规模的煤矿要16万名工人，效率相差80倍。法国一个钢铁厂年产钢350万吨，职工7000人，而国内武汉钢铁公司有6.7万工人，产量还不如人家。

在大众汽车公司，考察团见识到了什么才是现代化的汽车工业：先进的生产设备，训练有素的工人，流水线上排队装配的崭新汽车，让他们想起国内仍处于作坊式生产的车间。大众的一间工厂，每天下线的汽车就有1000辆，相当于中国一年的轿车产量。

总设计师那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没问世，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见识到了先进科技带来的惊人生产力。

震惊之下，代表团问驻外使馆人员：“长期以来，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对方回答：“不敢讲。”

出国前脑子里想的是正在腐朽没落的西方，我们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眼前看到的却是现代化的城市、先进的工厂、繁忙的交通、生活富足的普通人，让建设了半辈子社会主义的他们五味杂陈。

王震副总理后来访英，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约占全国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拥有私人住宅和小轿车，每年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感慨。

那个时代，对于国内大部分普通人来说，毕生的梦想不过是拥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北京街头是自行车的天下，西方媒体称中国为“自行车王国“，听起来有种学霸称赞学渣体育好的感觉。

北京，一对骑着自行车的情侣

考察团回国后，在大会堂向最高层领导汇报，从下午3点半一直开到晚上11点，听者无不动容，大呼“石破天惊”。邓小平当即拍板学习西方，引入先进技术。

好在历史的车轮一经启动，就没有再停下。许多未来的种子，在那时被埋下。

04

1978年，来访的美国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带给中国一份特殊的礼物——1克重的月岩标本，是1972年阿波罗17号飞船从月球采集而来。这份月岩研究的重任交给了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欧阳自远。

时年43岁的欧阳自远被急调入京，小心翼翼地取了0.5克做研究，另外0.5g则被珍而重之地放置在北京天文馆，“仅研究这0.5克石头，我们一共发表了14篇论文。”

那时只能抬头仰望星空的他，四十年后将成为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中国人自己的“嫦娥一号”飞向月球。

欧阳自远

一名34岁的工程兵，因为一项发明被推荐参加科学大会，听到陈景润等人的报告被感染的泪流满面，几年后他转业下海，后来创办了一家公司，名叫华为。

这一年，叶永烈创作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版就销售了一百六十万册。在山西阳泉，一个叫刘慈欣的的初三学生读到后大感兴奋，继而跃跃欲试，尽管他第一篇作品没有被录用，却从此打开了想象力的大门。

三十年后，刘慈欣写出《三体》，“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水平提升到世界级水准。”

那是属于科学家的时代，人们坚信知识改变命运。新华书店永远人满为患，出版社出书，不管什么类型的书，上架后总能快速售空。

05

1996年，陈景润去世。三年后，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为纪念他，将7681号小行星更名为“陈景润星”。

2013年，陈景润诞辰80周年，他生前最后一份手迹出现在一个小型拍卖会上。收藏家王金昌一早前往等待，不料无人争拍，他很容易便拍到手。

中午参加朋友家宴时，他向朋友兴奋展示，不料席上年轻人不屑一顾，“以为是地摊捡来的破烂”。王金昌问：“你们知道陈景润吗？“年轻人指指电视，几乎异口同声：“我们只知道陈奕迅，不知道陈景润。”

电视上，陈奕迅、章子怡等导师正率领一众歌手互相PK，运筹帷幄谈笑风生，一时风头无两。

四十年斗转星移，转眼已是换了人间。这个时代的投影，又将注解怎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