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声丨创造艺术乡村的101种可能

潮新闻 执笔 刘俏言 翁云骞 赵璐洁 通讯员 祝融融 郑翡

村里来了几个艺术家，他们把房子盖得很漂亮。

艺术家是引进来的，为了乡村建设。企业家搞建设能理解，艺术家？他们能给村庄带来什么？

这是乡亲们的疑问，也是我们的。早在十年之前，浙江便开始探索“艺术乡建”这件事。去年，随着《关于开展“艺术乡建”助力共同富裕的指导意见》正式印发，浙江在全省层面统筹规划，给予“艺术乡建”更加明确的纲领和方案。

我们好奇艺术是以怎样的姿态闯入乡村，也好奇这种闯入究竟给村民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更想追问碰撞之下的火花，究竟可以燃烧多久。

为此，我们去到了浙江各地的乡村，在衢州柯城区余东村，我们见到了因画画致富的农民，这种自发式的传承几乎是艺术乡村最理想和成熟的模样。而慈溪的东海村和宁海的葛家村，则都因为艺术家的到来发生了肉眼可见的某些转变。转变的发生需要时间，进程也各不相同，我们也探访了还在探索艺术乡建中的村庄，听那里人他们讲述种子是如何被种下的。

以三个村庄为样本，我们观察到了艺术乡建带来的村庄之变、村民之变以及村庄对艺术家的改变。我们发现，艺术乡建仍是一个从人到人的过程，中国的乡村发展千年，早已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智慧，根在泥土里的农民们不谈艺术，但艺术无处不在，需要被他们所信任的人发现，挖掘。

奉化棠岙村，风景经常被画进油画

村庄之变

衢州柯城区的余东村如今是明亮的，院子石柱上的鹅卵石被涂成了橙子的颜色，上面被人画上了白色的小花。柏油车道的中心线被画成了红黄蓝三原色，从村口延至村中，美术馆里挂着一幅长长的“清明上河图”，画里是余东村的桥和房子，还有爱穿艳红和明黄色衣服的村民们。

村民肖美仙家的鸡下了一个蛋，趁着下午自家的农家乐不忙，她拎着水桶经过一幅幅墙画，把蛋摸了出来。墙画上是一群雄鸡，艳红色的冠，浅黄色的脚，和麦子的颜色很像。第一届农民画大奖赛，这幅墙画是金奖。

获奖的农民画

这里是以农民画闻名的。农民画是一个画种，颜色鲜艳浓郁，风格奇特大胆。会画农民画的不一定都是农民，但余东的每一幅画都来自农民的笔下。上世纪八十年代，6个农民将画画传承下来，在管理者、艺术家和村民们的一代代努力下，逐渐打响“中国第一农民画村”的名号。

村中央有个咖啡馆，左边是被印上农民画的陶瓷、丝巾、杯垫等文创产品，右边是村民余春良的家，他们家被改造成了一个大型的画室，隔壁村的村民巫锡良坐在这里，左手夹着烟，右手熟练地勾出羊的线条。

巫锡良的小拇指留着长指甲，画里大片的明黄和红色为他黝黑的面容添了不少光亮，两年前，他几乎每周都会来余东这里画画，桌上的颜料随他用，这里人多，来交流的乡亲们随时坐下聊画。

上世纪七十年代，衢县文化馆美术干部来到乡村，成立了第一批业余美术学习班，艺术的种子就这样种下。尽管在那个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农民还需要为饭碗奔波，但6个村民还是把画留在了墙头上、门板上，跨过千禧年，将余东“院前屋后”的农民画风格传递了下去。

慢慢地，村民郑利民和几个农民画爱好者自发组织成立了农民画协会，一开始的会员只有不到十人。郑利民还记得，一位省里的领导来余东调研，问他们有什么愿望，郑利民说希望村子里的画能在杭州市办一次画展，领导告诉他们，现在是春天，等秋天结果了，你们就把画带来。

秋天到了，橘子熟了，余东农民们的画，也如愿染上了杭州的桂花香。

2021年以来，余东全村也在探索农民画的开发，寻找其艺术之外，让农民们受益更直接的经济价值。村里成立了余东农民画发展公司，大力推进由卖画向卖版权、卖文创、卖旅游、卖品牌转变，通过“招商招引”，吸引“南孔文创”“余东秀”等一批文创业态入驻，画家以农民画版权入股，开发周边的文创产品。

农民画的文创产品

在余东村内的文创商店里，能看到村民们的画被印在丝巾、杯垫和饭碗上。郑利民和协会的会员们一起，把这批文创卖到了文博会上，按照文创产品最终的销售情况考核，慢慢形成产业，诞生了余东农民画文创产品的30多个品种。

随着中国乡村美术馆在余东建成，一切变得顺畅了起来，在衢州市文联的牵引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等学校在这里建立了研学基地，全国知名艺术大师在这里建立了研学工作站。这些名家的到来，也带动了越来越多的学生、艺术家以及游客慕名而来，村庄里的每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都被艺术家和农民们点缀上画里的色彩，余东村本身，也成为了一幅光亮的农民画风景。

在一次次画展、参赛中，余东村悄然发生着某种质变——

余春良的女儿回到了乡村，学习继承下这门艺术，现在，连他上小学二年级的外孙，也开始学画农民画了。

村民肖美仙开起了妈妈饼农家乐，旺季来她店里吃饭的人只能到祠堂外找空地，她笑眯眯地说，日子过得很充实。

巫锡良开始钻研起了羊，羊吃草的样子，羊发呆的样子，他将画取名《喜气洋洋》，卖出了许多幅，最贵的一幅，卖了2000多元。

傍晚，到了烧饭喂鸡的时候，在余春良家里交流画的村民们放下笔，给家门口的包心菜浇水，慢慢地包心菜长大了，最外层的叶子舒展开，像少女的裙摆。

村民家门口种的包心菜

村民之变

2014年，慈溪市附海镇东海村的茹建朝还在绍兴经商，那年他回老家过年，却不知道村里办了台“村晚”，那是小学六年级的方懿可第一次登上校外的舞台，她穿着朝鲜族的服饰，唱了《幸福像金达莱一样》，一曲结束，坐在舞台下时任党总支副书记朱威迪用力鼓掌，并记住了这个会唱歌的女孩。

那几年，慈溪小家电制造业飞速发展，来东海村打工的外乡人越来越多，新村民和老村民之间小矛盾也多起来，朱威迪想着要试试“以文化人”的治村模式。可彼时的东海堪称 “文化洼地”，这个原本就以移民为主的村庄，很难挖掘出他们独有的文化内核。

看着“一穷二白 ”的文化家底，朱威迪坚持要办“村晚”，当时的他虽然不确定这样的文化形式究竟能给村民带来多少影响，他挨户敲门，可是大家都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才艺，朱威迪索性找了一群孩子，跳拉丁舞的，弹古筝的，还有会唱歌的方懿可。

方懿可的妈妈是东海人，她坚持要方懿可从幼儿园开始坚持学一门乐器。方懿可选了钢琴，那时村子里学乐器的孩子只有几个，彼此都是学校各种演出舞台上的“老面孔”。那时她也还不确认未来自己的发展方向，但在2013年那台村晚的聚光灯下，收获了许多掌声的她，那一刻突然无比自信和骄傲。

2014的“村晚”

茹建朝因为业余擅长声乐，加入了绍兴当地的艺术圈，他还是鲜少回村，不过“村晚”这个项目还是被朱威迪坚持保留了下来，慢慢地，会唱越剧的阿姨们也想组团报个节目，各家的小朋友都想在村晚一展风头，报名表演的村民多了，朱威迪又在全村开启了“我要上村晚”的筛选模式，按照节目质量排序，优胜劣汰，希望以此激发村民的文艺素养。

后来的许多届“村晚”，方懿可都不需要再上台“充数”表演了，但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她最终选择了艺术的方向。现在，她在外地的音乐学师范专业读大三，暑假的时候回村看外婆，同村一个小男孩也想考艺术专业，在他的声乐考试现场，方懿可给他弹了伴奏。

越来越多村里的孩子对艺术感兴趣了，村里的艺术氛围也越来越浓厚。2021年，在外打拼了15年的茹建朝终于决定回村了。这离不开朱威迪的反复明示加暗示，他们是初中同学，自从朱威迪知道了茹建朝是声乐专业的艺术家，他便时常邀请茹建朝回村指导个节目，一群平均年龄60岁的阿姨那对艺术渴求的眼神，让茹建朝动了想要回家的心。

东海已经不是茹建朝离家时那个东海了，艺术和文化埋下的种子在发芽，让东海也有了施展艺术的空间。时机慢慢成熟，在慈溪市文联的牵引下，茹建朝成为了这里的“文艺村长“。

茹建朝在教学中

茹建朝在东海成立了一支歌咏队，教村民唱村歌，也教他们品鉴音乐。去年，一个60多岁的阿姨想让茹建朝请省里的文联组织专业人士来附海镇表演越剧，她私下偷偷跟茹建朝说，自己跟着他学了这么久的声乐，哪里的人唱得更好，自己一听就听出来了。

2023年的村晚，朱威迪、茹建朝和方懿可在彩排的现场碰面了。那时茹建朝是第十年村晚的总策划，他找到方懿可，邀请她重新回到这个舞台做主持人，再唱一首歌。彩排时，方懿可走错了路，走回了儿时表演的那个礼堂，她不知道的是，村里新修了“邻里之家“的大礼堂，大部分的扩建款都是村民自愿捐的。

第十年村晚，方懿可选了一首很轻快的歌《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舞台上有干冰，她边弹边唱，用的是茹建朝带到村里的电子琴。

方懿可在弹唱

朱威迪坐在舞台下琢磨着，今年，一定给村里添置一台钢琴才好。

这样的故事发生在浙江许多村庄的角落里，衢州市柯城区新姜村的村民们，因为一位茶艺人的出现，免费品尝到了他用本村的樱花制作的樱花白茶，进而对茶艺有了懵懂的概念；宁波奉化棠岙村的一座古桥，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孩子们来画油画写生，让当地的村民感受到了艺术带来的鲜活力量，也加入到绘画的队伍当中……

艺术家之变

对于一些还在初期探索艺术乡建模式的村庄来说，通过当地文联，引进艺术家驻村，是较为普遍的模式，艺术家究竟是怎样和村民们产生链接的？村庄给这些艺术家又带来了什么？

对于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丛志强来说，刚刚进驻到葛家村的时候，艺术改造并不顺利。

2019年4月，丛志强带着三名研究生来到了宁海葛家村，试图“用艺术改造激发村民们的内生动力”。他们原本想用授课的形式，但发现几乎没什么村民愿意来听，即便听了，也只是“走个过场”。

丛志强这才意识到，对于生活在乡村的他们而言，知识不是从课堂里学的，是从生活里学的，于是将教学方式转变为和村民一起动手。他发现，村里存在着一个最热闹的“CBD”，村民们都喜欢从家里搬来一把小凳子聚在这里聊天。

丛志强决定，就从在这里建一把“大椅子”开始。材料在村里随处可见——毛竹和石头，唯一花钱的是一袋水泥。椅子要能躺能坐，也要有艺术美感。椅子造好了，村里几个阿婆说坐着舒服，便到处跟村民们讲起这位北京来的老师。

葛家村的“人大椅”

慢慢地，村民们愿意打开自家的房子，邀请丛志强来家里看看，自己家能做出什么新花样。

这一看，村民叶仙绒的家里就被发掘成了美术馆。丛志强发现，叶仙绒家里有很多老物件，只要合理摆放排布，稍作打扫，便可以开门营业。

今年春天，叶仙绒院墙外的小花也开了，围着电线杆建的毛竹筒花坛上，淡红色的小野花也开了。当年丛志强和村民们一起设计的这把“人大椅”依然是村里的CBD，偶尔被孩子们当成滑梯玩耍。沿着椅子往外走，毛竹钉在一起做成的造型鱼，旧布重新缝合而成的“儿童森林”，石头花坛拼成的“微景观”，都是葛家村村民的艺术想象。

和村民一起时间久了，丛志强总结，要改造，就从村子里最脏乱差的地方改起，这样改造完才会有说服力，让村民感受到在更舒适环境里生活的快乐。尊重他们的生活和需求，在生活中帮助村民挖掘艺术，这样的艺术才更加适合乡村。

村民们用旧布改造的“森林公园”

艺术不是目的，是手段。这是丛志强改造村庄时一直坚持的理念，他告诉大家，无论是会裁缝，会做泥瓦活，会做竹子，都能成为艺术家。这无关乎村庄是否富有。这些年，他参与改造了20多个村庄，包括刚刚脱贫不久的村庄，村民一样有对美好生活方式的追求，只要挖掘出村庄的资源和文化，葛家村的模式是可以复制的。

艺术家来到村庄，如果是为了和村民们一起发现美、制造美，那便是共创价值。如果只是闭门造车，那便失去了乡村建设的真实意义。

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在3月末首届“艺术乡建助推共同富裕”研讨峰会上提醒大家，艺术家到乡村去，不能仅仅是为了创作，而忽略对村民“授之以渔”的意识。如果艺术乡建止步于艺术家与乡村的邂逅，却没能为当地民众带来现实生活的改善和审美情趣的提升——这样的乡建，往往会随着艺术家的离去戛然而止。

事实上，浙江的乡村从不缺文化和艺术的积淀，奉化棠岙村至今有家庭坚持古法造纸、传承造纸技艺；江山大陈村因为《妈妈的那碗大陈面》的一首村歌延伸出音乐剧等多种艺术表达形式；淳安县梓桐镇西湖村因书画艺术的挖掘，形成了西湖村蚁巢、黄村德隐陶局等多处艺术风景；柯城沙湾村因是赵抃的故乡而开展廉政连环画的培育......

棠岙村的村民仍在坚持“古法造纸”

乡村需要的，不仅是艺术家，更是对乡村有感情，能挖掘本土文化特色的运营官。据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王丽云的观察，两年以来，艺术乡建参与人群开始逐步从本地的艺术家扩展为外省的艺术家，甚至高校的学生和教授，浙江的许多村庄也在用各种方式吸引文艺两新的群体入驻乡村，例如金华市婺城区安地镇上干口村成立的婺城文艺创客基地。

但这还远远不够，王丽云希望寻找更多能够将乡村已有的艺术文化点亮和升华，为乡村寻找艺术之外更大价值的乡村运营官，和乡村一起成长，共生。

这依然是从人到人的过程，衢州市文联副主席戴郑娇认为，乡村不缺硬件上的“艺术空间”，但如何能让“空间不空”，是艺术乡建要做的事情。文联不缺艺术家资源，而艺术家最大的价值是创造美和快乐，当田蓬村一群平均年龄72岁的老人歌唱队向文联发出求助希望专家来指导时，戴郑娇觉得她们找到了艺术乡建的真正价值。

艺术乡建不应由艺术家一个主体来完成的，而是由当地政府、企业、社会机构、村民甚至游客来共创的事业。每个乡村都处在不同形态和不同阶段，这种影响仍然是漫长的，两年的时间或许还不足以承载这种变化，但只要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便能创造出艺术村庄的101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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