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罗马的帝位继承问题处理不当，和罗马的军国性质密切相关。这是我总说“罗马成于兵，也毁于兵”的重要根据之一。武力越是充足的国家，武力的管控越困难，也越重要。

上一节讨论帝位继承问题的时候已经提到，罗马皇帝必须是大将军，皇帝极强的军事属性导致世袭制不可能成为帝位继承制度。

沿着这条路，这一节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看看罗马帝国的衰败为什么来得如此之快。这个新领域的名字叫作“军政关系”，就是一个国家里将军和执政者的关系、军人和公民的关系、军事和政治的关系。

“未能建立起军政关系平衡模式的国家，则会浪费资源，遭遇无法预期的风险。”从整个罗马史来看，罗马的军政关系出现重大问题始于马略的军队改革。“民粹”一节重点谈了马略军队改革引发的政治逻辑：募兵制是吸纳赤贫化平民最好的管道，可以被私有化的军队成了野心家们最好的个人政治资本。

但战争会有结束的那一天，军队的复员安置最能考验将军能不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马略的大屠杀昏招本身植根于民粹政治的非理性，军队的加入使得民粹最恶劣的一面以极其恐怖的方式爆发出来。

回到最初的起点，罗马就是从罗慕路斯和他的3000士兵起家的。塞尔维乌斯改革制造了士兵—纳税人—政治参与人三位一体的公民，打造出强悍的公民兵军团。经历了汉尼拔战争的洗礼之后，罗马在战略战术上变得天下无敌。

一场接一场的胜利让罗马变得大而富了，贫富差距也随之急速拉大，动摇了国家的基础。格拉古兄弟改革动员起海量的赤贫化平民，他们被改革后的马略军队吸收，不过，马略没有找到妥善安置他们的办法。

民粹政治和军国主义的结盟迅速变得牢不可破，马略、苏拉、庞培、恺撒、屋大维手中都掌握着海量的士兵（政治参与人）。恺撒和屋大维比起马略、苏拉、庞培，成功之处不只是和士兵关系好，而是用《土地法》和其他配套措施把他们安置得当。

屋大维对军队的超强控制力和系统化安置办法甚至可以让他大刀阔斧地进行裁军。故事到这里结束的话，屋大维收服汹涌澎湃的罗马军队将成为美好的童话结局。但屋大维会死，罗马还要走下去，罗马军队不安分的本性又会故态复萌，驾驭它变得越来越困难。

武人夺权的恶劣事件在屋大维的子孙在位之时就已经出现。

屋大维指定的接班人是提比略，提比略驾崩后元老院选择了卡里古拉，卡里古拉被刺之后元老院选择了克劳狄乌斯，克劳狄乌斯被毒杀之后尼禄登基，这四位皇帝之间都有亲戚关系，史称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尤利乌斯是屋大维（恺撒）家族的姓氏，克劳狄乌斯是提比略的姓氏，他的生父是克劳狄乌斯家族的成员。

屋大维

暴君尼禄在被元老院宣布为国家公敌之后自杀（公元68年），罗马帝国的第一王朝终结。塔西佗的《编年史》写的大致就是这个王朝的历史，宫斗的狗血剧情比比皆是，许多情节之恶劣直到千年后才被拜占庭的宫廷超过。

尼禄末年，四位大将军站出来争夺帝位，最后韦斯巴芗胜出。塔西佗的《历史》写的大致就是四将夺位的故事。塔西佗的这两部名著都饱含着对帝制的强烈批判，自由和美德的衰落在帝制当中无可挽回。

但他既不是唉声叹气，也不是恶毒咒骂，而是以极其洗练的文笔和入木三分的评析刻画帝国政治的虚荣和阴暗，让人深刻地回味和反思人性、自由、美德和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

韦巴芗

获胜者韦斯巴芗的弗拉维王朝并不长命。他在位10年，把帝位传给了儿子提图斯。提图斯在位两年就积劳成疾驾崩，他把帝位传给了弟弟图密善。图密善在位15年一直和元老院针锋相对，遭到元老院暗杀之后，元老院选择了涅尔瓦（公元96年）。

五贤帝的时代由此开始。历史上把这个王朝叫作安东尼王朝，它在马可·奥勒留无德无能的儿子康茂德死后终结（公元192年）。康茂德胡作非为、狂妄自大，被情妇谋杀，罗马城相继出现了禁卫军统领谋反和皇帝候选人竞价上岗的奇观。

在外的行省总督们有三人称帝，其中就有塞维鲁。他凭借雄厚的兵力和巧妙的联合一路畅通无阻，他的军队还没有开进罗马，竞标获得帝位的尤里安已经被禁卫军谋杀，塞维鲁兵不血刃地当上了皇帝。塞维鲁王朝由此开始。

自此以后，兵营出皇帝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体系的开放性，其诸多合法化机构，以及军事荣誉的精神，这些都成为了弑君者的秘诀。”塞维鲁和他的儿子卡拉卡拉倚重军队是出了名的。他们的格言是，谁都可以得罪，就是不能得罪士兵。大将军们一个个都来了。

从公元192年康茂德被杀到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登基，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罗马出了几十个被元老院正式承认的皇帝，不被承认的多如牛毛。皇帝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所有这些皇帝当中，只有三位是正常死亡，其他的绝大多数都是被竞争者的军队或者自己的禁卫军所杀。

皇帝换人变得越来越简单，后来都不需要几个大将军展开大决战了，京城的禁卫军统领一声令下，把老皇帝和拥护他的元老们全部杀死，自己就当上皇帝了。“作为禁卫军首领的禁卫军长官在2世纪和3世纪的罗马令人闻风丧胆、魂飞魄散。”

拱顶石坏掉了，帝国这座高塔自然也就摇摇欲坠。“内战摧残了整个国家，它的主要后果是使帝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趋于崩溃。”历史学家们把这段乱世叫作“三世纪的危机”。其实，“在三世纪折磨帝国的各种问题既不是新的，也没有在三世纪结束的时候终止”。不过从“三世纪的危机”里，罗马帝国的军政关系能够得到非常直接的揭示。

将军和执政者

在罗马，执政者必须是将军。这不只是帝国传统，而是罗马一以贯之的传统。王制里的国王是大将军，共和里的执政官和法务官都是大将军，帝制里的皇帝当然也是大将军。军队是最大的政治资本，没有军队拥戴，很难在罗马政界立足，更不用说爬到通天塔的顶端。

像西塞罗那样凭口才和文采当上执政官的，恐怕是绝无仅有。从国王到执政官，再到皇帝，将军和执政者是一体的。无论是王制、共和还是帝国，罗马军事体系和政治体系的顶端始终是一体的、重合的，因为罗马的军事体系和政治体系本身就是一体的。

但是，军政高度一体化的罗马共和制度里，有明确的制度让政治控制军事，最明显的制度安排就是控制带兵的将军。在共和时代，罗马控制将军们的硬规矩主要有三条。

第一，罗马城是非军事地区。任何人不得在城里动武，大将军们出了城才是将军，在城里只能是不带兵、不佩剑的执政官或者法务官。尤其元老院开会，禁止任何人携带武器。罗马法把“城内治权”和“军事治权”区分得非常清楚。

第二，将军领兵的任务和期限由元老院决定。执政官和法务官领兵作战，去哪里、待多久都由元老院决定，执政官和法务官不能自选战场和期限。一年任期届满，必须由元老院追加授权，否则就自动放下兵权回京述职。甚至连士兵也是这样。

第三，意大利本土是非作战区域。北边的卢比孔河和南边的布林迪西港是界线，在外作战得胜的将军们到了这两条界线就必须解散部队，单枪匹马回京交差。带兵越过卢比孔河或者布林迪西港，视同叛国。

想想打败汉尼拔的大英雄西庇阿，被老加图扯进贪污案，黯然下野，郁郁而终。这固然是政治斗争，但很好地证明了共和对武将的系统性控制。

西庇阿固然没有任何召集军队冲进元老院杀死老加图的想法，他实际上也做不到。元老院对将军的有效控制，原则上不能算是文官控制了武将，因为元老们从前往后也都是将军。但这种控制体制起码保证了国家控制军队、政治核心的非军事化和军事独裁的明确抑制。

元老院体制是贵族（寡头）共治，也就是将军共治。既然是共治，就必须保证共同的政治空间、范围和场所。

从元老院开会不得携带武器，到罗马城不得有兵，再到意大利不得作战，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非军事化的同心圆结构，越是共治之所，就越是必须非军事化。贵族们依靠家世、战功、庇护网络在元老院里用演说、辩论、协商决定国家大事。

即便他们也在元老院外串联、合谋、勾结，但毕竟刀剑是沉默的。元老院政治确实不是事事有法可依，件件合乎道义，但共和政治的顶层存在着充足的政治习俗、规矩和惯例，来保证大家动口不动手。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马略军队改革的客观恶果，就知道有多严重了。募兵制导致军队私有化，海量的赤贫化平民涌入军队，他们的晋升和生计都被将军决定，他们也就成了将军的私家兄弟，只认将军、不认国家。

“职业军人在军事服役当中看到了一种营生之道和晋升途径，而且期待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军队首领来满足他们的希望。”战争规模的急速扩张导致没有什么仗是一年之内可以打完的。马略连任五届执政官就是出于战事未结的理由，五年已经足够把士兵们都变成自己人了。

苏拉虽然是马略的死对头，但他对士兵的私有化招法比马略有过之而无不及。苏拉善待乃至娇宠士兵是出了名的。唯有如此，他才有过硬的底牌从马略手中抢回罗马，洗刷国贼的污名，救共和于将倾。急速制造权力的做法很快就被野心家们学会了。

看看下一代的将军们，以“前三巨头”为例，庞培自带军队投效苏拉，克拉苏自掏腰包组织军队扑灭斯巴达克大起义，恺撒向庞培借兵出征高卢，军队都变成可以买卖和转借的财产了。

将军们一个个拥兵自重，共和控制军队的三条基本规矩一条条被破坏，以元老院为舞台的贵族共治就维系不下去了。

从带兵登陆布林迪西港、跨过卢比孔河，到武力夺取罗马城，再到恺撒在元老院之中被刺杀，武力一步步被将军们带进了共和的非军事区，穿透了共和的心脏。连元老院里都能拔刀相向，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动武呢，还有什么事情可以避免用武力解决呢？

贵族共治的基本前提是贵族之间的实力相差不大，共和甚至会排除过于优秀的人物。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共和也不例外。

因为她是集体统治。一旦有人过于优秀威胁到集体的控制，他就会遭到集体的排斥。古希腊民主城邦有陶片放逐法来专门对付优秀的人物，罗马共和没有这么极端，没有形成固定的机制，更没有形成法律，但集体共治的基本逻辑决定了她在遭遇威胁之时会自动启动自救机制。这是大英雄西庇阿黯然收场背后的政治逻辑。

而军队私有化会急速打破贵族之间相对平等的状态，兵权就是贫富极度不均的罗马将她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传染到贵族当中的最佳管道。一旦有人从军队私有化中获得巨大的权力，一众贵族已经和他实力相差太远，无可奈何，野心家们就会纷纷效仿。

最好的体现就是庞培那句名言：苏拉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一代人的时间，从马略、苏拉到庞培、克拉苏、恺撒，人人争当没有上限的“最优者”就成了潮流，再也没有人顾及贵族之间是不是要差不太多才好。

而且，贵族整体在共和末年的残酷斗争中损失惨重，马略的大屠杀、苏拉的恐怖统治、屋大维的复仇，还有诸多残酷的内战，传统贵族大批死亡。“剩下来的贵族则觉得心甘情愿的奴颜婢膝才是升官发财的最便捷的道路。”

而新获封的贵族都是恺撒、屋大维为了稀释元老院安插进去的，他们没有门第、没有声誉、没有传统，都是君主的门客、大臣、部下。这种“三无贵族”充斥着元老院，共和也就找不回初心了。

为了在残酷的斗争中鹤立鸡群，将军和执政者的身份就绑得越来越紧，其中的基本关系也被翻转。原来的逻辑是：因为我是贵族，所以我必须为国领兵。将军身份从属于贵族身份。将军身份是贵族身份必要的展开、实现和证明。

兵锋只能对外，这里的“外”是国家之外。那么，贵族之间就不能兵戎相见，斗法只能在元老院里文斗。马略军队改革之后，逻辑变成：因为我是将军，所以我是国之栋梁。将军身份可以带来贵族身份，甚至成了贵族身份的底牌。

兵锋只能对外，这里的“外”成了自己之外。那么，将军之间就战场相见，元老院成了战后打圆场的清洁队。将军和执政者仍然是一体化的，但其中的轻重、主次在共和末年已经翻转。

虽然屋大维有先见之明，大力裁减了帝国的军队，也给军队安排了合理分工和退伍安置，但这只是降低了帝国的武力规模，而没有改变皇帝和将军高度一体化的基本状态，也没有改变军队总司令是皇帝第一身份的实质。甚至反过来看更好，如果不是屋大维在军队当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裁军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办到。

五贤帝都是明智的大将军，他们执掌帝国的时候已经成年，功勋卓著、文武双全。但军事上的压力让他们常年征战在外，比如图拉真和哈德良在罗马城的时间就非常有限。

等他们的时代过去之后，皇帝本身包含的大将军和执政官双重身份被撕破了，根本不是执政官管住大将军，而变成了大将军拿执政官充门面。帝国的拱顶石一发不可收拾地武力化了，这里的典型问题是士兵拥立。

从塞维鲁和他的两个对手开始，士兵拥立总督称帝，然后“新帝”带着军团杀奔罗马城就成了常态。元老院基本上是谁最后胜利就承认谁是皇帝。

元老院甚至都没那么有骨气。确切地说是谁控制着罗马城，元老院就册封谁做皇帝。比如，塞维鲁称帝之后被竞价皇帝尤里安和元老院宣布为国家公敌，等到塞维鲁控制大局，尤里安被禁卫军刺杀，元老院又册封塞维鲁为皇帝，国家公敌的宣告自然也撤销了。

在“三世纪的危机”当中，罗马皇帝们不知不觉地合作演出了一场自掘坟墓的大戏。我在《西方史纲》里谈过“君主的武力优势”这个问题，简要地说就是：君主制国家当中，君主的武力优势有两种。

一种叫绝对优势，君主在国家之内的武力占比超过51%，所有其他的武力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另一种叫相对优势，君主在国家之内的武力占比无论多低，他是第一名，保证他有实力扑灭任何单一竞争者。

绝对优势是君主们的梦想，由于资源耗费过巨、管理能力有限，一般情况下很难做到，即便做到了也很难持续。屋大维做到了，但他选择了裁军，就是因为庞大的军队既让国家负担不起，又容易滋生事端，他恰好又有绝对的控制力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相对优势是君主们的及格线，一旦不是相比较的第一名，君主就很容易被实际上的第一名挑落马下，更不用说战胜反叛者的联合。“三世纪的危机”从军队政治原理的层面来看，就是所有皇帝都丧失了相对优势，谁都不及格，谁都不能稳坐第一名。

为什么会这样？罗马帝国充沛的武力被一个个满怀不臣之心的将军掌握，军队私有化的结果是私有化的军队遍地开花。从塞维鲁开始，手握重兵的总督们都跃跃欲试。

像塞维鲁那样能够剿灭对手的皇帝是极少数。但即便剿灭了对手又怎么样呢？失败者的军团和地盘必须有人接管，满怀不臣之心又手握重兵的将军会源源不绝地产生。新老皇帝交接成了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老皇帝的相对武力优势不会自动传给儿子，乳臭未干的儿子很难有超强的能力去控制父亲留下的军队，甚至都不一定能控制禁卫军。老皇帝的驾崩意味着本就脆弱的相对武力优势又瓦解了，新皇帝又得从头建立。

问题是，总督们会给他时间吗？当然不会。新皇帝立足未稳，正是他们变成第一名的好机会。君主的相对武力优势的极限基本上就是强悍皇帝在位的时间。事实上，一百年当中，真正做到的只有塞维鲁一人。

其他两位和他一样正常死亡的皇帝都是因为瘟疫，他们在位的时间也没有超过一年。没有谁有实力对付遍布整个帝国的不臣之心。他们都没有了相对武力优势，都成了冲进罗马城过一把皇帝瘾的小丑，有的甚至还没有从兵营回到罗马城就已经被杀。

将军们你争我夺，形成了兵权上的普力夺，兵权自然就走向衰朽，最后谁都不可能拥有足够强大的兵权，谁都不再是大将军。皇帝们集体丧失了相对武力优势意味着最高司令官这张底牌已经被摧毁，所有人都失去了当皇帝的底牌，谁当皇帝都不可能坐得稳。

皇帝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是因为皇帝最倚重的兵权已经溃散，帝国在武力上的统一性已经崩溃。总体而言，罗马皇帝的军事属性被强化到极端之后，他们控制军队的能力越来越弱，强化军队实力和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力成了解不开的死结。

越是强化自己的军队实力，就越失去对它的控制，所有帝位争夺者都在这条错误而邪恶的路上狂奔，谁也出不来。最终，谁都没有了镇得住对手的实力，谁当了皇帝也只是个跑龙套的过客。罗马皇帝们陷入了魔咒：不得不强化武力，却可悲地自食其果。

罗马皇帝的大将军身份被强化得无以复加却被争夺者们撕得粉碎，执政官身份完全消失不见，这也就意味着罗马帝国顶层的武力极端混乱，政治被军事完全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