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主义社会思潮的产生，以及康有为维新运动的兴起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民族近代工业的出现，产生了早期改良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虬、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

早期改良主义者大都和洋务派有联系，有的还帮助洋务派筹办近代企业。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时与洋务派的区别尚不明显，但在从事洋务活动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新式枪炮船舰和洋务企业，不能使中国富强，因而进一步要求清政府吸收西方国家进步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中法战争后，人们普遍对洋务派所标榜的"求富”、“自强”的口号发生怀疑，希望另谋富强之路。于是改良主义的思想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迅速形成颇有声势的改良主义社会思潮。这一思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主张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要求取消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协定等危害中国最深的侵略特权。

第二，力主革新政治、变革社会政治制度，设立议院。他们在认真研讨了西方社会制度后，认识到不变革封建专制度，中国就不可能像西方各国那样强盛起来。

他们强调指出，学习西方技艺固然重要，但是只有学习西方政治制度而变革中国政体才能富强。他们批评洋务派仅袭西学的皮毛，而不学其根本。因此，他们强烈要求建立一套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治制度，即建立议会政治制度。

维新思潮在甲午战后有了新的发展，它从一种社会思潮转变为宣传维新变法运动。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时，已经形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这次运动的领导者就是曾经发动“公车上书”的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自幼接受严格的封建教育，熟读古代典籍，对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之书无所不读。

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动荡不安，使他受到很大刺激。他对腐败政治不满，对传统儒家的义理、词章、考据等学问感到厌倦，认为这种脱离实际的学问挽救不了民族危机。他从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阅读《西国近事汇编》等介绍西学知识的书刊，并游历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光绪八年，他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失败后，南节归途中“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于是大购西书，回乡后认真研读，“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并初步形成了维新思想体系。

中法战争的失败，使他备受刺激，从此他强烈要求变法图强，并执著地进行宣传活动。光绪十四年（1888 年），他利用在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向皇帝写了一封5000字的上书。

这是他第一次上书（即《上清帝第一书》），主要内容是要求皇帝“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国家危亡。由于顽固派的阻挠，上书没有递到皇帝手里，他自己也遭到顽固派的嫉恨和打击。

他在这次会试中已被录取为进士，但顽固派主考官徐桐竟在发榜前夕把他的名字取消了。不过他上书的内容已在开明士人中广为流传，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十七年，他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培养了一批维新骨干，如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徐勤等人。其中尤以梁启超最为著名，成为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运动的最得力的助手，后与康有为齐名，故有"康梁"之称。

康有为为了给变法运动寻找理论依据，将儒家今文经学中最有影响的著作《春秋公羊传》搬了出来。他利用这部著作的微言大义发挥政见，议论时政倡言改革，并结合西方政治学说的某些内容，穿凿附会，作为变法理论武器先后写出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人类公理》等著作。

《新学伪经考》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刊行。此书把东汉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奉为经典的古文经，大都说成是"伪经"，是王莽的国师公刘歆为迎合王莽篡夺西汉政权而伪造出来的。

王莽国号为"新"，故称这种伪经为新学。此书“宣判”古文经是伪作，旨在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朝正统学派的根基，在政治上打击了顽固派"笃守旧法而不变"的保守思想，而为变法维新制造经学"依据"。

《孔子改制考》写于光绪十八年，刊于光绪二十四年。此书论证儒家经典都是孔子为了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按照自己的理想假托先王的言行写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改革。

康有为以此证明孔子亦是一位维新派，并打着孔子"托古改制"的金字招牌，为自己的变法改革找根据。因此顽固派骂他是“灭圣经”、“乱成宪”而对他大张讨伐。

《人类公理》一书在戊戌变法时期没有发表过，而且书稿秘不示人。后来改写为《大同书》，鼓吹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但正如毛泽东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康有为的这三部著作中，虽然也闪现出类似西方进化论和自由平等的某些思想，但基本上是"以儒攻儒"、或打着孔子改革的旗号以证明变法改革是天经地义的。

可见，康有为的变法理论武器基本上还不是以西学为基础，而是对中国传统变法学说的再创造，所不同的是康梁变法的基本内容是吸收和发展了早期改良主义者所追求的改革目标：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建立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实行君主立宪政治和反对外来侵略等等。

仅此而言，他的思想主张远远超越了儒家范围而具有鲜明的近代气息。但是，康有为的“两考”的内容不但多有不切实际的玄谈和扑风捉影的虚幻，而且还严重存在作伪、曲解和断章取义的坏学风。

就连当年曾不遗余力地吹捧“两考”是“思想界的一大飓风"、"火山大喷火"的梁启超，也在事后坦言批评乃师"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歪曲证据”等弊端，并宣称：“启超自三十（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因此，"两考"并无说服力，其作伪学风更为学人所不齿。就连维新派人士中也少有追随者。

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起的“公车上书”在北京及全国各地产生了很大影响，倾向于变法维新的人与日俱增，康有为则成为举国注目的倡导维新运动的旗手。

这次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五月十一日（6月3日）他第三次上书，陈述了自强雪耻和富国强兵之策，作为“公车上书”的补充。这次上书终于递到了光绪帝手里，引起光绪帝的重视。光绪帝的老师翁同稣也会见康有为，商讨变法事宜。从此，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并和帝党结合起来推动维新运动的迅速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