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大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中，“新时代流动人口”的住房新需求

导读

为职业生涯之初的青年人才建设可负担的公共住房，是城市间人才竞争的关键因素之一，也可推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公共住房的规划建设不仅要考虑青年人才本身，还要考虑其父母、子女等“新时代流动人口”的需求。面对人口下降的长期趋势，中国城市将更依赖知识经济，需要新的政策来吸引和留住人才。

作 者

龚岳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长聘副教授

Ian MacLachlan

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教授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中国名义城镇化率在2022年已达到65%。这种城乡人口分布的巨大变化需要大量的政策创新，以在城市中容纳数亿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口增长的逆转更为突然。2023年1月的统计局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人口数量下降了0.06%，这将产生长期和广泛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将在大城市中不断放大。

面对人口数量下降的挑战，中国的主要城市将越来越依赖人才的净流入，即需要通常拥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高等教育学位的STEM人才。城市间人才竞争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为职业生涯之初的专业人士规划建设公共住房。

为什么要使用公共财政给人才提供住房呢？首先，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多数青年人才难以负担商品住房。为了争夺人才，雇主需要与政府合作，补贴住房成本。而城市要吸引和留住重要的雇主，如研究实验室、高科技公司和其他知识密集型机构，为人才提供住房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已成为城市向知识经济转型的优先事项。此外，为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农村流动人口提供公共住房，可以推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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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政府宣布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改善了两亿多人的住房条件。自2007年以来，很多城市开始针对新市民和青年人才（包括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农村流动人口）规划和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到2021年底，公共租赁住房容纳了3800万居民，特大城市也建设了数百万套公共租赁住房。

深圳是提供公共租赁住房和人才房的主要城市之一，计划到2035年至少建设120万套公共住房。深圳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某种形式的城市住房管理局，向有需要的人分配公共住房，而是和中国其他一些大城市一样，建立了一种新颖的公共住房分配方式, 将大量的公共住房租给雇主，再由他们负责分配到其雇员手上。这种分配模式能较好地保障城市留住其需要的人才，但仍缺少对流动人口的公平性，且降低了资源分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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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公共住房中的人才及其家庭有何感受呢？我们的研究有以下发现。

现有的大量公共住房是为单位员工个人规划，但许多人才都有配偶，还有孩子需要祖父母照顾，很多生活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公共租赁住房社区可以容纳三代人的各种娱乐活动和社会互动。但与西方高层公寓中居民的匿名性不同，公共租赁房社区中有丰富的社会网络，让人联想到传统的单位家属楼。像中国城市中大多数小区一样，公共租赁住房设置有安全门禁，有助于社区感的形成，但高层住宅给邻里交往带来了挑战。

尽管人才居住区有舒适、干净、现代的住房单元和充满活力的社会环境，但许多人才并没有意愿在工作的城市长期定居。我们认为，青年人才及其子女和父母构成了“新时代的流动人口”，他们把公共住房视为“垫脚石”，去追寻更好的、更实惠的东西。公共住房项目有助于吸引人才，但只要高房价使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住房所有权遥不可及，人才的长期居留就仍难以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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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父母，即负责照顾孙辈的祖父母，是城市中“老漂”现象的典型代表。他们大多没有本地户口，对未来的打算也很复杂——许多人有意愿返回原籍地，却不知何时。这些由青年人才、儿童和流动老人构成的“新时代流动人口”，挑战了“流动人口=农民工=城市底层”的传统观念。“新时代流动人口”的住房是为单身或夫妻规划设计的，多为40到60平方米的一、二居室。但是，这些人才家庭的多代结构（通常是四到五口人）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小户型公寓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这些研究发现能为中国城市住房政策的转变提供一些参考。首先，留住人才将取决于为努力向上流动的人才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大多数人才是流动人口，城市如果能够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以及良好住房等公共服务，将在人才竞争中获胜。其次，家庭迁移正变得普遍，但公共住房缺乏考虑长者和儿童的中短期居住需求，也应该包容更多的农村流动人口。面对人口下降的长期趋势，中国城市将前所未有地依赖知识经济，需要新的政策来吸引和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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