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代中国社会的震荡，带来空前的民族危机，也带来了文化与思想的翻覆。在国族重建的关怀下，民国时期女性的身体特征及言行表现亦成为国族建构的重要议题。

民国女性，因身体自身所具有的隐喻特征和符号化倾向，从头到脚均被置于男性主导的性别秩序、男女之别（即阴阳、内外)的凝视之下。

一、女性立场的觉醒与冲突

近代社会中，真正意义的女性立场觉醒主要以女学生、女性知识分子、女艺人以及都市女子等为主。女学生、女性知识分子及女艺人以实践上的冲锋来，来寻找“自我”的个人本位；而都市女子则以追求美丽的意志，将女性觉醒的果实以另一种方式保存下来。

二、反叛传统的短发：女学生的觉醒

女学生剪发原因有许多，为节约时间，为经济省钱，为卫生健康。但其中一个原因与女性立场的觉醒息息相关。

个别女学生通过剪发来反叛“女子自小蓄发”、反叛“男尊女卑”，反叛由性别规定的传统。这些女学生认识到，不可再将“女子的人格”放在男子的评论下。

她们需要呈现自我意志，需要有不遵循男权范式的自由，需要自决。忽地又想起女子剪发同盟会的宣言来。还记得那位会首的演说道：几千年来男子也将女子的人格侮辱够了。如今脚是放了，我们为什么还将这把烦恼丝留着，梳妆打扮的去娱乐他们，让他来侮辱呢。

除此之外还有三大利益：一是经济时间；梳一个头发至少要花一小时左右的工夫；二是卫生清洁。

我们女士剪发就是抵制男子们的剪辫。从前男子没有剪辫的时候，假使家庭中起了风波夫妻相打起来，男的一把拉住女的发髻，女的一把拉住男的辫子，彼此势均力敌不相上下。

现在男子们已没有辫子而女子们还挽着发髻，相打起来女子已拉不到男子的什么，而男子却依旧可以拉着女子的发髻。女子的髻一被人捉住，就有天大本领也施展不出来，变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我要把五千烦恼丝付之一剪咧。

虽然这些言语看似激烈，甚至偏激，其中却表达了女性争取生活的主导权。她们试图突破在“女儿”、“妻子”“母亲”的角色设定里，而是发现自我身份与自我意志。而后在越来越多的女学生剪发实践中，近代女性意识和女权思想的轮廓也渐渐清晰起来。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早期还不成风气的女子剪发运动，已蓄燎原之势。一些较为进步大胆的女学生不仅自行剪发，还以实际行动宣传女子剪发思想。她们以油印传单、发文见报、组织同盟会等各种方式，大力提倡女子剪发。

尽管剪发运动仍会受到巡警管制、封刊取缔等阻碍，但这些藩篱最终还是无法阻挡青年学生的进步，尤其是女学生打破封建的渴望。

因帮好友剪发，而被开除学籍的女学生秦德君，虽然被学校和封建论者看作是伤风败俗、大逆不道之人，但实际上她追求身体自主，挑战陋习的精神鼓舞了其他学生，当地许多女学生也纷纷勇敢剪发。

秦德君反叛传统的剪发行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以及近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先生的鼓励。

这位一生追求进步，一贯嘉励青年的先生立即邀请三位‚化装女士‛参加他主持召开的四川自治联合会成立大会秦德君和陈竹影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女子剪发、妇女解放的演讲。

这一场大会鼓舞了许多女校学生，尤其是重庆女二师和巴县女中。重庆女二师的学生自治会还自发编排了新话剧《剪发辩难》，多次表演鼓励更多女学生加入到剪发运动中来。

女学生剪发后的选择不多，只能留当时男式发型“华盛顿”、“拿破仑”发式。女学生初剪发时“都不知该梳什么发式好，连理发店的师傅也很感为难，因从来没有设计过妇女的短发，故只好拣个现成，按当时最流行的男发样式来剪理了”。

后来，女学生的发式则演变成有前额短发帘的齐耳短发，也十分简单，方便梳洗和打理。

一些思想进步的女子，通过发式的改变而赋予了头发一种思想解放的象征。部分思想新潮的女子为了追求进步和彰显自我剪去了动人的长发。随着五四思潮而起的女子剪发运动使得当时社会各界的女性对头发有了新的认识。

在女子剪发运动中，女学生的身体展示是带有鲜明的“争取”意味的，但同时不同女性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行动。

在剪发风波中更多的是复杂且纠结的头发实践。有些女性在“女子解放”的号召下毅然决然地剪去长发；有些女性则是当时知识界的舆论宣传与鼓励下，经过反复思量与纠结才选择将头发剪短。

有些女性则无法理解剪发的真正意义所在，依然选择蓄发，恪守传统习俗。家庭阻扰、社会讥笑、旧习因袭、西方女子未剪、男女有别不剪发、剪发不美观等。因此一些女性虽然认识到了剪发的益处，但没有勇气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以及自身犹疑。

三、展现自我的剪发：妇女运动先驱者的自决

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在男性上战场时，女性也需要进入工作岗位，女性参加劳动比例的增加，为她们带来了敢于发声、勇敢追求女性权利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妇女运动先驱者。

如王剑虹、陈学昭等妇女解放运动代表人物，如庐隐、丁玲等女作家。她们在剪发问题上所发表的言论无疑具有先锋示范之意。她们被自由平等、人权至上的启蒙思想所打动，认为女性应该挣脱出守旧的牢笼，追求男女的平等、婚恋的自由、反抗礼教的限制。

以庐隐为例，她特别地关注妇女地位和命运，与“五四”其他女作家相比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女性意识。庐隐一直坚持倡导良好的家庭分工，提倡妇女解放，提出真正的性别平等。

她用剪发来表示对早期女子觉醒的支持，同时又反思女性自身在妇女问题上的主导权。女子剪发不再单单是剪发的行为，更成为女性觉醒、展现女性自我意识的决心。

在这些妇女运动先驱们的眼中，女子剪发是一种信号，背后是深刻的妇女问题。通过女子剪发运动，往最根本的社会问题上努力，“然后我们妇女才有真正解放的时候，社会才有好现象。”庐隐等人从女性自身处境和出路的角度进行思考，从理想的家庭分工、性别平等、经济独立等都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构想，展现出女性对女性自身的思考。

当女学生剪发被禁止，这些妇女运动先驱们不仅声援女学生剪发自决，更关注提出当时女子教育中的弊病。一位叫做平如的女性知识分子，对民国时期女子教育提出质疑，提出了“把妇女当做一个独立的人”的问题。

不止于此，从业于书场和戏院的梨园女性艺人，也在剪发的倡议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她们利用自身演艺的舞台，在说书评弹、演戏唱曲的过程中，表达自身剪发的感受和剪发后“或利索、清秀，或洒脱、漂亮，或文静、甜美”的形象，吸引女性观众的注意，也使得一些男性观众对女子剪发有了改观。这些剪发宣传活动直接促进了女性发型的推广，取得显著的社会效果。

四、追求美丽的烫发：都市女性的争取

如果说是女学生、女作家的剪发是一种冲锋，那么都市女子就是通过追求美丽，巩固了发型自决的成果。

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社会秩序急速变动、多元文化冲突融合，烫发一时间在时尚和消费的推动下，成为都市女性的追求。

蒋介石政府在1934年新生活运动时期，严令禁止妇女烫发。新生活运动的规定，主要有四点：“（1）禁止行路吸烟；（2）衣冠必须整齐；（3）取缔妇女烫发；（4）提倡服用国货”。

此时影响女子烫发被禁的主要因素仍是国族、家庭对于女子身体与形象的隐性约束。

显然，此时女子烫发不符合时人的国族想象，也不符合传统的家庭观念，甚至也不符合此时男性对理想配偶的构想。烫发成了一种女子耽于物质、甘于堕落的形象标签。

她们轻浮奢靡，好玩乐，无法勤俭持家。杭州市妇女界有一“女子救国十人团”，主张“八不主义”，即不涂胭脂不抹粉，不画眉毛不烫发，不着高跟不赤脚，不学跳舞不打牌。

她们认为女子追求时尚是误国之事，女子朴素才是救国行为。甚至有作者将追求时髦的妇女称为“丧心病狂的洋货推销员”，将追求时髦的行为看作“确实是妇女堕落的总原因，也是中国贫困的致命伤”。受到当局政治话语影响，女性群体内部也出现诸如此类的反对。

新生活运动高峰时，有传言，若见有摩登女郎、姨太太等卷发者辄剃光，然后放走。一时间，一般卷发女子皆不敢踏出家门半步。然而事与愿违，在严查严打下，当时人们仍见“卷发的老少‘摩登’出没街头”，上海大街上烫发女子随处可见，“而市上烫发女子，仍旧触目皆是”。

尽管国民党当局以“浪费、奢侈”来形容烫发，禁止女性烫发，但是追求美丽的都市女性们仍然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反抗。她们之中有些干脆躲家中不出门，有些出门时以头巾包住烫发，有些选择避开街上的巡察时间出门。

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女性最终取得了这场头发保卫战的胜利。一来上海烫发女子数量之多，较之内地，烫发现象更普遍；与此同时，女性已开始反思烫发作为一种“头发上的修饰”，“各人有喜欢各花样”是十分正常的，不必将烫发问题严重化，也不必过多争执。

都市女子的烫发行为，不再像放足和禁剪发一样，背负着国族命运的重担，成为一些男性政治精英主导的舆论场。女子的烫发成为一个都市女性自我展现的舞台，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近代女性身体脱离国族单向度控制之路。

尽管女子烫发也遭到了国族、政权的打压，甚至受到一些来自女性群体内部的争议，但都市女性以追求美丽的方式，作出反抗。尽管都市女性的烫发行为又容易陷入女性消费主义的陷阱，但她们仍在头发这片小小领域，争取到了审美自足的地位。

总结

部分男性知识分子在早期的妇女解放中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虽然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男性知识分子唤醒女性主体意识的主观动机存在争议，但客观上，他们以宣传女性解放、自由平等的举动，确实催动了女性的觉醒。

五四时期女权思想、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使一些早期知识女性寻找自我身份的认知、思考女性本身的价值，甚至参加妇女权益运动以争取经济独立、婚姻自由等权利。部分女性先锋开始宣传女权主义，不仅提倡“男女平等”，还争取女性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呼吁广大女性由经济与审美独立达到思想与人格独立，争取头发自决。

在女子发式再次遭遇政权逼迫时，是依赖都市女子的坚守。或许这些都市女子护卫“发型”的行为并非出自完全意义上的女性觉醒，但她们也通过这种实践来表达“身体自决”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