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聋发聩！杨振宁力证：人类最伟大创新，全是25岁以下青年干的？

创新依靠的是年轻人，而非老年人。我们应当深入思考中国的创新问题：

为何中国的原创性创新难以突破？首先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年轻人在做什么？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为何难以崭露头角？他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究竟去了哪里？

回顾过去几百年的科学创新史，可以发现一条基本规律：真正的原创性创新几乎全部由年轻人完成。

此处可举两个最著名的例子：

第一个是量子力学。凡上过初中或高中者，大多知晓量子力学。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在多次演讲中指出，量子力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具革命性的科学突破，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若无量子力学，便不会有后来的芯片、计算机、互联网，乃至人工智能——这一切皆无从谈起。

那么，量子力学是如何诞生的？学界普遍认为，这门学科是在1925年、1926年和1927年这短短三年内建立起来的（尽管此前已有普朗克、爱因斯坦等人的奠基性工作）。

据统计，在这三年间，欧洲科学家共发表了850余篇相关论文，正是这些文章构建了量子力学的理论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850多篇文章中，有760篇出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之手。稍具物理学史常识者便知，撰写这些论文的学者不仅多为二十几岁，绝大多数甚至未满25岁。例如海森堡、泡利、狄拉克等人，在提出其开创性理论时，年龄均不足25岁。正因如此，当时人们将量子力学戏称为“boys’ science”——即“男孩子的科学”，意指这一划时代的学科是由一群青年才俊所缔造。

由此不禁令人深思：今天中国二十出头的学生们在做什么？诚然，他们或许掌握了许多知识，完成了大学学业，背诵了大量内容，但其想象力与创造力又体现在何处？引用量子力学的例子，正是为了说明：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科学突破，并非由老年人完成。以我这般年纪，若还幻想在科学上取得革命性突破，实属绝无可能。

第二个例子是人工智能。如今，人工智能已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即便未曾研读过科学著作的人，也熟知“AI”一词。而人工智能的起源，同样源于一群年轻人。

1956年，一群学者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了一次会议——即著名的“达特茅斯会议”。该会议虽形式松散，持续近一个月，但获得了基金会约10万至15万美元的资助。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首次明确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概念，并随后分头开展研究。数十年后，人工智能已发展为足以重塑人类社会与世界的洪流。

那么，参加达特茅斯会议的这些人当时年龄几何？全部为二十几岁，无一人超过30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包括约翰·麦卡锡、马文·明斯基和赫伯特·西蒙。

他们彼时均年仅二十余岁，正因如此，人工智能亦常被称为“boys’ science”——同样是“男孩子的科学”。

这些青年后来均荣获图灵奖——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马文·明斯基、约翰·麦卡锡与赫伯特·西蒙皆获此殊荣。

马文·明斯基

图灵奖之分量可见一斑。在华人学者中，仅有姚期智先生获得过图灵奖。姚期智籍贯湖北孝感，早年自台湾赴美，后归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并创办了著名的“姚班”。

许多人或许不熟悉姚期智本人及其图灵奖成就，但对“姚班”却有所耳闻。前些年人工智能热潮兴起时，坊间盛传姚班毕业生入职企业即获年薪500万元以上。由此可见图灵奖之卓越地位。

通过上述两个例子，旨在阐明一个核心观点：创新并非源自老年人，而是依靠年轻人。二十几岁的青年是否具备想象力与创造力？切勿等到30岁、40岁，甚至50岁，仍幻想在科学领域实现重大突破——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当前的教育体系。如何让十几岁、二十几岁乃至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得以脱颖而出？如何使其天赋、创造力与想象力得以充分释放？

事实上，美国一些知名学者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的博士生导师制度。他们指出，这一制度不利于科学创新。原因在于，中国的博士生导师多为功成名就者，年龄普遍在四五十岁乃至五六十岁。然而，当一个人步入这一阶段，往往已远离科技前沿，创造力显著衰退。此时，其科研能力已大不如前，却仍占据大量学术资源。

故而，思考中国创新问题，必须从科研体制、教学体制及整体教育体系入手，进行深刻反思：我们应如何构建一种机制，使年轻人——尤其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年——能够真正冒出来，使其天才、创造力与想象力得以在黄金年龄充分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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