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之崛起，最不该忘记这些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日中国之崛起，若言是全体国民之力，则此力之肇始，非在近年，乃在百年以前。百年以来国民救亡图存意志不竭不息，方有百年中国历艰难困苦终于巍然屹立。而国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传，有赖先生。先生，不唯指教人知识让人考试不挂科的人，更指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

先生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先生，也许是学术大家，也许没有什么大学问，也许小节有亏，但大节不乱。先生，纵你已成人，他已过世，他仍对你有影响，你仍尊其为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百年看先生，徒见其背影；国家要进步，先生多多益善。

谭嗣同以死唤醒后起者，康有为创造性地设计了"大同"社会里中国人完整的教育体系，梁启超为"兴民权"而"开民智"，严复译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振聋发聩。19世纪行将结束时，科举考试未废，私塾、官学、国子监、书院俱在。彼时，中国还有上百所教会学校，还有着重外国语、军事和技术实业的30多所洋务学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指导着1872年容闳率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的教育内容。

1872年8月11日起分四年四批赴美的共120名幼童，没有完成15年的学习计划，就在1881年因政府的守旧而被撤回国（实际回国94人），其中包括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另有三届共87名留欧学生，从1879年起陆续完成军事与制造学业归国，其中包括严复。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思潮和维新运动兴起，

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任分教习），盛宣怀在天津开中西学堂、在上海设南洋公学。康、梁、谭办校、办报、办学会，参与变法，倡废科举和设新学堂，与严复等共同为开启近代中国民智的20世纪的中国先生。

谭嗣同，这位感慨“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和民本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的先生，在1898年变法失败而有机会出国避难之际，说的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而之后"有心杀贼"的国民远超千万人，

蔡元培。1902年身为民间“中国教育会”会长的他，负责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暗中教男生制炸弹、教女生学暗杀，后来学生多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

康有为，这位"公车上书"后力推"百日维新"的知识分子，在1902年写就的《大同书》中，创造性地设计了"大同"社会里中国人从母亲怀孕进入本院接受胎教、到婴儿断乳之后进育婴院、3岁后再进慈幼院、6—11岁进小学院、11——15岁进中学院、16岁以后进大学院的完整教育体系，强调男女入学资格和毕业出路平等。他和他的学生、读者，都成了国家进步的推手。

梁启超，这位"百科全书式"的维新首领，笔耕不止，为"兴民权"而"开民智"，倡导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改革儿童教育，期待教育出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的国民、“新民”。

严复，这位中国第一代英国“海归”，除了在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培养出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材，更以《天演论》等“严译八种”传播西学于后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振聋发聩。除了“信达雅”的翻译三字论，他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育论更令他成为中国构建教育目标德智体模式的第一人。

王国维，11年后的1906年，他首次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教育宗旨。自隋代起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终结，同年在日留学生已达8000名以上，

鲁迅，1909年，全国5000 多所新式学堂里，在校学生超过160万人，同年“庚款兴学”遣派留美学生计划开始实施，包括梅贻琦（次年第二批包括竺可桢、胡适、赵元任）——新一代的中国脊梁和中国先生，即将从新式学堂和留学生中诞生。

徐特立，1909年12月8日，在湖南请愿代表团启程前往上海与各地代表汇合，要求朝廷“速开国会，清理财政，以保主权"之际，32随的他长沙修业学校教师，在学校演说到悲愤处，拿刀斩断左手小指，用断指写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让代表带去请愿。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赵元任陪罗素的一年讲学，徐志摩陪泰戈尔的五城演讲，杜威26个月的200多场讲演，燕卜荪在北大和西南联大的数年教书，都丰富了中国当时先生的内涵。在前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和前武大校长刘道玉眼中，五四运动到解放前的30年，是中国大学最美的第一个时期。美在气象更新，美在人材辈出，也美在先生辈出。百年来影响中国最大的两位先生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蔡元培语）那时的先生们，少专家，多杂家，即在多个领域都是专家；不擅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法；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想回中国致用；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当。

跟有血有肉的先生们相比，作为思想资源和社会武器的两位先生影响力更大更广，直到今天：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赛先生（Science科学）。它俩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由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引进的。《新青年》云：“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先生们以不同的方式拥护和争取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将它俩传给一代代学生。“赛先生”在今天比“德先生”更有地位，但“德先生”也落到实处，才是国家和公众的福祉。

说到底，先生们所有的努力，就是让这个国家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真正地享受到这个国家的美好、这个世界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