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宰相军事出使有41次领兵作战，担任行军统帅与安抚大使

通过对于各类史料及著作的查阅，共统计出唐前期宰相出使约为72次。唐前期宰相出使在任务、频率上有较大差别。为了对唐前期宰相出使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现将唐前期宰相出使的情况进行统计，并据此对唐前期宰相出使的类型进行划分，便于在后文对唐前期宰相出使进行分类研究。

唐前期宰相出使的各个事例，除几例宰相出使任务不明外，史籍大多记载了其出使使命。为便于研究，可依据出使性质的差异，宰相出使分为两种不同类型。

首先是军事出使。这类宰相出使所处理的事务均与军务有关。依据具体任务的差异，可将宰相军事出使分为领兵作战与其他类型军事出使。领兵作战亦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行军制下宰相统兵作战，包括担任行军大总管与行军总管，如李靖担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担任积石道行军总管等。二是担任安抚大使统兵作战，如李勃担任灵州道安抚大使、姚瑞担任榆关道安抚副大使等。非领兵作战出使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包括担任幕僚、劳军与设置军镇。

其次是非军事出使。唐前期因为水旱灾害及监察的需要，曾多次遣宰相出使赈济、监察地方。这类出使也可分为监察出使与安抚出使两种。监察出使，包括李靖、褚遂良担任黯陆使巡察诸道，刘祥道担任关内道巡察使等。安抚出使，包括狄仁杰、苏环出使安抚河北，纪处呐、岑羲、张嘉福分道安抚关内、河南、河北等。此外，宰相非军事出使还有几例较少见的情况，如外交方面，裴寂出使突厥；礼仪方面，宋憬、苏挺出使祭祀古帝王。

唐前期宰相出使是指武德元年至天宝十四载期间，宰相离开京城，前往地方处理一些具体事务的现象。宰相出使由来已久，从西汉至隋朝，宰相出使经历了一个数量逐渐增多，类型逐渐丰富的演变历程。唐前期宰相出使次数众多，约为72次。按照出使性质的差异，唐前期宰相出使主要可以分为军事出使与非军事出使两类。

唐前期宰相军事出使最常见的形式就是领兵作战，统计有41次。因为具体情况不同，宰相领兵作战可分为担任行军统帅与安抚大使两种类型。

宰相担任行军大总管概述

唐前期宰相担任行军大总管共25次(包括刘仁轨出任挑河道行军镇守大使与狄仁杰出任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占行军制下宰相领兵作战的78. 1%，是宰相担任行军统帅最常见的现象。孙继民先生依据战争爆发的先后，将行军分为进攻型行军与防御型行军两种。唐前期在不同时期、不同军事战略下，宰相出任行军大总管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仪凤以前，宰相出任行军大总管多是进攻型行军，仪凤以后，宰相出任行军大总管多是防御型行军。

至贞观三年，饥谨才有所缓解。同年，太宗以李靖为兵部尚书，并以张公谨为李靖副手，将进攻突厥提上日程。

李靖征讨突厥经历了两个阶段。贞观三年(629)八月，太宗以李靖为代州道行军总管，先对突厥附庸发动试探性进攻。此战之后，突厥内部分裂更加严重，侯斤九人率三千骑来降，同时铁勒九姓拔野古、仆骨、同罗与奚等首领来朝。颇利可汗大惧，退保铁山。为防止唐军趁势大举进攻，颇利遣执失思力出使长安请和，计划等到草青马肥之际逃回漠北。

唐朝派遣的招抚使者到牙帐后，颇利放松警惕，李靖趁机加速进军，发动奇袭，颇利败走，最终为西道行军总管张宝相所擒。

侯君集担任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也是较为典型的一次进攻型行军。唐初，唐与高昌之间关系十分融洽，唐太宗将高昌视为在西域的耳目，“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以奏闻”。但高昌与唐的友好交流持续的时间不长，随着西域与唐交流的商路由高昌转向焉者，引起高昌王鞠文泰的不满。并且鞠文泰以为唐与高昌相聚甚远，而唐朝经过多年战乱，陇右凋敝，不能支持大军前来讨伐，因此逐渐与西突厥勾结，“约有急相助”。

此后两国一同进攻依附于唐的伊吾、焉者诸国，阻断西域诸国与唐交流，并试图拉L薛延陀，共同对抗唐王朝。此时太宗正为薛延陀的壮大感到担忧，如果使高昌成功连结西突厥与薛延陀，唐西部、北部边境压力会大大增加，因此必须对高昌采取军事行动。

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太宗以宰相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统领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彻、左屯卫将军姜行本、左晓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左武卫将军牛进达、右晓卫将军萨孤吴仁、左领军将军契芬何力等，率唐军及突厥、契芬等部落步骑数万以击高昌。并“召山东善为攻城器械者，悉遣从军。”经过一年的行军作战，侯君集平定了高昌，西突厥也慑于唐军的军事压力，“惧而西走千余里，叶护以城降。”高昌联合西突厥、薛延陀的战略破产。唐在此地设置西州，直接纳入中央管辖。

仪凤以前，李勃等宰相多次担任行军大总管进攻高句丽、新罗、百济等政权，包括李勃三次出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张亮出任平壤道行军大总管，任雅相出任江道行军大总管，刘仁轨出任鸡林道行军大总管等。

高宗统治中后期，边境局势开始恶化，仪凤以后宰相出任行军大总管多是防御型行军。龙朔、麟德年间，吐蕃进一步蚕食吐谷浑，唐正忙于征讨辽东，对于吐谷浑的求援“未为与夺”。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陷安西四镇，高宗意识到吐谷浑作为唐蕃缓冲地带的重要性，同年八月，高宗任命薛仁贵为逻婆道行军大总管讨伐吐蕃，护送吐谷浑回归青海。结果唐军兵败大非川，吐谷浑尽没。吐蕃占据青海后，随即在当地设立军政机构一一“千户”。有了东进的跳板，入寇更为频繁，，边境地区的当、悉等羁摩州也因其强盛纷纷投靠。相反，唐在西部边境并无牢靠的军事基地，在与吐蕃的对峙中处于下风。

唐初为镇守西部边境，己在陇右设置了诸如赤水军一类的军镇，但数量很少，兵力也不足。仪凤二年(677)，为应对吐蕃频繁入寇，唐王朝一面扩大旧有驻屯军队的规模，如将贞观三年(629)设置的静边镇扩编成积石军，一面又设置了河源等新的军镇。同年八月，高宗以宰相刘仁轨为挑河道行军镇守大使前往挑河军镇守。

此时高宗面临无将可用的窘境。高宗曾感慨，“李勃己后，实无好将。”当时能够统御大军的高级将领只有刘仁轨，此时刘仁轨己经因“老病日侵”致仕，但因薛仁贵兵败大非川，高宗只得再度起用刘仁轨。不久，高宗又以宰相李敬玄为挑河道行军大总管代替刘仁轨。

李敬玄为挑河道大总管还检校州都督，并担任了军镇长官，统领陇右其余军镇，“为河源道经略大使，诸军取其节度”，赤水军等皆归其统辖，显然高宗预计战事会持续较长时间。此外，两人此次出使，是唐吸收以往出征时“既无备豫，颇丧师徒”的教训，尝试在陇右大规模设置军镇，并以此为基地进攻吐蕃。因此刘仁轨与李敬玄出使肩负有镇守与行军作战两个任务，故刘仁轨担任的是“行军镇守大使”，李敬玄除挑河道行军大总管外，也有“河西镇抚大使”的头衔。刘仁轨出征后，高宗下诏在河南、河北招募猛士，前往陇右作战。至此，高宗己在陇右部署了不下十八万兵马。

吐蕃对此战也极为重视，遣论钦陵率军前往青海与唐军作战。不久，李敬玄率赤水军大使刘审礼等与吐蕃战于青海之上，李敬玄畏敌，致使刘审礼兵败被俘，依靠部将黑齿常之夜袭，才最终击退吐蕃，逃回州。青海之战后，高宗决定暂时积蓄力量，以图再战。调露二年(680)七月，吐蕃入寇河源，李敬玄与之战于涅中，唐军再败。高宗提升黑齿常之为河源军使，诏李敬玄后撤，作为黑齿常之的后援。两次兵败后，李敬玄畏惧吐蕃的军事压力，高宗方才批准李敬玄的请求。

唐高宗末期，唐朝边境形势进一步恶化。北部单于都护府内先后爆发了阿史德温傅、奉职与阿史那伏念两次叛乱，但均被镇Y。永淳二年(683)，骨咄禄再度反叛，突厥成功复国，突厥在骨咄禄及其继任者默嚷的领导下，实力逐渐增强。经过长期经略，突厥重新控制了铁勒九姓与契丹，实力大增，默嚷还向唐请和，求取财物，以扩充实力。至圣历元年(698)，突厥拥兵四十万，吐蕃也在高宗后期崛起。

武则天临朝后，边境危机大大加深。宰相频频担任行军大总管应对突厥、吐蕃入寇。为收复四镇，武则天先后派宰相韦待价、岑长倩担任行军大总管前往收复四镇，但均未成功。

其后，吐蕃又进攻陇右，河西走廊狭长，易于攻破，武则天又遣宰相王孝杰担任肃边道行军大总管前往抵御。自圣历二年至长安二年，宰相魏元忠先后五次担任行军大总管应对突厥、吐蕃入侵。

久视元年(700)八月，武则天以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州大总管，前往接应降唐的论赞婆。同年十一月，魏元忠又转为萧关道行军大总管。

唐前期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行军大总管一一“行军副元帅”，这种行军副元帅与行军大总管名号虽有别，性质却相同。高宗以后，亲王为行军元帅不再出阁。圣历元年，为抵御突厥入寇，武则天以皇太子充任河北道行军元帅，不出阁，另以检校纳言狄仁杰担任副元帅领兵出征，并授予便宜行事权。狄仁杰虽是副元帅，但因为皇太子不出阁，狄仁杰是实际上的行军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