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在河北地区，为何宋时轮发展不顺，而徐向前部却兵强马壮？

1938年深秋的一天，在平西斋堂一带的山路上，一支部队正在行进，没有人说话。

他们是刚从冀东撤下来的抗日联军部队。出发时浩浩荡荡的队伍，到这里只剩下几千人。队伍里的人多半没有武器，衣服破了，鞋子烂了。有人走不动倒在路边，就再没有起来。带队的是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他骑马走在队伍中间，很长时间都没有开口说话。

同一时间，河北南部平原上，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刚开完一场群众大会。会后老乡下田抢收麦子，部队的战士也在人群里帮忙干活。远处据点的日军不敢轻易出动，汽车只要开出公路，轮子就会陷进横七竖八的深沟里。

这是1938年秋天的河北。东部和南部只隔着几百公里，却是两重天地。

宋时轮策应的冀东大暴动曾经声势震天，席卷二十多个县，拉起近十万人的队伍。这股洪流只撑了几个月就散了。而在冀南那片无险可守的平原，徐向前反而扎下了根，成了日军吞不下去的硬骨头。

同一时期，同一大区，都是共产党的部队，带队的都是身经百战的将领，可结局为何完全相反。这个问题，得从两位指挥员各自的经历和选择说起。

宋时轮在1937年秋天就证明过自己的指挥能力。

那年9月，他率领的雁北支队从八路军第一二零师抽调出来，只有不到一千人。任务是北出长城，到雁门关以北的敌后去搅乱日军运输线。

雁北的冬天来得早，部队出发时还穿着单衣，一个月后就得裹着缴获的日军大衣行军。在同蒲铁路和京绥铁路之间，宋时轮带这支小部队来去如风。他们不打硬仗，专打敌人的运输车队和零散据点。伏击公路上的汽车队，扒铁轨，割电话线，打完就走，一夜可以转移到几十里外的村庄。

在几个月时间里，雁北支队与日军交战数十次，毙伤敌军千人以上，炸毁汽车上百辆。部队人数从出发时的不足千人，滚雪球一样扩到两千多人。这批老兵后来成为许多根据地的骨干。

宋时轮判断敌情迅速，部署撤退果断，很会计算双方运动时间和火力配比。可见冀东的失利不是输在一个将领手上，问题出在更深的地方。

1938年7月，宋时轮和政委邓华率领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这是一支数千人的主力部队，从平西出发，一路向东打过去。他们的到来像一根火柴丢进油桶。

冀东民众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年。伪政权、捐税、强制学日语、煤矿劳工，积压的怒火到了临界点。7月初，滦县港北村打响第一枪，暴动在几天内蔓延到丰润、玉田、遵化、迁安等地。农民、矿工、地方民团甚至部分伪警察都卷了进来。

到8月中旬，暴动规模达到顶峰，参与人数超过二十万，编进抗日联军的有近十万人。二十多个县的伪政权被打掉或者瘫痪。

可在这个庞大军团的里面，远没有外表那样强壮。十万人里有真正扛枪打仗的，也有拿着梭镖、大刀甚至锄头的。有真心抗日的矿工农民，也有借机报私仇的旧民团、会道门势力混在队伍里。

许多队伍只听自己原来头领的话，联军的统一指挥做不起来。这支庞大队伍几乎没有后方，县城部队一走，日军和伪军马上回来。粮食全靠当地征集，征不到就只能转移。

宋时轮和邓华很快发现，他们手上的这些部队不是一支能打仗的军团，而是一座随时可能从内部塌掉的沙塔。全军上下普遍存在一种看法：平原上藏不住大部队，冀东的局面难以持久。

带着对平原作战的忧虑，宋时轮在1938年8月主持召开了纵队党委会议。他提出一个方案：主力部队北出长城，到都山一带建立根据地。

都山是燕山山脉东段的一座大山，位于今天河北青龙县与辽宁建昌县交界处。宋时轮认为在山地好打游击，平原站不住脚，这个经验是从红军时期传下来的。冀东没有可靠的山地依托，那就去找山。党委会议随后同意了他的这一方案。

可都山的情况跟预想完全不同。这一带属于伪满洲国腹地，日本人经营了六年。保甲制度严密，老百姓被严格编组，连出门串亲戚都要报告。山里的村子都有武装自卫团，背后是日军的守备队。

宋时轮带部队一进都山，就被连续攻击。当地群众不但不支持，反而远远躲开，有的村子甚至给日军通风报信。部队打了几个小仗，无法立足，只能退回长城以内。这一来一回，耽误了将近一个月。

当时日军正集中兵力进攻武汉，华北兵力空虚。冀东的日军据点各自龟缩，不敢轻易出动。这个时候抓紧整训队伍、建立政权、扎下根系，是完全有机会的。

但宋时轮选择北出都山，等到无功而返时，武汉会战已接近尾声，日军开始腾出手来回防华北。一次方向性判断上的失误，让冀东付出了沉重代价。

就在宋时轮北出都山的前三个月，1938年5月，徐向前在武汉出版的《群众》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

这篇文章提出一个尖锐问题：河北平原没有山，游击战还能不能打？当时普遍看法是不能。从军事教科书到一线指挥员的实际体会，都认为游击战必须依托山地。平原上一马平川，敌人的汽车、坦克、骑兵可以横冲直撞，大部队无处隐蔽。

可徐向前的想法不一样。他在文章里写道，平原上确实没有可以隐蔽的大山，但河北有两千多万人口。假如把这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等于有了一座比石头山更坚固的“人山”。

这不是文人的比喻，是一个军事指挥员提出的作战概念。“人山”的本质，是把人口稠密地区这个看起来的劣势转化为战略优势。

老百姓可以提供情报、粮食、兵员，还可以把敌人的优势变劣势。日军依赖公路，如果把老百姓动员起来挖断公路，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就成了跛子。日军需要从据点获取补给，如果把据点周围的村子全部控制住，据点就成了孤岛。

这篇文章发表时，徐向前还没踏上河北平原，已经在头脑里完成了对平原游击战的理论论证。他带着这套成型的战略思想框架奔赴冀南，而不是到了以后再去摸石头过河。

徐向前1938年5月到达冀南后，职务是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实际主持冀南军政工作。他到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打仗，而是建政权。

部队每收复一个县，他马上从随行干部队伍里抽人当县长。没有干部的，就地找党员，找可靠的进步人士。县长上任第一件事不是征兵征粮，而是把各村各乡的管事人找齐，把村政权搭起来。

这套做法后来被人叫做“县长跟着枪走”。政权搭好之后，做的也都是具体的小事。帮助老百姓抢收麦子，防止日军来抢粮。部队住在村里，借门板睡觉，第二天一早原样装好。用了老乡的柴火，照价给钱。违反纪律的战士当众处理，不给村里人留话柄。

这些事情很小，小到连一场仗都没有打，老百姓就开始说这支队伍不一样。情报从这些小事里流出来。哪个村里来了伪军，哪条路上有日军巡逻，都会有老乡跑来告诉部队。

徐向前做的另一件事是挖沟。冀南的村与村之间本来有土路，日本人靠这些路运兵、运粮。徐向前提出要求：把所有主要道路都挖成“道沟”。

这种沟宽约三尺，深约四尺，人和牲口可以在里面走，老百姓的大车也能过，日军的汽车却开不进去。沟还是蜿蜒曲折的，不能直瞄射击。这个工程没有预算，没有工期，靠各村自己出劳力，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

到1938年底，冀南各地挖出的道沟总长超过两万公里。“人山”这两个字，在这里变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情报网，一条令日军寸步难行的交通壕系统，一个部队走到哪里都有人管饭、有人报信的根据地社会。它不靠口号，靠一件一件落地的小事。

冀东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1938年9月，第四纵队政委邓华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发出一封电报，内容是汇报冀东当前形势，认为局面很难长期维持，建议主力部队西撤平西，留下一小部分就地坚持。邓华是在前线实地观察后做出的判断。

9月26日，毛、朱、彭联名致电聂荣臻转第四纵队，明确指示不要西撤，应在冀东就地坚持游击战争，抓紧整训队伍，建立政权。

可这封电报到达时，西撤已经开始，已成定局。撤退在军事上最考验一支队伍的组织水平。冀东抗日联军的各总队来自不同山头，有的总队听说要离开家乡，一夜之间跑掉几千人。还有一些总队整建制脱离队伍，自己回了原来的县。

部队路过村庄，有些战士悄悄离队，把枪藏在庄稼地里，换上便衣就回了家。宋时轮和邓华尽力维持秩序，可队伍的根基太浅，没有经过整训，没有建立起各级党组织。在面临撤退考验时，这种脆弱性完全暴露出来。

到11月，撤回平西的冀东抗联部队只剩下几千人。跟出发时的近十万之众相比，折损大半。而留在冀东坚持的约两千人，后来成为冀东根据地的火种，那是另一段更艰难也更漫长的历史了。

徐向前在冀南的经验，被提炼成平原游击战的一套成熟战法，在后续的抗战岁月里被反复运用和推广。

1938年秋天的河北，他们面对同一个命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宋时轮和第四纵队的方向是“找山靠”，去寻觅一块天然的地形依托。

徐向前的方向是“造人山”，把成千上万普通老百姓变成敌人打不垮的防御工事。而冀东的十万之众在撤退中迅速瓦解，它还没有来得及被改造成一支有组织的、扎根于民众的力量。

成败的密码不在山川地势的优劣，而在人心向背的工程做得扎不扎实。这个道理，是1938年那些在平西山路上沉默行走的战士们，用最沉重的代价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