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强到抽象，军事猛到离谱

（赵匡胤点检像）

郭威推翻后汉的统治之后，投身郭威的赵匡胤获得了他的第一个职务，叫做东西班行首。

东西班行首，隶属于殿前诸班。

那什么是殿前诸班呢？是皇帝的亲军宿卫部队，一方面负责宫廷警戒和保卫，另外一方面也负责皇帝的仪仗，虽然说这个东西班行首只不过是殿前诸班中级别很低的军官，但好在这个职务啊，因为要保护皇帝，那就离皇帝比较近，天天都能见到，这很重要。

酒香也怕巷子深，你只有能接触到最高权力层，才能展示出自己的能力，才能被看到。

殿前诸班，也叫殿前司，后来在郭威和柴荣的整顿之下，已经变成了国家最精锐的军事力量，赵匡胤从这里起步，他以后有的是机会。

在长期的接触中，郭威对赵匡胤是基本认可的，为了历练赵匡胤，当然这其实也属于是提拔，郭威很快又把赵匡胤安排做了滑州兴顺副指挥使。

这个职务，是一个地方州的军职，是地方军事长官，是二把手，这代表着赵匡胤从一个宫廷卫队的军官，晋升为了可以统领一方军队的将领。

这个任命对赵匡胤来说，无论怎么看都是好事儿，但这里有个小插曲，就是赵匡胤还没有从开封到滑州赴任，他就又得到了新的任命。

谁的任命呢，柴荣。

柴荣当时还没做皇帝，但接下来他指定是要做皇帝的，因为他当时的职务是开封府尹。

在五代时期，开封府尹这个职务很具有象征意义，往往被认为是皇位继承人的预备岗，郭威让柴荣干这个，很明显就是在培养接班人。

那柴荣做了开封府尹之后，肯定也要组建自己的班底，他就把赵匡胤给挑中了，而且必然是精挑细选，很得意赵匡胤，不然柴荣也不会在赵匡胤已经有了明确职务要前往赴任的情况下，还要把赵匡胤给留下来。

金山银山不如有靠山，能人强人不如有贵人呐。

留下来给安排什么职务呢，是开封府马直军使。

这个职务，相当于是开封府内外骑兵的指挥官。

级别不高，权力不大，看似不值得，是高官不做，做小官，但实际上，赵匡胤很聪明，他放弃的是一个地方军官的前途，换来的却是未来帝国一把手心腹的位置，赵匡胤是宁为鸡头，不做牛尾。

这段经历，看似平平无奇，但其实对赵匡胤来说非常的重要。

（五代十国 乱世）

如果我们把视野拉高，俯瞰公元十世纪中叶的中原大地，就会发现，郭威推翻后汉建立后周，和之前后唐灭后梁，后晋灭后唐，后汉灭后晋不太一样，之前这些，我们可以简略的概括为是简单的军阀轮换，就像五代期间的名句“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样，谁拳头硬，谁就做皇帝。

后周有点不太一样，或者说郭威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在前几章着重的为大家介绍了郭威的改革，以及后来柴荣的改革，这都是花费了大篇幅来讲的，为什么是大篇幅，那是因为这两代君王对于国家制度的改革是花了大力气的，这是后周之前的五代政权所不具有的现象。

后梁建立之后，有河东之患，三镇之患，朱温疲于应对军事压力，他没有时间改革。

后唐建立之后，庄宗李存勖快速堕落，光速滑跪，他自己放弃了改革的机会。

后晋建立之后，受制于契丹人，而且从某种角度来看，后晋立国伊始就是傀儡政权，后半段时间又急于摆脱契丹人的控制，把精力全都用在了战场上。

至于后汉，昙花一现，刘知远空有大志，但天不假年，他连继承人的问题都没时间解决，就更别提改革了。

前边的政权，有的缺天时，有的缺地利，有的缺人和，唯独到了后周这一朝，皇帝们终于有时间了。

十国政权，该灭亡的，正走在自取灭亡的道路上，该臣服的也早早就称臣纳贡了，不服的也不怕，后周军力很强，不听话可以打嘛，别说十国，就算是北汉和契丹联军发起声势浩大的晋州之战，最后也是后周方面胜利。

在内部稳定和外部稳定的基础上，郭威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试图在“五代暴力循环”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管理模式，而赵匡胤，则恰恰属于该模式中的试点人物。

郭威是枢密使夺权称帝的，尽管很多人认为他武力继承后汉政权具有合理性，可时至今日，仍旧免不了有郭威篡汉的议论。

那既然是篡权，郭威自己就会深刻的体会到晚唐以来藩镇和牙兵体系的致命缺陷，什么缺陷？那就是军队的私人附庸化。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间的军队和士兵，本来都应该是听从于天子的号令的，但是晚唐五代时期不一样，军队不听从天子，不归朝廷管，他们只服从于他们所处的藩镇，名义上他们是中原政权的军队，可实际上他们是节度使的私兵。

军阀有兵，节度使有兵，唯独天子没有兵，这像话吗？这不像话。

晚唐时期当然也有禁军，禁军是直属天子的军队，可禁军属于天子，天子却不能支配，禁军的领导，是宦官同志。

（郭威 绘像）

郭威知道，想要快速的把分散在地方的军权拿回来并不容易，绝非一朝一夕，但他可以做到的是，着手组建一支直接属于朝廷，请注意是属于朝廷，而不是只属于天子的军队，这是一支超越了对个人效忠的常备武装，为什么要强调是属于朝廷呢，这代表了这支军队旨在用制度性的忠诚来取代个人性的效忠。

在这种理念下，殿前司应运而生，赵匡胤则恰好成为了殿前司的东西班行首，又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马直军使，官职高低咱不说，主要是赵匡胤就此站在了这个历史性制度的入口处，他并非是某个节度使的私人部署，也不是什么亲兵，而是一个制度下，体制下的军官。

冥冥之中，历史的天平，正在从分散的，藩镇化的地方治理，向集中的，试图进行中央化管理的帝国模式倾斜。

想一下，赵匡胤后来建立北宋之后，重文抑武，杯酒释兵权，那不是赵匡胤灵机一动，而是他作为后周的武将时就已经深刻理解了这种新型权力运作模式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当然不可避免的还是之前的议题，郭威和柴荣都是赵匡胤的贵人，尤其是柴荣，他给了赵匡胤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机会。

接下来要讲的，是赵匡胤跟随柴荣作战的一些经历，这其中包括高平之战，后周攻南唐之战，这两场战役，在《过江之鲫》第一部中的北汉章节和南唐章节中已经有过详细描写，这里就不再赘述，我们主要提一下这两场战役中，赵匡胤的个人表现。

高平之战时，一开始后周军即陷入苦战，打的非常被动，甚至出现了临阵大规模溃逃的现象，差点这场仗就失败了，关键时刻，正是赵匡胤按剑而起，大喊：

“主危如此，吾属何得不致死！”

主公面临如此险境，正是我等拼死效忠的时刻。

他这一声喊，激励了军心，拉回了士气，后周军止住溃散，重新投入战场，这才取得了后续的胜利。

高平之战体现出了两件事情。

（契丹人）

第一，因为高平之战的前期失利，周世宗感觉军队不靠谱，他必须把设想中的那一支制度性军队（也就是殿前司）快速的发展起来，这个任务就交到了赵匡胤的手上，赵匡胤因此而担任了扩大殿前司规模的任务，在这一期间，他广泛的选拔将士，积极的和朝廷各级将领接触，进一步提高了他个人的威信和影响力。

第二，在柴荣的指挥，赵匡胤负责具体工作之下，殿前司在极短的时间里，发展，学习，训练，很快就成为了后周最精锐的军队，没有之一的那种。

仔细思考，莫名其妙觉得有点恐怖。

赵匡胤在高平之战中仅凭一嗓子就能稳住军心，这代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德高望重，军心所向，而殿前司在成为王牌军队后，赵匡胤也几乎是同步绑定的成为了军队中的关键人物，赵匡胤甚至在殿前司里，和九个身份各异的中下层军官拜了把子，也就是著名的“义社十兄弟”。

后来，这个义社成为了赵匡胤发动兵变，取代后周的重要力量。

有人说，赵匡胤真是深谋远虑，说这人可能在投军郭威的时候，或者在世宗初年就已经有了做皇帝的想法了，所以他职业生涯中的每一步，几乎都是在为自己铺路，在给自己的未来做打算。

相信我，赵匡胤的确是很聪明，很有远见，但是他不可能聪明到这个地步，有远见到这种程度。

没有赵匡胤，也有李匡胤，没有李匡胤，还有张匡胤。

制度选择了赵匡胤来壮大自身，而他在壮大制度的过程中，也无可避免地将其打上了个人烙印，这里没有阴谋论，只有历史逻辑冷酷的运行轨迹，当皇帝试图收回权力，它必须依赖某个具体的执行者，而权力本身，便会在此人手中悄然凝聚。

韩非子有云：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

可是，乱世难为，我不信你赵匡胤，又能信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