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史记新说

编辑 | 史记新说

扩展的东亚心脏地带

长江上游流经著名的三峡，这是一系列绵延约120英里（200公里）的峡谷，瞿塘峡、吴峡和西陵峡。

21世纪初，三峡大坝将峡谷中的河流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湖泊；但是，在那次事件发生之前，这条河流穿过峡谷的过程是湍急的，对船只来说是危险的，几乎没有给步行的人提供空间。

因此，三峡是长江中游和长江上游地区之间货物和思想运输的一道强有力的障碍，尽管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上扬子江还包括四川盆地（“四河”）的南缘，重要的支流河流在与强大的扬子江汇合之前流经成都平原。

四川是一个高盆地（平均海拔超过2000英尺/650米），其西南、西部和西北部与青藏高原的山麓相连，北部、东部和南部与一系列小山脉相连。

它拥有温和的气候、充足的降雨量和良好的土壤，是中心地带最高产的农业区之一。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四川有自己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历史，其文化与东部的原始汉化和汉化文化有接触，但在许多世纪中也明显不同。

中心地带近东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是一片广阔的森林和草原地带，曾经被称为满洲，现在中文简称为东北。

在政治上，该地区现在由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共有，但在地理和历史上，它可以被视为一个单一的地区，其西部以兴安岭为界，北部靠黑龙江，东部靠日本海；朝鲜半岛标志着它的南部延伸。

东北部的地形大部分是山地，有一个大的中央山谷，阿穆尔河下游有沼泽低地。它的植被从南部地区的混交林到北部的常青林，还有大片草原，当地降雨量不足以支撑林地。

有证据表明，该地区与不断扩大的青铜时代中国影响范围之间存在着一些古老的贸易。

例如，来自东北部的毛皮，以换取来自心脏地区的丝绸和青铜，但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一直远离中国事务，直到进入帝国时代。

韩国是一个例外；自青铜时代以来，朝鲜半岛的人民通过近东北部与心脏地带接触，但仍保持着语言和文化的独特性以及最终的政治自治。

兴安岭以西，从黄河平原延伸到黄土高原及更远的腹地，是一片草原和沙漠地带，大部分地区不适合农业，因此标志着中国文化扩张的极限。

事实上，整个地区由高地组成，几乎没有海拔低于3200英尺（1000米）的高地和更高的山脉。

海拔最低的地区往往是最干旱的地区，形成了几个相连的戈壁沙漠盆地。

古中国游牧民族

北部地区的大部分地区由草地组成，俄语单词“草原”（在北美被称为草原）。在其最北部地带，草原逐渐与西伯利亚的常绿和白桦林融合。

长期以来，草原上很少有骑马的部落民族居住，他们以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生活方式放牧马、羊和山羊等动物，称之为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用于放牧动物；游牧民族，在季节性变化的草和水源之间活动。

与东北部的民族一样，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心地带有着定期但遥远的贸易往来。成群的游牧牧民经常袭击哈特兰的北部边境。

偶尔，游牧部落的联盟会变得强大到足以入侵，甚至在帝国时代的几次，征服和统治心脏地带的北部地区。

从公元三世纪末到公元六世纪末，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由北方部落人民统治。

在古代，大草原不仅延伸到东亚腹地以北的地区，还一直延伸到欧亚大陆，从兴安岭到乌克兰和匈牙利的平原。

近年来，大草原的大部分西部地区，像美国大草原一样，已经被耕种并转为农业，中断了曾经的跨亚洲草原带。

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使步行、骑马或驾驶牛车成为可能，完全跨越亚洲。

当然，很少有人，也许根本没有人完成整个旅程；但是，一个又一个中间人之间的贸易（所谓的“下线贸易”）使得商品和思想能够比人类个体传播得更远。

笔者认为：青铜冶金学的基本思想很可能从更远的西部沿着草原路线到达了东亚腹地，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西亚的战车以及与之配套的马术和小麦种植等创新在公元前两千年中期通过草原进入了中亚腹地。

在古代，草原地带也是人们双向大规模迁徙的高速公路。

它一直是长途旅行和贸易的主要路线，直到商队技术的创新，以及中国军事力量向中亚的扩张，在中国早期帝国时代开启了西北走廊和丝绸之路。

西北走廊从渭河流域向西北延伸，延伸到心脏地带的黄土高原之外，这是一个狭窄的山谷，由来自青藏高原的冰川融水充分灌溉，在通往中亚沙漠、山脉和绿洲的途中逐渐上升。

中亚的大部分地形，如干旱的塔里木盆地和危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对于徒步或骑马的旅行者来说，都很难安全穿越。

沿着从西北走廊，一条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的小道网络向西的路线旅行，只有在大约公元前9世纪驯化了双峰驼之后才变得可行。

丝绸之路沿线的正规商队贸易直到帝国早期才开始。

然而，早在这之前，西北走廊就为突袭或入侵的游牧民族提供了进入心脏地带的通道；因此，在渭河流域建立的国家（如周和秦）必须应对保护其西北边境的必要性。

在公元前1世纪，汉朝统治下，西北走廊暂时被中国军事控制。

在唐朝上半叶的帝国时代（618–750 CE）和清朝（1644–1911 CE）两次，从西北走廊向西至帕米尔山麓的整个中亚都被并入了中华帝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的西部边界基本上保留了清朝的领土征服。

东亚心脏地带的西部边界完全由青藏高原的丘陵和高地所包围。高原的面积比中国管理下的西藏目前的政治边界要大得多。

在地理上，它还包括青海和阿姆多地区，以及四川西部和云南的高山地区。

在古代，东亚腹地地区和人口稀少的青藏高原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互动，尽管在后来的帝国时代，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关系确实有所发展。

延伸心脏地带的南部地区是一个混乱和令人困惑的山区、高原、河谷和沿海低地的混合物。

主要地理特征包括东南高地和东南海岸；南部沿海区（也称为岭南）；中南高原；以及西南山脉。

在奇纳帝国时代，这些地区通常被视为东亚心脏地带的一部分，到了帝国晚期，这些地区正式归中国管理。

然而，在古代，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原始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隔绝，而这些文化正逐渐在更北方取得统治地位。

即使是名义上的中国对最南部大部分地区的宗主国地位，也要到早期帝国时代才能实现，而且当地文化依然强大。

时至今日，中国南方的许多地区仍居住着非华裔少数民族。

在古代，在最南部地区和中国文化的扩张区之间肯定有一个稳定但小规模的贸易流，但中国文化向遥远的南方的传播缓慢而停滞。

笔者认为：在周时代，中南高原的北部被并入越国，被所谓的黄河平原中部国家视为非汉化国家，但在前帝国时代后期的战争和国家间政治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越国人被中国人视为文化上的“他者”，例如，他们以擅长汉船而闻名。（这并不是说黄河平原上没有河流，也没有船只；但北方的交通通常是公路，而南方则以水运为主。）

古中国东南高地

东南高地包括今天浙江省位于杭州湾以南的部分，以及今天福建省的全部地区。

这是一片由高山和陡峭的山谷组成的土地，被岷江一分为二；那条河以南的高地地区通常被称为闽南。

该地区狭窄的沿海低地与大海相交，形成了断崖、海滩和岩石环绕的港湾。

遗传和语言证据表明，这一沿海地区是南岛（也称为马来亚-波利尼西亚）民族的祖籍地，这些民族是伟大的海员，他们分散到台湾、菲律宾、婆罗洲和其他东西方。

台湾岛是一个独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考古学上进行了调查，直到近代早期，这里只有南岛人居住，在东亚腹地地区的古代历史中没有任何作用。

南部海岸带呈长弧形延伸，跨越中心地带的南部边界，东起现代城市汕头，西至南宁，其中心区域包括现代珠江三角洲城市广州（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

位于中国和越南目前边界附近的大型热带岛屿海南可以被视为南部海岸带的延伸，但直到近代早期，海南几乎没有华人聚居。

该地区的大陆部分传统上被称为岭南（“山峰之南”），这很好地描述了它位于中南高原以南的地理位置，尤其是南岭山脉。

该地区大部分是丘陵地带，被狭窄的山谷所打断。由于水资源丰富，但土壤相对贫瘠，通过广泛的稻田梯田以及使用自然和人工施肥器，该地区已成为重要的水稻种植区。

它属于亚热带气候，夏季气温潮湿，夏季季风强烈；西北风给该地区带来了短暂但令人惊讶的潮湿和寒冷天气。

南部沿海地区以其众多港口而闻名，考古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大型和小型古代船只有力地证明了至少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航海文化和海上贸易。

与其他遥远的南部地区相比，南部沿海地区与北方的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帝国时代早期，该地区就被纳入了中国的管理之下。

中南高原

中南高原是一个由石灰岩山脉和山谷组成的大区域，穿过现代广西省的内陆部分、湖南西部和现代贵州省的东半部。它包括现代桂林附近漓江沿岸壮观的世界闻名的石灰岩岩溶地层。

农业，包括梯田中的水稻种植，在该地区的许多山谷中都有实践，但大部分土地不适合农业，而且历史上森林密布（尽管近几十年来，大部分森林已被砍伐为木材）。

笔者认为：该地区的偏远和困难的地形使其至今仍是心脏地带的边缘地区，其人口仍然由壮族、苗族和其他所谓的“少数民族”人口占主导地位，至少在主要城市中心之外。

西南山区包括贵州省西部、四川省西南部和云南省全境的高地，西部与青藏高原接壤。

几乎整个地区的海拔都超过5000英尺（1500米），陡峭的河谷在相邻山脉之间形成了几乎无法通行的屏障。

结语

今天的昆明市位于一个高地盆地，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中心；尽管它位于南纬，但它的高海拔却给它带来了一种永久性的、春天般的气候。

湄公河的上游将西南山脉的西部地区排干，但其陡峭的山谷使河流中游的贸易变得困难。

更容易到达的是红河河谷，流经昆明，一直延伸到越南现代城市河内和海防；红河是红心地西南部的高速公路，将云南青铜时代的文化与越南北部的文化联系起来。

但是，尽管地处偏远，西南山区仍与中国大陆保持着贸易联系，通过中间商运输贝壳和金属锭（来自云南东北部的古老锡矿和铅矿），无疑远至黄河平原的商王国。

参考文献：

《亚洲由南向东：文化地理》。第 2 版。纽约：约翰·威利父子出版社，1971年。

马克·埃尔文，《大象的撤退：中国环境史》

性别与中国考古学。核桃溪：阿尔塔米拉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