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兵六十万，死后凑不出丧葬费：他是民国最被抹黑的将领

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很少有人像汤恩伯这样，身上的标签如此统一、如此持久、如此不容分说。

"水旱蝗汤"四大害之一。"卖师求荣"，"中原王"横征暴敛。"常败将军"这四顶帽子，任何一顶都足以让一个历史人物永远翻不了身。汤恩伯却四顶全戴上了。但如果我们翻开原始档案，他可能是民国军事史上最被抹黑的人。

1937年8月，全面抗战爆发刚一个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叫嚣"三天拿下南口"。汤恩伯以第7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率第13军等部迎敌。对手是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和东条英机的关东军兵团主力，日军7万，汤部6万，装备差距更大。

这一仗打了18天。1937年《解放》周刊的短评写道：南口之战"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汤恩伯因此被舆论誉为"抗日铁汉"。

太原沦陷后，山西全线溃败，阎锡山手中已无一兵一卒可以阻挡日军。汤恩伯奉命率尚未组建完毕的第20军团连夜驰援，在子洪口设伏击退日军追击，随后孤军坚守，为第2战区各部争取到重新布防的窗口。有人评价："子洪口之捷稳定了晋南战局，如失守，则山西在1937年就将陷于敌手，如此陕、甘危矣。"

然后是台儿庄。1938年3月，日军濑谷支队沿津浦路南下直扑台儿庄，李宗仁的作战计划分两步：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死守台儿庄，诱敌深入；汤恩伯的第20军团潜行南下，从侧背包围歼灭。这个计划的关键在汤恩伯——他手下3个军5个师，配属德制重炮，是国军当时最精锐的机动兵团。4月6日，汤恩伯的第20军团与孙连仲部形成内外夹击，日军濑谷支队腹背受敌，全线崩溃，遗尸遍野。矶谷师团主力被歼灭，残部万余人突围窜往峄县闭城死守。

可以说1937年至1941年间，汤恩伯是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核心主力。华北日军将他列为"天字第一号大敌"，其情报部门对汤恩伯兵团所辖每个师均评定为"甲等"战斗力。

这样一个将领，后来怎么就成了"水旱蝗汤"？

抗战时期，汤恩伯掌兵几十万，管内乡、淅川、叶县一带，被称为"豫西王"。同一时期，杜聿明在东北收金条，王耀武一边打仗一边开公司做生意，蒋鼎文在洛阳搜刮民脂民膏，阎锡山在山西经营了几十年的家族产业。这些都有档案可查，有当事人的回忆录佐证。

汤恩伯呢？

他的老部下、曾任第85军军长的吴绍周晚年写了一篇长文，里面提到一个细节："他家里不置产业，在各大都市不买洋房，国内外各大商埠也没有他的企业。"汤恩伯常对人标榜"经济公开，廉洁守法"，在军中与士卒同甘苦，身上的军服总是拼凑而成、灰黄色不一，士兵们叫他"火夫头"。

这话听起来像是作秀，但看看他晚年的结局，就知道这不是作秀。

1949年退到台湾后，汤恩伯被蒋介石扔在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闲职上，没有兵权，没有实权，也没有灰色收入。他在台北锦州路的住所是公家宿舍。据200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上将汤恩伯》一书记载，他因为没钱，生病后只能在镇上的小诊所做盲肠手术。后来确诊十二指肠肿瘤，本想赴美治疗，费用太贵去不了，只能选择相对便宜的日本。

1954年，他在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医院动了三次手术。第三次手术前，他已经付不起医疗费了。最后是胡宗南出面，帮他向蒋介石申请了3000美元救命钱。

钱还没送到，人已经没了。

1954年6月29日，汤恩伯死在手术台上，终年55岁。

然而有人说，不贪的人，未必不赌。

民国军界，贪和赌往往是孪生兄弟。但汤恩伯在这个问题上，干净得近乎偏执。

他身边多个老部下回忆，汤恩伯平生最恨赌博。有一次部下私下推牌九，被他撞见，当场掀了桌子。此后他管辖的部队里，再没人敢公开聚赌。

同期将领。蒋鼎文在洛阳留下了"打牌通宵"的记录，顾祝同的牌局是南京军政圈的常态，阎锡山在山西的宅子里麻将声日夜不歇，甚至白崇禧也有通宵打牌的习惯。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

汤恩伯没有。

他的个人爱好是书法和听京剧。他喜欢梅兰芳的戏，三个女儿分别取名谷梅、谷兰、谷芳，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京剧大师。他把自己的三件宝贝定义为"香烟、汽车、战马"，除此之外，不吝与人分享。

一个把香烟和战马当宝贝、把全部精力花在治军和钻营上的人，确实没有心思也没有兴趣在牌桌上消磨时间。

汤恩伯身上的争议，最大的转折点发生在1944年。

这一年发生的豫中会战，不仅是他军事生涯的分水岭，也是他被钉在耻辱柱上的起点。但在这场溃败中，有一件事被大多数人忽略了。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豫中会战爆发。38天，丢失38座城市。第一战区40万大军被不到20万日军击溃。蒋介石在重庆气得一个星期寝食难安，两眼发赤，逢人便骂。

事后追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双双被撤职。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细节：蒋鼎文是正职，汤恩伯是副职。按照正常的军事指挥体系，第一战区的作战部署、兵力调配、战略决策，第一责任人是蒋鼎文，不是汤恩伯。

事实上，中原会战的失败，蒋鼎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临战时对敌情判断严重失误，以为日军不会贸然进攻；他手中无可用之兵，据他自己的检讨报告，"当时战区所能控制部队，唯一0六师而已"；他甚至在战前召开军事会议，建议大家把军官眷属和笨重行李准备好，一旦情况有变就转移——这等于提前给全军注入了失败主义情绪。

然而，战后舆论几乎把所有的炮火都对准了汤恩伯。河南省参政会把他列为第一罪人，有参政员甚至要求"枪毙汤恩伯以谢国人"。

面对这种局面，汤恩伯做了一件在那个年代的官场里几乎不可思议的事：他对外声明，"兵败主将责，与参谋长、各军长无干。"

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结果是：他自己被"撤职留任"，戴罪立功；而他麾下的将领们安然无恙。出了事推给下属是几千年来的官场套路，他反着来——锅自己背，官大家升。

这不是作秀。如果他真的想推卸责任，以他"中原王"的权势和蒋介石对他的宠信，完全可以编出一套说辞把责任推给蒋鼎文或其他人。但他没有。

然而，豫中溃败毕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而比军事失败更致命的，是那个跟了汤恩伯八十年的民谣——"水旱蝗汤"。

这四个字几乎是汤恩伯的墓志铭。所有提到他的文章，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四个字甩出来，然后义正辞严地批判一番。

但如果我们仔细追溯这个民谣的起源，会发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和汤恩伯，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关系。

1938年6月，花园口决堤。黄水横冲豫东、豫北，全省出现严重水灾。同年，河南又遭遇旱灾和蝗灾。"水、旱、蝗"三灾的说法，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而1938年这个时候，汤恩伯的部队在哪里？

他的第20军团刚参加完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正在向河南南阳转移整训。他的部队主力还在行军途中，根本没有在豫东、豫北驻扎，更没有参与对当地百姓的征粮和搜刮。当时在河南负责防务的是商震的第20集团军等部队序列。

换句话说，"水旱蝗汤"这个民谣最初出现的时候，汤恩伯的部队还没到河南。

那么"汤"字最初指的是什么？

在豫西和豫南方言中，"趟将"（tàng jiàng）是对土匪的称呼。当地人说"那座废弃的山寨曾是当年趟将盘踞的地方"，意思就是土匪盘踞的地方。河南民间在1938年之后流传的"水旱蝗趟"，原本说的是水灾、旱灾、蝗灾和土匪——这四样才是当时河南百姓面临的真实困境。

后来，"趟"和"汤"因为发音相近，在口耳相传中逐渐混同。而汤恩伯的部队恰好在这个时期大量进入河南，加上他收编了一些纪律较差的杂牌武装，军纪问题确实存在，于是"趟将"就被悄然替换成了"汤"。

一个民谣的谐音演变，就这样把一个人与天灾并列，变成了盖棺定论。

当然，汤恩伯在河南期间确实存在军纪问题，这一点不能回避。但他直属的核心部队——第13军、第85军——是经历过南口、台儿庄洗礼的精锐，军纪相对严整。一个军纪败坏的部队，不可能在正面战场打出那样的战绩。

出问题的，是他收编的大量杂牌部队和土匪武装。这些部队纪律松散，在河南各地横行无忌，百姓分不清谁是谁，所有账都记在了汤恩伯头上。

这就好比一个公司的CEO，因为并购了几家管理混乱的子公司，结果子公司的所有丑闻都算到了他头上。

最后一个黑点，也是汤恩伯一生最大的道德污点：出卖恩师陈仪。

这是整件事里最复杂、也最容易被简单化的一段。

1949年1月，浙江省主席陈仪派外甥丁名楠持亲笔信到上海，交给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陈仪手中只有几个保安团，但他自信汤恩伯会听他的——因为汤恩伯的整个军事生涯都是陈仪一手栽培的。留学名额是陈仪争取的，学费是陈仪出的，第一份工作是他安排的，连婚姻都是他介绍的。汤恩伯甚至为了感恩陈仪，把原名"克勤"改成了"恩伯"。

信中要求汤恩伯"开放长江若干渡口，迎接解放军过江"，并附了一份条件清单：释放政治犯、停止修筑工事、保护公物、改编部队、取消战犯名义。

面对这封信，汤恩伯陷入了绝境。

如果他答应陈仪，开放江防——他手上25万部队负责的是长江下游最后一段防线。一旦江防崩溃，不仅蒋介石会成为阶下囚，江南百万军民的撤退窗口也将彻底关闭。更现实的问题是：他的25万部队不可能全部跟他走，内部必然分裂，整个防线瞬间解体。

如果他替陈仪隐瞒——这封信一旦落到保密局毛人凤手里，不仅陈仪必死，他自己也会被扣上"通敌"的帽子。25万部队群龙无首，后果不堪设想。

汤恩伯选择了第三条路：他把信扣下，先找顾祝同等黄埔系高层商量。众人一致认定，"此事已非私人师生情，而是全军生死"。告密不是汤恩伯个人的"卖师求荣"，而是整个黄埔系高层的共同决定——在那个时间节点上，任何一个坐在汤恩伯位置上的人，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他把信交给了毛人凤，转呈蒋介石。陈仪随即被免职、软禁。

但这不是故事的结尾。

陈仪被捕后，汤恩伯做了一件事：他向蒋介石提出先决条件——不能处死陈仪。蒋介石当时答应了。

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汤恩伯为救陈仪四处奔走。他找政学系首领张群，找其他能说话的人，甚至请求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不仅不见他，还提出一个更残忍的条件：要汤恩伯亲自处决陈仪，以此证明他"大义灭亲"。

汤恩伯坚决不干。

1950年6月7日，汤恩伯致函蒋介石，再次为陈仪求情。信中说："职与其有师生之谊，揆诸我国传统道德，应尽私情于后，伏恳钧座，念其七十暮年，曲予矜全，以终残生。"

蒋介石只批了一个"阅"字。

11天后，1950年6月18日凌晨，陈仪在台北被枪决。

汤恩伯在家里为陈仪设了灵堂，每天晨昏祭奠，对着遗像痛哭。蒋介石听说后，派人命令他把灵位拆掉。汤恩伯被迫照做。

此后，他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妻子王竟白是陈仪的义女，得知养父被处死后，与汤恩伯产生裂痕，最终带着三个孩子去了美国，再也没有回来。

一个出卖恩师的人，会为恩师设灵堂、哭到不能自已、与妻子决裂？

如果这是"卖师求荣"，那这个代价也太大了。

汤恩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贪恋权势，在河南大量收编杂牌武装导致军纪败坏，豫中会战的溃败他有不可推卸的指挥责任，出卖陈仪的决定更是他一生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

他不贪——掌兵数十万，死时家里凑不出丧葬费。他不赌——同期将领中罕见的清白记录。他不推责——豫中溃败，他一个人扛下所有处分，保护了麾下将领。"水旱蝗汤"——一个民谣的谐音讹传，被当成了盖棺定论。"卖师求荣"——一个被逼到墙角的集体决策，他为此付出了家庭破裂的代价。

1954年6月29日，汤恩伯死在日本东京的手术台上。55岁。

蒋介石听到消息后，只说了四个字："死了也好。"

于右任的挽联写的是："南口余威思大将，东方再造失长城。"何应钦的挽联只有四个字："国失干城。"

历史不负责替谁翻案，但它至少应该允许我们把事实摊开来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